假如我有九條命，就好了。
一條命，可以專門應付現實的生活。現代人最煩的一件事，莫過于辦手續；辦手續最煩的一面，莫過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若要整理和收存，卻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機關發的，當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請人得在四根牙簽就能塞滿的細長格子裡，填下自己的地址。許多人的地址都“節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門牌還有幾号之幾，不知怎麼填得進去。一張表填完，又來一張，上面還有密密麻麻的各項說明，你必須皺眉細閱。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種證件的号碼，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條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條命勉強可以用來回信和開會。
一條命，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親和嶽母。父親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傾好動的人，喜歡與鄉親契闊談宴，現在卻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裡，出不得門，隻得追憶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懷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孫女。嶽母也已過八十，五年前斷腿至今，步履不再穩便，卻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顧旁邊的朦胧之人。
一條命，用來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全職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務，做這件事不過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卻是專職。一個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這樣的恩賜應該細加體會，切勿視為當然。我覺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稱職一點，原因正是有個好太太。做母親的既然那麼能幹而又負責，做父親的也就樂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實行的是總理制，我隻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個女兒天各一方，負責通信、打電話的是母親，做父親的總是在忙别的事情，隻在心底默默懷念着她們。
一條命，用來做朋友。中國的“舊男人”做丈夫雖然隻是兼職，做起朋友來卻是專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讓他仗義疏财，去做一個漂亮的朋友，便能赢得賢名。這種有友無妻的作風，“新男人”當然不取。不過新男人也不能遺世獨立，不交朋友。人要表現得“夠朋友”，就得有閑、有錢，才能近悅遠來。窮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遊？我不算太窮，卻窮于時間，在“夠朋友”上面隻敢維持低姿态，大半僅是應戰。跟身邊的朋友打完消耗戰，再無餘力和遠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維持龐大的通訊網了。演成近交而不遠攻的局面，雖雲目光如豆，卻也由于鞭長莫及。
一條命，用來讀書。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古人的書尚未讀通三卷兩帙，今人的書又洶湧而來，将人淹沒。誰要是能把朋友題贈的大著通通讀完，在斯文圈裡就稱得上是聖人了。有人讀書，是縱情任性地亂讀，隻讀自己喜歡的書，也能成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詣地精讀，隻讀名門正派的書，立志成為通儒。我呢，論狂放不敢做名士，論修養不夠做通儒，有點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寫作，就可以規規矩矩地治學；或者不教書，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讀書。假如有一條命專供讀書，當然就無所謂了。
一條命，用來教書。書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師考學生，畢竟範圍有限，題目有形。學生考老師，往往無限又無形。上課之前要備課，下課之後要閱卷，這一切都還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學生閑談問答之間，更能發揮“人師”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師出高徒”，未必盡然。老師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務，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溫？倒是有一些老師“博學而無所成名”，能經常與學生接觸，産生實效。
另一條命應該完全用來寫作。台灣的作家極少是專業的，大半另有正職。我的正職是教書，幸而所教與所寫頗有相通之處，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灣，我日間教英文，夜間寫中文，頗能并行不悖。後來在香港，我日間教三十年代文學，夜間寫八十年代文學，也可以各行其是。魯本斯任荷蘭駐西班牙大使時，每天下午在禦花園裡作畫。一位侍臣在園中走過，說道：“喲，外交家有時也畫幾張畫消遣呢。”魯本斯答道：“錯了，藝術家有時為了消遣，也辦點外交。”陸遊詩雲：“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陸遊認為杜甫之才應立功，而不應僅僅立言，看法和魯本斯正好相反。我贊成魯本斯的看法，認為立言已足自豪。魯本斯之所以傳後，是由于他的藝術，而不是他的外交。
一條命，專門用來旅行。我認為沒有人不喜歡到處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閱他鄉，不但可以認識世界，還可以認識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華郵輪，謝靈運再世大概也會如此。有人背負行囊，翻山越嶺。有人騎自行車環遊天下。這些都令我羨慕。我所優為的，卻是駕車長征，去看天涯海角。
最後還剩一條命，用來從從容容地過日子，看花開花謝，人往人來，并不特别要追求什麼，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