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陶冶是用耳朵走心，在高山流水覓知音的路上，有時也會遭遇動亂時代焚琴煮鶴的大恸。
最具民國氣質和音樂氣場的就是豐子恺的這幅畫了，孩子們唱得見嘴不見眼，先生一襲長袍、一把胡琴悠然自得，窗外柳枝已經吐芽。畫題令人神往：村學校的音樂課。這就是傳說中的學堂樂歌吧。
我們上世紀70年代的青春，面對的音樂歌曲大體有三種：樣闆戲，戰地新歌，知青的歌。八個樣闆戲以京劇為主，幾乎每天灌入幾億人的耳朵，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人人會唱，不是因為愛這些歌，而是因為沒有其他的可以愛。《戰地新歌》是幾乎每年出一兩本的革命歌曲集，以滿足各地區、各行業、各運動的戰鬥需求，歌聲響遏行雲，比如：“我為祖國站崗，我為祖國獻石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我愛北京天安門”等等。知青的歌，是知青插隊時自編自唱的，詞曲簡單憂傷，是高亢年代少有的抒發小悲涼的歌，也常被主管部門視為禁歌。落戶陝北的《北京知識青年之歌》就很流行：“從北京到延安，路途多遙遠，告别了爹娘，告别了故鄉，來到了革命延安。望山高如雲，望水向東流，73條羊腸小道我挑着擔子往上走。昨夜我做了一個夢，夢見媽媽來到床前，雙手捧着孩兒的面頰，淚水就挂滿腮邊……”歌對應着食指的知青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全然不同于《人民日報》的朗誦體《理想之歌》：“紅日白雪藍天，乘東風飛來報春的群雁……”在1977年《人民日報》登出郭老的詩“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後，樣闆戲和戰地新歌便沉寂了，後來反倒成了返城知青的懷舊曲。
2009年，我與同伴制作了10集紀錄片《六十年三地歌》，回聽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華人的流行歌曲。大陸前30年的歌曲，叫停了上海灘民國調、西方音樂、傳統“封資修”小曲，以及一些抒情歌曲。海峽那邊還連續唱着民國老歌、本島民謠、校園歌曲、西方搖滾。“四人幫”倒台後大陸的舞台上漸漸有了抒情，有了超越“我們”的“我”。不乏幽婉的《軍港之夜》和《鄉戀》，更是煽動得讓兩種耳朵和心靈打架，直到滿街聽着鄧麗君，直到崔健挽着褲腿上台，一嗓子《一無所有》唱哭了一代人。“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黃梅戲演員馬蘭後來告訴我，那天她沒票進場，騎車繞着北京工人體育場聽，聽得淚流滿面。
如今電視、廣播、網絡、手機裡各種歌曲如百鳥争鳴，隻是學堂裡卻無多少适宜的樂曲。許多中小學在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的競争壓力下，能減的活動是春秋遊，能減的課程是音體美。那減的僅僅是幾首歌嗎？那是一個民族日趨一日的喑啞。
傳統的音節裡總是藏着氣節。孔夫子的禮樂春秋，祭祀莊嚴；伯牙和子期的相知，高山流水；高漸離易水一曲永别故人，雙目被剜後被嬴政叫到宮中，泰然奏罷最後一曲，向着暴君舉築一擲，裂帛之音，山河回響。
去年底，深圳一次文人雅集，南音傳人蔡雅藝懷抱琵琶，閉目吟哦《山色》，隻覺柔至無風，柔至微風，柔至大風。我突然明白了“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緣由，那是幾千年的江水，濺濕了憂傷，流淌着悲憫。“近觀山色蒼然青，其色如藍。遠觀山色郁然翠，如藍成靛。山色非變，山色如故，目力有長短。自近漸遠，易青為翠；自遠漸近，易翠為青。時常更換，是由緣會。幻相現前，非唯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萬法皆然。”《山色》是豐子恺先生的先生弘一法師作詞，将那觸目之色化為繞指之柔、掠耳之音，于是，通感通心通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