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局上,陸小曼喊徐志摩“摩”“摩摩”,徐志摩喊她“曼”或者“眉”。張幼儀想起徐志摩以前對自己說話總是短促而草率,她于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沉默。
多少年後,她對侄孫女張邦梅回憶道:“我沒法回避自己的感覺。我曉得,我不是個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樣。我做人嚴肅,因為我是苦過來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自省。張幼儀缺乏魅力,也許确實因為她做人嚴肅,而她做人嚴肅,也正因為她是苦過來的人。
張幼儀1900年出生于江蘇省寶山縣,比林徽因大四歲,比陸小曼大三歲。這三個年齡相差不大的女孩,卻有着完全不同的處境。
林徽因與陸小曼,一個生于杭州,一個生于上海,成長背景頗為相似。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他積極投身立憲運動,做過司法總長。巴黎和會時期,他更是激憤地寫下《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是清末民初時的風雲之士。陸小曼的父親沒那麼耀眼,卻也與林長民同為早稻田大學校友,他參加過同盟會,出任過國民黨高官。相似的背景使他們視野開闊,不會囿于愚昧的重男輕女傳統,所以林徽因與陸小曼皆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受到極好的教育,從小到大,皆入名校就讀。
相形之下,張幼儀的幼年就慘淡得多。她祖上雖做過高官,到她父親這代已今非昔比。她父親據說隻是個聲譽很好的小鎮醫生,從張幼儀的叙述看,他的見識沒超過他當時的身份。
張幼儀說,她母親有八個兒子、四個女兒,但她母親從來隻告訴人家,她有八個孩子,因為隻有兒子才算數,“女人就是不值錢”。這與林徽因的經曆形成鮮明的對比。林徽因七歲那年,就承擔家裡與出門在外的父親的通信任務。現存的她父親給她最早的一封信裡這樣寫道:“知悉得汝兩信,我心甚喜。兒讀書進益,又馴良,知道理,我尤愛汝……”
陸小曼更是在父母的溺愛下長大,既聰慧,又頑皮,一度到不可收拾,被父親教訓了一下,才收了心,好好讀書。即便如此,也可見她父親對她的重視。
在教育這個問題上,張幼儀的父親也與他周圍的環境保持一緻。張幼儀的二哥和四哥早早出國留學,她父親依然覺得讓女孩子接受哪怕最基本的教育都是奢侈之事。
隻有當張家為男孩所請的私塾先生有空的時候,才過來給女孩子們講點《孝經》《小學》之類。但張幼儀是要強的人,她千方百計為自己争取受教育的機會。十二三歲的時候,她在報紙上看到一所學校的招生啟事,收費低廉到讓她父親不好意思拒絕,她又煞費苦心地邀請并不愛學習的大姐與她一同前往,才得以進入那個教學水準極低的學校。
所以張幼儀說,我是苦過來的人。她的這種苦,一方面是她作為女孩,在家裡不受重視所緻。另一方面,她在姐妹中排行第二——三毛說過,老二如同夾心餅幹,最容易被父母忽略——張幼儀到老都耿耿于懷的是:為什麼算命的說她大姐在25歲之前不宜結婚,她母親就真的不讓大姐結婚;算命的說她和徐志摩八字不合,她母親卻甯可改她的八字也要把這樁婚事促成。
當時,張幼儀雖然心裡有數,卻不能質疑。她一直都明白自己的處境,知道隻有自己能幫助自己。應該說,她的成長經曆非常勵志,對自己不抛棄、不放棄,像個社會新聞裡的堅強少女。
但是堅強少女往往無法成為男人眼裡有魅力的女人,因為她們一開始就明白有付出才有收獲,對世界缺了一種很傻很天真的信賴。她們不相信自己能夠輕易地被愛,也就不能明眸善睐談笑自如。在不自信同時對外部世界也不能信任的情況下,她們通常選擇嚴肅,選擇收緊自己。如果有人懂得她這嚴肅的由來,也許會對她多一點憐惜與欣賞。但活潑的徐志摩不會,盡管張幼儀長得不差,且努力追求上進,他依然視她為一個無趣的土包子。
張幼儀不明就裡,一直以為是自己做得還不夠。她後來為徐志摩做得确實也非常多,這些使得徐志摩依賴她、信任她、尊敬她,但始終不能愛上她。
而他喜歡的林徽因、陸小曼,因被愛而可愛,因可愛而更加被愛。她們的父親對她們的寵愛,使得她們後來在男性世界裡也自信、明朗、活潑,那是她們自童年起就形成的一種氣質,這種氣質甚至會讓接近她們的男子感到,不愛她們,簡直是天理難容。
經常聽人說,女孩要富養。這種富養不隻是金錢上的給予,還是精神世界裡的溫軟包裹。這不但讓一個女孩在經濟上獨立,還能讓她在精神上富足,讓她踏實而不局促,笃定而不猶疑,富有彈性而不歇斯底裡。這麼說吧,女人的異性緣,一定跟她曾經得到多少愛成正比。父親給予的愛,是一個好命的女孩一生裡得到的第一桶金,是她将來在男性世界裡的競争力。
悲哀的是,生于20世紀後期的我們和生于20世紀初的張幼儀,有着相似的命運。這也許是張幼儀在廣大中青年女性裡人氣更旺的原因,我們從她那張茫然無措的臉上,總能看到辛酸的自己。
好在,張幼儀最終憑她堅強的意志,打下她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我們也有機會,用自己的心力,為自己療傷,這使得我們的路途更為艱難。這艱難,也是人生滋味的一種,使我們有驚無險地避開了一帆風順的貧乏。
(檬男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從尊敬一事無成的自己開始》一書,李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