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樣的批評，朱先生起初并不服氣。後來，在對前人的作品多花費了一些心思之後，他才覺得自己那些作品确實不算好，朋友說中了他的痛處。
朱先生感慨地說：“我覺得不但在文藝方面，就是在立身處世的任何方面，貪懶取巧都不會有大成就。要有大成就，必須得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
這個小故事，觸及了文藝學習領域的一個重大議題：臨帖。
以學寫古典詩歌為例，這件事跟學毛筆字有一個相似之處，那就是需要一個“臨帖”的過程。
寫毛筆字需臨帖容易理解，寫詩應該怎樣“臨帖”呢？
一點兒也不神秘。譬如李白的詩：“人分千裡外，興在一杯中。”這兩句，是不是跟隋末唐初詩人庾抱的“悲生萬裡外，恨起一杯中”有幾分相似？
跟李白一樣，高适的詩句“功名萬裡外，心事一杯中”，也是在向庾抱緻敬。
李白和高适的這種做法，就是“臨帖”（模仿前人）的一種。他們這幾句詩，算不上很高明的化用，卻是非常典型的臨帖例子，原因都在于襲用前人的痕迹太明顯：李白不僅完全用了庾抱的句式，更是十個字裡有五個字和庾抱的詩相同，高适則是有六個字和庾抱的一樣。
當然了，在實際的生活中，也有寫毛筆字而不臨帖、寫詩而不模仿前人的情況。不可否認，在文藝創作上，或許有一些極其突出的天才，是不需要臨帖的；然而在古典詩歌這個領域，這樣做而能成名的天才，還真沒有。
這是因為，一個人要把文字連綴成詩文，必先懂得文字的意義，以及掌握組織詞句的文理，這就需要一個讀書思考、模仿前人的過程。我們看到，絕頂天才如李白、李商隐、蘇轼，都非常善于模仿前人，并且是在出入多家之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達到渾然無迹之境。
朱光潛先生“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一語，實可醒世。人情莫不貪生怕死、好逸惡勞，學習這件事，在某種意義上是與人情作對，就和體育鍛煉一樣，需要反複征服惰性或路徑依賴，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舒服的（學成之後的舒服感不在此論）。
古人學詩之弊，是太懂臨帖，以緻有了路徑依賴，落入前人窠臼。情況嚴重者，提筆就向古人集子做賊。
今人學詩之病，是輕視臨帖，不肯低首下決心去學習前人，師心自用，結果是作品越寫越不耐看。極端者甚至主張抛棄以往的韻律範式，自我作古——寫律詩而不守平仄、不依《平水韻》的，大有人在。
這些人并不知道，他們着實搞錯了“敵友關系”：流傳多年的韻律範式，看上去像是枷鎖，實際上是他們的朋友；而與生俱來的惰性，才是他們最大的敵人。關于第一點，古體詩的寫作，是一個完美的證明：古體詩的規則比律詩少，但是古體詩的寫作難度比律詩高。
行走世間，我們或許需要經常做這種甄别：有些規則是束縛人的，有些卻是幫助人的。當我們嘗試越過或打破規則的時候，首先要警惕是否有惰性在作祟。因為世間的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許多人——包括那些數百年不遇的天才——在規範中求得自由。
（永叔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15期，劉樹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