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疲勞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在伊拉克和叙利亞，幾個大國針對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的軍事打擊取得了較大勝利，同時平民遭受的困苦與傷亡也在增加，難民問題也遠遠談不上解決。國内外新聞界對此有所報道，不過很難把這一拖延多年的戰事作為頭條新聞持續報道下去。
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争（1990—1991年）以來，中東民衆的苦難從未停息。那裡綿延不斷的軍事沖突背景複雜而多元。“反恐”當然是賦予其中很多行動合法性的理由，但是這并未緩解那裡民衆的戰争苦難。在西方話語裡面對此有一個很冷漠的表述：對敵軍事行動“間接觸發的損傷”。在今天的中東地區，這樣的“損傷”每天都在發生。
在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支持的海灣戰争中，伊拉克官兵的死亡人數在2萬到3.5萬之間，平民直接死于戰火的人數在3500人左右，間接因為戰争導緻的醫療和其他困難而死亡的平民在10萬人左右。美國及其盟友在海灣戰争中具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僅有400餘人死亡，其中大約一半還是死于己方火力的誤傷。盡管如此，受貧鈾彈使用、高強度輻射和有毒氣體等多種原因影響，美軍仍有20多萬參戰人員在這場現代化戰争中罹患後果嚴重的慢性疾病，即所謂的“海灣戰争綜合征”。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種豪邁隻是文人筆下的詩句，隻有親身經曆過戰争的人，或在後方醫院親眼見到過死傷參戰人員身體的醫護人員，才可能知道戰争的殘酷。當真正面對寶劍砍下的頭顱，或者燃燒彈肆虐後的戰壕時，無論是古人還是現代人，絕不會有寫詩的餘興。
維拉·布裡頓（1893—1970年）是英國著名的女作家。其成名作是帶有自傳和社會史雙重性質的《青春見證》（1933年），書中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和她的未婚夫羅蘭、弟弟愛德華等人的生活和遭遇。羅蘭、愛德華以及他們的兩位好友都出身于所謂的“中産階級”，是貴族學校同學，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和軍訓，擔任英軍的低級軍官。先後戰死的這四位青年，僅僅是一戰時大批喪生的社會精英和民衆當中的幾顆沙粒。所有在硝煙中逝去的生命都在他們的父母和愛人心靈上留下了慘痛的空洞。維拉在前言裡解釋了她撰寫此書的動機：這些文字把正在被人們淡忘的黑暗痛苦激活了。但這不是她的意圖，她寫作的意圖是讓過着和平生活的人們拒絕“太輕易、太舒适的忘卻”。這種被和平麻醉的忘卻往往會導緻“曆史上最讓人悲痛的悲劇重演”。她希望用她的作品能提醒人們，戰争是現代社會犯下的一個嚴重的錯誤和罪行。在她寫下這些文字之後的第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在牛津大學，維拉最終主修的專業是曆史。回顧一戰曆史，她批評苛刻對待戰敗國的《凡爾賽和約》。她反對英國空軍在二戰中對平民居住地區進行“飽和轟炸”，并終生堅持和平反戰立場。她在一戰期間長期擔任戰地醫院護士，照看過英軍傷兵和被俘的德軍傷兵，親曆了不可言說的戰争的殘酷。而在戰争爆發的初期，正如她在自傳裡所記載的，她完全被社會上仇視敵國的情緒裹挾，尤其癡迷于貴族學校所培養的帝國主義尚武精神，積極鼓勵和支持未滿服役年齡的弟弟志願參軍。1917年12月，在維拉的弟弟愛德華陣亡的半年之前，他寫信給母親說：“我下次回家以後，一定會讓您在說晚安的時候吻我，就像我小時候那樣。我以前就是個愚笨的少年，總以為自己已經長大了，不能再讓媽媽吻我。我其實是太年少，不懂得您的愛。”
維拉及其家庭在戰争中遭受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她的回應不是仇恨，而是寬恕和對話。
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有1935年版的《青春見證》。北大圖書館有很多這樣的老書，背後的借閱卡片口袋上還印着繁體的“燕京大學圖書館”。卡片上記錄着該書從1935年到1941年多次被借閱的情況。“珍珠港事件”之後，燕大被日本人關閉。直到20世紀70年代，此書才有了借閱記錄。
戰争傷痕和曆史印迹就這樣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收藏的一本書上永久地留存了下來。
（立春摘自《北京青年報》2016年11月6日，李曉林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