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理政理念與實踐的對外傳播：框架分析與對策建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繼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發展和世界形勢的變化，在治國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開創了一系列新實踐、新經驗。做好相關理念及實踐的對外闡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有助于增強我國在海外輿論場的話語權，提升中國對國際社會的道義感召力，獲得國際社會和民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從而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為中國的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輿論環境。本文對近三年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實踐中的精髓與亮點進行梳理和歸納，并針對西方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進行簡要的框架分析，據此提出如何改進我國對外政治傳播的思路與對策。

治國理政的亮點與海外輿論的反饋

近年來，面對國際國内形勢的新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首的頂層設計者和決策者們總攬國際國内兩個大局，在創新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實踐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在以下幾個層面亮點頻出，引發了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

（1）在總體戰略層面，提出了“中國夢”“五位一體”“四個全面”“五大發展理念”等；

（2）在政治層面，明确“政治規矩”，提出“八項規定”“三嚴三實”“老虎蒼蠅一起打”等；

（3）在經濟層面，提出适應“新常态”，推動“供給側改革”“大衆創業、萬衆創新”，重視“互聯網＋”等；

（4）在文化層面，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行“文化強國”戰略等；

（5）在生态層面，打造“美麗中國”“留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等；

（6）在外交和國際關系層面，提出“命運共同體”“新型大國關系”“互通互聯”“義利觀”等理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建立。

圍繞上述理念與實踐的對外傳播也在全面鋪開，并在國際主流社會和輿論場上産生了一定的影響。截至2015年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發行到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量達537萬冊。國際輿論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能力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多家西方主流媒體稱贊，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治國理政不再囿于中國國情，而是具備了“世界主義眼光”和“全球視野”。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等國際知名政要在多個場合都曾斷言，習近平将成為中國首位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領袖”。2014年底，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布了對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的民意調查結果，習近平在國内和國際的認可度上都高居榜首。華東政法大學發布的2014年SPIGG（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政府居全球第五位。上述這些事實和數據均反映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實踐獲得了國際主流社會和輿論的充分肯定。

從外媒相關報道的框架分析看中國政治話語的困境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實踐也引起了國際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本文選取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的35家西方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141篇，進行了以關鍵詞的簡單抽樣和信源識别為主的框架分析。我們發現，與以往“妖魔化”“一面倒”的傾向相比，外媒對中國政治的報道角度和立場也呈現出了立體化、多元化的趨勢。

在前述理念和實踐中，關于“新常态”“互聯網+”的報道最為客觀，總體上顯示出了中性的報道傾向。彭博新聞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BBC等媒體的報道聚焦于中國對全球經濟走勢的影響和互聯網經濟在中國的蓬勃發展，援引的消息來源也多出自業界人士和專家，其中來自國内信源的比例占三分之二以上。

關于“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倡廉”（外媒通常稱之為“習式反腐”），外媒報道總體上持積極态度。對于反腐所達到的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外媒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肯定。由于中央紀委、監察部信息公開的速度和力度也是前所未有，外媒對來自國内官方權威信源的引用比率也創下新高，出現了一些“縱深”層面的報道，形式上趨于靈活，較為常見的猜測和臆斷随着反腐的日趨深入而逐漸減少，這在以往有關中國政治的新聞報道中是不多見的。其中，BBC自2013年起推出了問答形式的系列報道，對“打大老虎”的動因、背景和實效進行了深入的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15年1月做了“數讀中國反腐”的報道，用大數據和可視化的形式展示了中國反腐進程。美國《大西洋》月刊2015年4月推出長篇深度報道，對反腐的動因進行了分析，強調反腐對于重樹中共權威和重塑政黨文化的意義，并結合中國的曆史讨論了執政問題和政府運作等問題。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新聞發布會獲得了外媒的廣泛關注和翔實報道，“議程設置”的效果顯著。

相形之下，一些植根于中國政治傳播傳統的理念和實踐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仍然受到外媒的“偏見”式報道和選擇性解讀。關于“四個全面”的報道，外媒采用的報道框架幾乎如出轍——即“中式政治口号”。例如，2015年2月BBC的報道将其與以往的核心理念作出比較，認為這些中式政治話語都沒有跳出“宏大虛空”和“表意不清”的窠臼。《經濟學人》雜志2015年3月7日刊文，結合“中式政治口号”的曆史變遷逐條分析了“四個全面”的内涵，但總體上持質疑态度，其中對“全面依法治國”的質疑和臆斷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報道中，來自國外專家學者之類的外部信源占據了主導地位，《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國内媒體配發的社論和主題報道等權威信源由于話語體系的差異并未受到外媒應有的重視。

“中國夢”的相關報道也是如此。由于對中國夢的主題宣傳過多強調民族複興和國家富強，未能充分地将其與中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聯系在一起，也未能有效回應全球社會對中國的期待，在外媒上曾引發了一些誤讀。一些西方主流媒體把“中國夢”解讀為“霸權夢”（欲當“全球霸主”）、“威權夢”（“向全球推行威權主義”）、“斂富夢”（“輸出産品，買斷世界”），等等。

一些外媒甚至把“中國夢”進行“泛化”處理，進行“對抗性解讀”。例如，《紐約時報》2013年6月以《習近平的中國夢》為題，引入南海領土争端和軍隊改革等關聯度不大的議題，企圖重新诠釋“中國夢”的意涵。這方面的報道中也有一些較為客觀，如《時代》周刊2015年10月刊文追本溯源，分析了“中國夢”和“美國夢”的異同。但總體來看，像《時代》周刊這樣的報道還不多見。

關于“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簡化類比式解讀”占據了外媒報道的主流。比較普遍的框架是将其等同于“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金融時報》2015年10月12日評論文章将“一帶一路”看作是中國“通向新帝國和重回亞洲核心之路”，将其描述為中國輸出過剩産能的手段，同樣将其與“馬歇爾計劃”作比，并懷疑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僅靠“财大氣粗”，卻“缺乏軟實力的支撐”。一些外媒還将“一帶”與歐亞地區的其他多邊經濟合作倡議對立起來，誇大中國與俄羅斯、美國、歐盟、印度等的利益沖突，并強調該倡議對其他國家的類似計劃産生了“相互排斥、擠壓和替代效應”。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特色政治話語的特殊性和中文表達的内生模糊性，對外傳播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實踐仍然陷入了“話語困境”。這些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話語表述，與西方思維存在着本質上的差異，因而外媒隻能采用簡單類比的框架（例如，将“一帶一路”等同于“馬歇爾計劃”）。此外，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受意識形态差異和固有報道框架的影響，刻意放大這種話語困境，甚至進行歪曲性報道。例如，《紐約時報》竟然将“妄議中央”解讀為“公開讨論中央決策”，遭到網民批評後卻未進行更正。

另一方面，從“新常态”和“反腐”等報道中可以看出，根深蒂固的話語困境亦有突破的可能。按照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的原則來提升理念傳播的效果，對相關實踐的信息進行及時的公開和多角度的解讀，改變西方主流媒體在中國政治報道上的“認知偏見”和“刻闆印象”并不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策建議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實踐是當前我國對外政治傳播的核心内容。通過以上對外媒報道的框架分析，我們可從中提煉出若幹改進的方向和路徑，以期從總體上提升我國對外政治傳播的效果和影響力。

1.強化共享理念和多元共識、引入“議題管理”新思維

中國近年來的飛速發展，讓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焦慮”。因此，我們在對外傳播中，應當注意拓展治國理政理念和實踐的外延，強化“共享”理念，多使用“倡議”“合作”“交流”等軟性詞彙，尋求“多元共識”，“中國夢”“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的對外傳播都應集中體現出這種“多元共識”——即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中國與西方以外的“他國”共同崛起。

例如，“中國夢”既是中國人民的夢想，也是世界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夢想。習近平同志多次闡述的中國夢與美國夢、韓國夢、亞太夢、非洲夢息息相通就是體現了這種“共享理念”和“多元共識”。

傳播學新興的“議題管理”（issuemanagement）值得對外傳播工作者借鑒，将重大新聞事件分階段、有步驟地采用合适的傳播策略，對公衆關注的熱點問題即“議題”施加影響，進行引導，從而創造良性的輿論氛圍。例如，從上述的框架分析中看到外媒接受“四個全面”有一定的難度。因此，我們可以分階段、分步驟，結合相關的新聞事件和議題對“四個全面”進行解讀和闡發。

2.探索多音齊鳴的“複調傳播”模式新

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理念與實踐屬于“高大上”的層面，《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主流媒體配發的社論、主題報道等屬于“主旋律”，但還需來自不同層面的“和聲”和“共振”，形成“複調傳播”的格局。

近兩年，以“複興路上工作室”為代表的政治動漫獲得廣泛關注。《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跟着習大大走》等系列短片，還有紅極一時的《十三五神曲》，試水“硬題材的軟傳播”，與“主旋律”報道進行了相互呼應，讓處于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外國人更容易接受，豐富了中國政治傳播的内容與形式。随着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的深入實施，今後我們需要更多采用“複調傳播”的模式來提升對外傳播的效果。

又如，“中國夢”的主題宣傳以“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為“主旋律”，但考慮到國際受衆的“期待視野”，我們還可以挖掘其與國際主流民意的“和聲”與“共振”。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2010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後，“全球99%的結盟”成為國際思想界熱議的話題，期盼中國能夠成為“全球99%”夢想的代言人，在對外傳播工作中深入挖掘把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連結為“命運共同體”的主題，不回避中國發展中碰到的問題，把焦點對準“沉默的大多數”和草根、青年、基層民衆的訴求，突出普通民衆與“公民英雄”在實現“中國夢”中發揮的作用，會在國際社會産生更為積極的回響。

3.運用“互聯網思維”，開展全媒體傳播

随着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蓬勃發展，社交媒體等新興媒體越來越成為新聞傳播的中堅力量之一。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聯合奈特基金（KnightFoundation）在2015年7月發布的調查稱，63%的推特（Twitter）用戶和63%的臉書（Facebook）用戶分别将兩個平台視為其獲取新聞的重要來源之一；而在2013年，這兩個數字僅為52%和47%。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們充分利用新媒體平台的必要性。

為适應這一新的變局，我國傳統主流媒體紛紛在國際社交媒體平台上開通賬号，以《人民日報》為例，2015年9月，其臉書活躍粉絲數超過一千萬，超過《紐約時報》，成為全球報業社交媒體賬戶中的“老大”。與此同時，以中央紀委、監察部為代表的黨政機關也在積極嘗試通過新媒體平台自主發布信息。

在量的優勢基礎上，探索質的提高，進行廣泛而有效的新媒體傳播，是當下傳播治國理政理念和實踐的重要途徑之一。如上所述，“新常态”和“反腐”等議題之所以獲得國際媒體相對客觀全面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來自國内信息和信源的支持，相關黨政機關和媒體提供的權威性信息成為外媒引用的主渠道。

4.調整對外傳播的受衆定位和思路

皮尤中心2015年6月發布，全球35個國家受訪民衆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比率為54%，比2014年的49%又有提高；持負面看法的比率也從2014年的38%下降至34%；其中，非洲、亞太和拉美地區對中國的正面看法比例在平均值以上。針對18個國家的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一代（1829歲群體）對中國的好感度要比50歲以上人群高，其中美國這個比例最懸殊，前者比後者高出27%，高出15%以上的國家還有巴西、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墨西哥等國。

從上面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相比歐美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是最容易被“洗腦赢心”的群體。我們需要對“西方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的受衆予以重視。因此，我們應該調整視角，适當兼顧“向東看”——即關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受衆和“向下看”——即關注西方國家中的草根群體、全球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對外傳播當中，尤其需要堅持“精準傳播”和“分衆傳播”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