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我在美國住了16年之後，要回一次俄羅斯老家。自從我們全家人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紐約，這些年我是第一個回老家的人。媽媽給了我一張手繪地圖，上面标着我外公墓地的位置，她讓我回老家時給外公掃墓。
給外公掃墓，對媽媽來說是件心頭大事。我很小的時候外公就去世了，媽媽經常給我講外公的故事，她非常懷念外公，也希望我能記住他。但是外公去世時我太小，還不怎麼記事。媽媽覺得講講故事不足以表達對外公的懷念。我想，我的這次掃墓能了卻她的這樁心願，所以我向媽媽保證，我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掃墓。
不過，真的回到俄羅斯，我首先找的是我在高中時的女朋友。然後我又去聯系工作上的業務，拜訪了很多兒時的夥伴。直到離開俄羅斯的前一天，我才覺得必須去墓地了。
我到墓地時已經将近黃昏，墓地門口有一位賣花小姐，她的桶裡隻剩下7朵康乃馨了。我把這些花兒全買了下來，但是我拿錢包時，發現我沒帶媽媽給我的地圖。我不知道地圖是不是丢了，也不知道外公的墓在哪兒。
我可以打電話問遠在美國的媽媽，但是我在前兩天已經告訴媽媽，我去了墓地。現在我打電話怎麼跟媽媽說呢？
無奈之下，我去了墓地總辦事處。辦公桌後面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說，她會幫我找到外公亞伯拉罕·皮卡斯基的墓地檔案。
她找了幾分鐘，拿出了一份打印文件。文件的名單裡有17個人的名字都是亞伯拉罕·皮卡斯基，我在其中找到兩個和外公年紀相近的人，把兩份掃墓錢給了那位女士。
我去找這兩座墓，隻要一個墓碑上有照片，我就容易辨認。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人，通常會在親人的墓碑上留一張照片。
我找到了第一座墓，墓碑上面寫着“亞伯拉罕·皮卡斯基”，但是沒有照片。隻刻着一句碑文：“愛你的妻子和孩子敬上”。
我看不出這是不是外公的墓，所以馬上去找第二座墓。這個墓碑上也刻着“亞伯拉罕·皮卡斯基”這個名字，但也沒有照片。碑文刻着：“苦難的家人敬上”。
這又讓我無所适從了，我站在墓地裡，希望冥冥之中外公會給我提示。我回憶着，我的外公是個鎖匠，他有3個孩子。他喜歡足球，死于心肌梗死。
我把3朵康乃馨放在這座墓前，然後回到第一座墓那裡，把另外3朵康乃馨放在了墓前。
我的手裡還有一朵康乃馨，這朵花應該給誰？或者我應該把它扔了？突然，我有了主意，我把這朵花放在了眼前這座墓前——如果這座墓的主人就是我外公，那麼可以說皆大歡喜，他得到了大半數的花兒；如果不是，那麼就當作我對一位陌生人的寬慰，因為别人的外孫不遠萬裡從美國來祭奠他。
我回到旅館，第二天坐飛機回了紐約，不過，我始終沒找到那張地圖。媽媽和爸爸來機場接我，坐車回家的路上，媽媽哭了起來。
我問她：“媽，你哭什麼？我隻去了一個星期。”
媽媽說：“我是高興，你去給外公掃了墓。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你給我打電話說去了墓地的時候，我還以為你隻是在安慰我。”
原來，我還在飛機上時，媽媽在俄羅斯的侄女給她打電話，說她去了墓地，看到了擺放在那裡的康乃馨，所以媽媽才确信我給外公掃了墓。媽媽停止哭泣之後，用手抹着眼淚。
我琢磨着：我應不應該問問媽媽，她的侄女在我外公的墓地前看到了幾朵康乃馨，3朵還是4朵？後來我沒提康乃馨的事，給一位和外公名字相同但命運不同的老人獻過花兒，我沒有遺憾。
（餘娟摘自《新民晚報》2018年4月8日，李曉林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