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前主持人阿憶講過一件事。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北京也有震感，很多人都從家裡搬出來，在大街上搭起了帳篷。阿憶當時12歲，天天在帳篷間鑽來鑽去，跟一幫孩子瘋玩。阿憶長大之後才知道，那一場地震造成24萬人死亡。他開始對小時候的狂歡感到愧疚，他認為，小孩子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長大之後，經過教育的洗禮，心裡才裝得下别人的痛苦。
當時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雖有同感，不過，總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直到看到梁曉聲講的一個故事。
越戰時，一個村莊被炸毀。一個小女孩身上着了火，正哭喊着往前跑。一名美國記者用相機拍下這個場景。梁曉聲說，當時這個美國記者有3種選擇：第一種，他顧不上拍照，趕緊過去把小女孩身上的火撲滅；第二種，他拍下照片後再趕緊過去滅火；第三種，他拍完照後，轉身就走，因為他要急着給報社發照片。
梁曉聲拿着這3種選項分别問了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在小學生那裡，毫無疑問都選擇了第一種，被火燒多疼啊！在中學生那裡，有選第一種的，也有選第二種的，因為拍下這張照片，可以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場戰争的殘酷。在大學生那裡，有人開始為第三種情況辯護，認為職業素質是很重要的，既然你選擇了記者這個職業，就應該全身心地去拍更多更好的東西，并盡快把它發布出去。梁曉聲感慨地說：“如果我們培養的知識化了的人，在人性上還不如他們沒上學的時候，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
阿憶的故事和梁曉聲的故事，從正反兩個方面講了天性和教育的關系。
（李開明摘自《秋光》2017年第1期，王原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