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二歲的孩子，出生時母親因輸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已經去世。他也被感染，與奶奶、父親、繼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見到他就躲開。
吃飯時，他吃的菜由爸爸夾在碗裡。吃火鍋的時候，他吃了一會兒，往前湊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鍋，又坐下了。他爸說：“你吃什麼？”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說：“粉條。”
爸爸意識到攝影師在，猶豫了一下，說：“你夾着吃。”
他立刻說：“不，你給我夾。”
“夾吧。”
他說：“你給我夾。”繼母在邊上說了一句：“夾吧。”
他爸說：“你就夾吧，沒事沒事。”
他遲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鍋，在離自己最近的湯的表面匆匆夾了一片菜葉，坐下來放在碗裡，攪着。
桌面上沒有聲音，他解釋了一句：“粉條沒有了。”
過了一會兒，他爸撈了一筷子粉條放在他碗裡。
看完這個紀錄片，我們決定采訪他。但一坐在他對面，我就知道這采訪有難度。他太敏感了，或者說，他所承受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但記者的職責是提出問題，如果問得不準确，時機不對，沒有勇氣觸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後掌握不住，都不成。有一天看村上春樹的非虛構類作品《地下》，寫東京奧姆真理教在地鐵施放毒氣事件。他寫非虛構作品遠遠不如寫小說，可我理解他的拘謹，隻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種壓力——不管你再怎麼想“不能傷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場本身就有一種傲慢性”。
采訪中他說看這個紀錄片公映的時候哭了。我問：“是不是吃飯那一段？”
“阿姨，你怎麼猜得這麼準？”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沒想到他會問我這個，就據實說：“因為如果是我，我也會很難受的。”
他沒說話，眼睛紅了。如果在以往，我可能會停下來，或者問下去，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了他一會兒，說了句“怕你心裡受委屈”，就低下了頭。我不知道為什麼掉眼淚的不是他，而是我。
這句話後來我讓編導剪掉了，這不是一個記者應有的反應——不要在采訪中妄加議論，更不應流露太多的情緒。但我奇怪的是，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這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我根本沒想過要說，它隻是從心裡浮出來了。
後來我翻看筆記，一個月前我看紀錄片裡吃飯這段時，寫過“這真是天大的委屈，讓他受了”。在采訪的那一刻，他問我是怎麼猜到的時，這個問題喚醒了我那一瞬間的感受。
2
采訪藥家鑫案時，張妙的母親在房間裡痛哭，她父親跟我們說話。我覺得沒辦法在這樣的哭聲裡采訪下去，就問他：“你不去勸勸嗎？”
他說：“沒有用。”臉上滿是無奈。
我坐不住了，回頭對攝像師說：“我去看看。”
我進屋撫摸着張妙母親的胳膊，她精神已經有些恍惚，隻是哭喊，沒辦法說話。張妙兩歲的孩子過來，把他的塑料玩具遞給我，說：“給你，摩托。”我摸他的臉，說：“大寶貝，不是摩托，是奧特曼。”
事後我想，我為什麼會去那個房間，為什麼會這麼說話，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這是一種非新聞記者式的語态和動作，我在日常生活裡也不是一個性格很外露的人，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
與藥家鑫的父親交談。他說到臨刑前的最後一面，藥家鑫說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絕了，說：“把你的罪惡全都帶走，不要将來出了事别人再來怪我。”
我低着頭，用筆敲着手，“你這麼說他會難受的。”
為什麼這樣？我也不知道。
“這種采訪像在竹茬尖子上走，”我在筆記裡寫，“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這密密的芒刺上。”
3
昨天晚上跟一個朋友談話。她生活中的一個偶像，50多歲了，最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養了一個20多歲的女孩，準備離婚”。
她說：“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個好貨色。”
“你怎麼知道？”“他們告訴我的，沒别的，就是年輕。”
“你可以親自了解一下，不要帶判斷，不要預設，去談談，可能對家庭、對他都有幫助。”
“簡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的偶像呢，英俊，有才華，善良。”
“不會有人十幾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像個作家一樣去問問他。”
我的朋友是一個内心很豐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驚與創痛，隻是自身的感受往往會妨礙我們去感受他人。
我說“像個作家一樣去問”的時候，是想起了《安娜·卡列尼娜》。這本書也講男女情愛，但托爾斯泰好像可以鑽進每個人甚至動物的心裡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們，隻是深化他們，不管哪種類型——花花公子調情時的滿足感和身不由己愛上一個人之後内心的恐懼；一隻獵狗接近野鴨子時折磨它們的樂趣；一匹馬在起跑時隻用運動表達的本能思維；老官僚的一丁點柔情和他妻子原諒他外遇的全部心理過程……不管他多麼愛憎某人、某物，但就因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來。
以前我采訪過不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認為對他們的處境有些了解，但仍然是從概念出發，不能把自我放下，沉浸在别人的命運裡，像他們那樣活一遭。這個結果就是，你能做出片子來，也沒人說不好，但自己心裡清楚，就像黃庭堅說的，大雨滂沱而下，萬物吸納之，隻有庭前的大石頭，雨落其上卻“入不得”。
什麼叫“進入”？制作《在一起》時，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劉老師說她有一天打車的時候，司機問她去哪兒，她說了地址，對方有點奇怪，看了她一眼，說：“你去那兒幹啥？那兒都是艾滋病人。”
“我就是。”
司機一腳刹車，從後視鏡裡看着她，說：“我看你也是一個人呀！”
這句話，足見誤解和恐懼之深。一個社會的恐懼和暴戾之氣，往往來自想象而不是事實；來自議論而不是感受。
有一個階段，我勒令自己不能在節目中帶着感受，因為我認為客觀的前提是不動聲色，真相會流失在涕淚交加中。但托爾斯泰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客觀是對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對生活在此側與生活在彼側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沖突的感受自會相互克制，達到平衡，呈現出“客觀”的結果，露出世界的本來面目。
（沁雲摘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看見》一書，視覺中國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