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小夥伴就開始跑，在奔跑的過程中，我們的隊伍在壯大。這也是鄉村最常見的景象了，孩子們就這樣，一個動，個個動。等我們來到目的地，一群孩子已經拉出了一支隊伍，把當事人的家門口圍了個水洩不通。
村子裡真的來了一個奇怪的人，是個女的。等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這個女人已經不說話了——她說過了，哭過了，現在已經疲憊了，她在休息。顯然，她是不受歡迎的，她的屁股底下沒有闆凳，她隻是就地坐在一個石磙子上。然而，盡管屁股底下沒有闆凳，我們也不敢小觑她——她雪白的襯衣，筆挺的褲縫，塑料的、半透明的涼鞋，尤其重要的是，她優雅而筆挺的坐姿——毫無疑問，她是個城裡人。這個城裡女人就那麼坐在石磙子上，一動不動，滿臉都是城裡人好看的憂傷。
老實說，我不是看城裡人來的，我也不是看憂傷來的，我一心想聽她說話。我的小夥伴剛才氣喘籲籲地告訴我，她的話“一個字”都聽不懂——這怎麼可能呢！
我的小夥伴的話很快就得到了證實。休息好了，這個女人跷起腿，開始說話了。她的聲音并不大，但是，在寂靜的鄉村黃昏，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聽見了她在“說”。她一個人說了很長時間，真的，我們一個字都沒有聽懂。那麼她的“說”還有什麼意義呢？她的“語言”還有什麼意義呢？毫無意義。
我很快就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的周圍沒有一個成年人，甚至連房子的主人都不在，他們家的小兒子也不在。鄉下的孩子往往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他們可以從成年人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我很快就知道了，人們其實在回避這個城裡女人，她來到我們村絕對不是幹好事來的。
她究竟是幹什麼來的呢？女人一直在說，說着說着，她哭了。我一直覺得，城裡的女人是“不會哭”的，她們隻會流淚，隻會發出一些痛苦的聲音。鄉村女人的哭就不一樣了，她們的哭有固定的節奏，有确切的旋律，邊哭邊說，準确地說，是“哭訴”。她們的哭有許多實際的内容，而不隻是表達悲傷的情緒。正因為城裡的女人“不會哭”，她們的哭往往叫人揪心。
我很難過。我注意到她試圖問我們一些問題，但是，誰知道她說的是什麼呢？事實上，我們也和她說話了，但是，她同樣聽不懂我們的語言。我們近在咫尺，其實來自不同的世界，仿佛陰陽兩隔。
也許是由于絕望，這個城裡女人坐在了地上，然後躺下去，在地上一心一意地哭。她徹底顧不上城裡人的體面了，像一個潑婦一樣在地上打滾，一邊滾一邊說。此時此刻，我們隻知道她痛苦，卻永遠不知道她為什麼痛苦。我至今記得那個夏日的午後，一個陌生的、城裡來的女人把她所有的悲傷留在了我們村。沒有人能夠幫助她，沒有人知道她為了什麼。
這個女人後來是自己爬起來的，她撣了撣土，整理了一番頭發，一個人離開了。她再也沒有在我們村出現過。
後來我們知道了謎底，事情一點也不複雜，她是來尋找她的兒子的。那個我們都認識的、沒有露面的小男孩，其實是她的兒子。
她兒子是被拐來的還是她和某個人私生的呢，我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消息。村子裡所有人都對這個問題三緘其口。偶爾也會有人提起那個孩子的身世，但是，言說的人一定會被阻止。這阻止不是大聲的呵斥，而是一種不動聲色的目光，是告誡——這是鄉村的又一種文化了。
好多年之後，我意外地得知，她是江南人，她來自蘇州。
現在，我用一句話就可以把那件事說清楚了：三十九年前，一個蘇州女人來到蘇北的一個村莊尋找她丢失的兒子，沒有人能聽懂她在說什麼，她最終消失在我故鄉的夜色裡。
蘇州與我的蘇北村莊相隔多遠呢？也就是兩百公裡。
但是，在這“也就是”兩百公裡的距離之間，有一樣東西，它叫長江。毛澤東有一句詞，是描繪武漢長江大橋的，曰：“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毛澤東詩詞一直都是這樣，氣度非凡。但是，詩詞的氣度往往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意象的開闊。毛澤東所選用的意象是什麼？是長江。這是一條綿延的、深邃的江，它劃分了南中國與北中國。長江同時是中國地理的分野、語言的分野和文化的分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她的文化足夠豐富的時候，這文化必然是多樣的、多元的。豐富啊豐富，你是華光，也是業障。所以，在整個農業文明時期，長江不叫長江，叫天塹。天塹強調的是分，刀劈斧鑿一般。它具有洪荒的、絕望的氣息。
當洪荒的、絕望的阻隔之間出現了連接時，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豪邁。“天塹變通途”幾乎就是脫口而出。這是一種令人喟歎的欣喜，它所指的不再是分，而是交流上的無限可能。
可事實上，無論是科技還是人文，就我們人類所達到的高度而言，“天塹變通途”的可能性早就存在了，我們隻是習慣于蔑視交流的可能性。我們一邊在建造大橋，一邊在積極地劃分“兩個世界”或“三個世界”。兩個世界，三個世界，一個優雅女士的就地打滾，一個傷心女人破碎的心。
三十九年過去了，我現在居住在南京，從我的窗戶望出去，腳底下就是長江。它不是天塹了，再也不是了，它隻是一條江。老實說，我是喜歡這條江的，它是我最好的風景。可是，在風景的遠處，我始終能看見一個蘇州女人，她在“說”，一直在“說”。
（李金鋒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寫滿字的空間》一書，沈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