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加缪在出版公司辦公室的陽台上莫爾索因為殺人被捕，又不願按照法官的意思向上帝忏悔，于是案子拖了十一個月。他逐漸習慣了監獄的生活，時間對他而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最後，法庭判處莫爾索死刑。
莫爾索拒絕向神父忏悔，他覺得二十歲死和七十歲死沒有什麼區别。别人的死活也好，母親的慈愛也好，對他都沒有什麼意義，有一股氣息會把生活的歲月吹得一幹二淨。臨刑前莫爾索閃過願意重新開始生活的念頭，但他仍然覺得現在也是幸福的，想到受刑時會有很多人來看、來咒罵他，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單。
這是一個充滿黑色意味的故事，我看到荒謬的光橫穿而過，在這束光面前，人是那麼渺小而無奈。多少人在這塵世，遭受着命運的戲耍與擺布。
這是加缪的小說《局外人》的梗概。其實，在他所有的小說裡，都跳躍着一隻叫“荒謬”的小獸。西西弗、卡利古拉、梅裡埃……無不如此。
文字裡的人物是荒謬的，生活中的加缪也是荒謬的。
他是與文學沙龍、文學名人、榮譽、勳章保持距離的“局外人”，但他的思考卻深入現代社會的腹地。
《傑米拉的風》中有這樣一句話：“我距離世界越遠，我就越害怕死亡，因為我關心活着的人的命運，而不是靜觀永世長存的天空。”按照薩特的說法，加缪的哲學是“肉感”的，充滿了對塵世的眷戀和對生命的愛。但是這種對實在之物和親近之情的愛并不是盲目的，前提是對生命無常、命運荒誕的覺醒。正如加缪自己所說：“若沒有生活之絕望，就不會有對生活之愛。”加缪永遠置身于苦難、陰影、死亡之中，而正是因為有了前者，與之相反的幸福、陽光、生命才更顯珍貴。“光活着是不夠的，還應該知道為何而活。”
加缪十個月大時父親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負傷身亡，他“從來沒有與這位素不相識的父親哪怕是從理論上接近過”，這讓他一輩子都有一種解不開的父親情結。外祖母粗暴、傲慢、專橫，對孩子非常嚴厲，有時甚至用牛筋鞭子抽打他們，一點也不善良。溫柔的母親卻不知道怎麼疼愛孩子，結果也是麻木不仁，隻能眼睜睜地看着孩子們被打。“家”在加缪的眼裡成了“一個貧窮、肮髒、令人厭惡的地方”，在那裡，“苦難代替了團結”。
成年後，他依舊沒有擺脫荒謬的命運。結發妻子西莫娜曾是阿爾及爾城追求者最多的姑娘，但由于有痛經的毛病，從十四歲開始，她就注射嗎啡，結果慢慢上瘾。為了獲得需要的毒品，她常常去勾引年輕的醫生。加缪以為結婚後能幫她戒除毒瘾，可她惡習不改，繼續吸毒，服飾、行為也非常荒誕，被加缪的朋友說成是“從《惡之花》中走出來的女人”。加缪煩惱不安，西莫娜對他也越來越冷淡，最後二人關系惡化，無法挽回。很難說加缪與西莫娜的生活對他日後的創作是否産生過什麼影響，在他當時與後來的作品中，他都竭力避免塑造與西莫娜相似的人物。可婚姻失敗對他的人生卻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他一再承受着失敗婚姻帶來的傷痛和孤獨的沖擊。從此，他那種異乎尋常的傲慢、過分的敏感和“非洲人脾氣”暴露無遺，他成了一頭“有非凡勇氣和傲慢靈魂的鬥牛”。為了彌合西莫娜對他造成的傷害，他拒絕與一切女性保持持久專一的關系，成了一個勾引女性同時蔑視女性的“唐璜”。很久以後，他才找到那個“具有靈魂，能與之交流，一起散步”的終身伴侶——聰明漂亮的奧蘭姑娘弗朗辛。
加缪曾說：“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命運之神偏偏跟他開了個玩笑，讓他死于車禍。1960年1月4日，他坐在米歇爾·伽裡馬的汽車上，由于下雨路滑，汽車撞在路邊的樹上，加缪被抛向後窗，腦袋穿過玻璃，顱骨破裂，脖子折斷，當場死亡。
哲學家們一本正經、嚴肅認真地規範着世界的秩序，卻常常有荒謬的光乘隙而入，攪亂夜晚與白晝，給人世造成久久無法愈合的裂痕。
荒謬，是命運最詭異的笑。有兩個人，敢于去揭發它、撕破它——讓·保羅·薩特和阿爾貝·加缪。顯然，後者更加勇敢，并且親力親為，猶如為成群的食客搶先品嘗菜肴，一一試毒。
加缪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事迹和偉大的思想都有荒謬的開頭。他的結尾也是如此。荒謬的光照徹大地，從頭到腳，照徹他的一生。
（木佳欣摘自《散文》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