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遊記》的第一頁，對格列佛的身世背景做了一個簡單的交代。17世紀末，14歲的格列佛從諾丁漢郡去劍橋的伊曼紐爾學院上學。3年後，他離開學校，在倫敦著名的外科醫生貝茨先生手下當了4年的學徒。與此同時，他還自學航海及數學等學科，因為“對那些有志于旅行的人來說，這些東西都很有用處。我始終深信，終有一天我會交上好運外出旅行的”。完成學業後，格列佛去商船上當外科醫生，6年裡多次航行到東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工作之餘他閱讀了大量書籍，到岸上去的時候，就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也學習當地的語言。
修業，做學徒，漫遊，3個時期加起來就是格列佛的大學教育。這是17世紀末學習者的曆程，也是現代畢業旅行的由來。把旅行當作教育來看，當旅行完成時，也是一個人的教育完成之時。這對今天的我們有怎樣的啟發呢？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沒有旅遊服務業的時代，旅行是什麼樣子的。今天，如果我們要從北京到杭州，隻需要搭乘飛機或者火車，就可以便捷地到達目的地。但在古代可沒那麼容易，首先你要确定前進的方向，之後在旅途中，你得把對世界的全部了解拿來對付可能出現的種種考驗。
旅行的意義就是，把你從熟悉的支撐系統拉開，你必須想辦法跟陌生的困境搏鬥。如果你能活着回來，就證明過去所受的教育已經内化在你心中，你已經成熟，可以獨立自主。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
們還會說“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旅行和讀書，這兩件事都是教育最高的自我追求。
一次充滿保護的旅行，就失去了旅行本來的意義。在這樣的行為下，每一個人都沒有真正地與目的地接觸，隻好把旅行轉化為視覺符号。怎樣才知道我來過倫敦？這就需要找出一些具有辨識性的東西，比如倫敦塔。或者到了巴黎，總要去埃菲爾鐵塔，這樣我才能确定自己是在巴黎。旅行的身體體驗轉化成地标目擊。甚至地标目擊也不夠，因為沒辦法把經驗帶回去，所以，我隻得站在埃菲爾鐵塔下，掏出手機，轉過身，來一張自拍。這樣回去我才有辦法向别人證明，我到過巴黎。亦即，如果旅行缺少了與目的地的摩擦，最後隻好全部符号化，經驗符号化、記憶符号化。而如果你在街邊随意一家小酒館拍一張照，就沒辦法證明自己是在巴黎。
所以在旅行團中很可能出現這樣的對話——
一個人問：“我們今天到底在哪兒？”
另一個人就會拿出一張行程表，回答：“如果今天是禮拜二，那我們就在比利時。”
這樣的旅行經驗是用一張表格來确定的。用熟悉的語言交流、住千篇一律的酒店、吃家鄉風味的菜……充滿保護的旅行就像是穿着太空衣的旅行——在異地，卻帶着一層家鄉的外衣。
旅行作為一件自我改良的工具，本來的意義是愈多的不确定、愈多的艱難、愈多的折磨，效果會愈好。但是今天的旅行愈加追求舒适，以至于形成全球化的旅行工業。travel在拉丁語中表示一種使人痛苦不堪的刑具，所以旅行本來有折磨的意思；而tour在希臘文裡是圓規的意思，tourist就是繞一個大圓。這兩者是一個對抗的概念，一個是折磨，一個是舒适。折磨站在教育這邊，舒适站在休閑這邊。這在今天帶給我們一個新的考驗，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現今更多的狀況或許是，用舒适和金錢代替旅行本來的意義。但是，隻有當你給自己一點機會和陌生的社會面對面相遇，你才有機會變成别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偷偷嘗到一點别人的生活。這是我對旅行的自我期許——短暫地脫離自己，脫離我熟悉的體系，變成另外一個人。能夠離開自己已經夠好了。
我越來越覺得旅行和讀書是多麼相像。一個人在出生時，許多東西就已經決定了——父母沒得選，家鄉不能選，連出生時間也不能選。可是，讀一本書，好像偷竊了另一種人生。旅行時短暫地脫離自己，亦可變成另一個人。讀書和旅行是我能想象到的活出另一種人生的方法。
起碼在今生今世，我們就有機會使人生更多一些體驗。即使和真實人生不同，讀書和旅行看起來更像角色扮演，但終究是一種方法。去觀看一種生活，去經曆一種生活，另一個世界、另一種景觀、另一種風情，都是一種人生的擴展。
（小麥摘自《中國青年》2017年第4期，勾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