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中央及其宣傳部認識到國際傳播的意義與建立國際通訊社以争取發稿主動權的重要性。中央通訊社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開展旨在收回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的系列活動。1931年10月，中央社先後與路透社、美聯社、哈瓦斯社、塔斯社簽訂交換新聞合約，收回各社在華發行中文通訊稿的權力。從清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遠東分社在上海發稿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路透社對中國新聞市場之壟斷地位結束。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可謂一波三折。從1931年10月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華中文發稿權至1939年11月中央社接收德國海通社電台并抄收和編發其新聞廣播，中央社曆經八年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中英文發稿權，這實際上是一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及其中央社與路透社斡旋并争取國際話語權的争鬥。本文圍繞中央社的自身建設和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的過程，分析其背後争取國際話語權的國際傳播意義。
一、路透社壟斷中國新聞市場
從哈瓦斯社、沃爾夫社和路透社三大世界通訊社的崛起至20世紀30年代初，在進入中國新聞市場的通訊社中，路透社獨占鳌頭。路透社于1872年派科林斯（HenryW.Collins）到上海建立路透社遠東分社，業務範圍包括中國、俄屬西伯利亞、朝鮮、日本、菲律賓、婆羅洲等地。随着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電報事業的發展，大東電報公司的海底電纜鋪設到上海，路透社業務延伸到中國。哈瓦斯社、合衆社、日本東方社和日聯社随之在華設立分社。
路透社在上海、孟買、開羅、墨爾本、開普敦、紐約和渥太華七大業務密集城市設立代理處或記者站，總經理控制各自轄區的國外業務。上海轄區由海峽兩岸向華北和華東擴展，覆蓋中國東三省、西伯利亞、韓國、日本、菲律賓、婆羅洲島和荷屬東印度群島。路透社遠東分社在收集和發布遠東消息的同時，順便向上海英僑《字林西報》獨家發稿。1912年，該分社給中文報紙供稿，首批訂戶為18家。
路透社上海遠東分社的設立，開啟了在華外國通訊社角逐中國新聞市場的競争。合衆社于1922年打進北京和天津報業，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分社并擴大供應中國報紙的新聞；美聯社于1926年征得路透社的同意在日本和中國推廣業務；哈瓦斯社于1927年進入中國市場，1931年10月成立上海分社并給中國報紙發稿；日聯社、東方社等在1926年後相繼打入中國市場。東方社起初在上海發中文稿，其他通訊社隻發英文稿，漸次才發中文稿。早期在華外國通訊社僅限于采訪中國新聞發往世界各地，繼之則在中國重要城市發稿，将在華采訪的新聞供給中國報紙采用。
在中央社改組并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之前，中國記者采訪新聞的能力遠不及外國同行，尤其是戰地新聞的采訪水平，因此，“我國報紙仍不能不飲鸩止渴采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稿件”，“當年新聞傳播，國内通訊零亂複雜，不易微信；國外通訊取舍由人，無法運用。而且外人在華所辦之通訊社，往往憑其主觀之好惡，作為發布消息之依據，以緻訛傳臆測，莫衷一是，影響視聽，至為重大”。中國急需一個國家通訊社來報道中國事務并向世界表明政府對于國際事務的立場和态度。
二、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
（一）中央社改組與全國性通訊社組建
自1916年北京新聞編譯社成立後各地通訊社繼起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民辦和官辦、外資通訊社發展迅速。從數量而言，民初的中國新聞通訊社不在少數，而它們并未成長為真正的通訊社進而在國際傳播中發揮作用。國聞社、複旦社、中央社等社發布的新聞雖然為各報所采納，但其規模小且依賴路透社或美聯社之新聞來源。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于1924年4月1日在廣州創建中央通訊社，作為其官方通訊社。甯漢分流後，中央社遷址南京并在宣傳部部長胡漢民主持下進行改組，1924年7月16日發布的國民政府通令稱：“鑒于國内缺乏中央通訊機關，特籌設中央通訊社，現經籌備就緒，于六月十六日正式發稿……。”其主要業務是報道黨務消息，之後的報道擴大至國内外新聞，中央社遂向全國各報供稿，成為國民政府的輿論機關。
九一八事變激起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熱情，國際國内的形勢使得中國組建全國性通訊社并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1932年10月2日，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發表的關于九一八事變的《李頓調查報告》公布于世，2.4萬多字的中文譯本下午四時從外交部送達，次日京、滬兩地報紙刊出中譯本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全文同時在日内瓦、南京、東京三地刊出。這件事使得國民黨當局認識到建立國際性通訊社的必要，“直等到二十年沈陽事件發生，大家才感覺到國際宣傳的重要”。1932年5月，國民黨當局将中央社與《中央日報》一同改組，任命蕭同茲為社長，旨在把中央社打造為國際性通訊社。
（二）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華中文發稿權
九一八事變後，在華外國通訊社以極低的待遇雇傭臨時記者，這種做法使得記者隊伍的水準參差不齊，新聞報道中出現很多笑話，成為在華外國通訊社所犯的嚴重錯誤。同時，外國通訊社立場、背景與中國媒體不同，所以也時常故意在報道中造謠，刊出離奇或不利于中國的消息。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于國際消息的接收和發布嚴格把關，副部長陳布雷和程天放因中央社誤發國際消息而自請處分，“中宣部兩部長自請處分為中央社誤發國際消息”，“關于中央通訊社誤發國際消息，緻引起社會種種誤會，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布雷、程天放應給予警告，中央通訊社負責人交宣傳部查明嚴予處分”。從中看來，國民黨中宣部對于國際新聞的重視及其把中央社建成國際性通訊社之決心，而收回在華外國通訊社發稿權，确有必要。
蕭同茲就任中央社社長之初就着手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的事宜，“蕭先生很希望能收回各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路透社既然首先與中央社有合作關系，就先由路透社方面下手，那時各國在外國租界享受領事裁判等治外法權，在華各地記者所發消息，不僅在外國也在中國發表”。路透社最初反對中央社收回其在華發稿權的提議，因為中國内政統一，新聞事業日漸發達，正是他們不願放棄的市場；各國通訊社彼此競争極為激烈，你退我進，随時都在短兵相接，他們怕将發稿權交予中央社後，被其他通訊社壓倒。蕭同茲向路透社管理層說明，中方收回其發稿權是遲早問題，而發稿權交中央社後，路透社在華發布新聞稿的範圍還會擴大，效率也會提高。時任路透社遠東區總經理張士樂旅居中國20年，他與蕭同茲從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交涉時起過從甚密，漸次成為老友，倆人的友好關系某種意義上有利于中方收回發稿權。在中方“有理有利有節”的催促下，路透社最終決定将其在華中文發稿權交予中央社，暫時保留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漢口、青島、廣州等地的英文發稿權。
1934年1月，中央社收回路透社除上海以外在中國各地的中文發稿權；1937年1月，中央社與美國合衆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并與路透社、哈瓦斯社續訂交換新聞合約，“到抗戰爆發之前，合衆社、路透社等通訊社都将發稿權交給中央通訊社”，中央社上海分社将路透社英文稿經過選擇翻譯成中文，在上海發布并發回總社向全國傳播。至此，中國成功收回了外國通訊社在華中文發稿權。
九一八事變後，中央社為應對臨時局面與路透社簽訂設立電台合同，條文于中方極為不利，而且解除合同須于一年前通知且必須征得雙方同意。如果路透社不同意，他們可以永遠在中國設立電台。外國通訊社在中國設立電台的做法，其危害性不言自明。蕭同茲走馬上任後，着手實施以電訊建設為中心的《全國七大都市電訊網計劃》和《十年發展計劃》，延攬電訊專家高仲芹為顧問，主持電台設立，與路透社洽談接收南京、上海電台等事務。在中央社成功收回路透社在華中文發稿權的同時，也順利收回了路透社在華各地無線電台。
（三）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華英文發稿權
中央社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中文發稿權并訂立新聞交換合同，但由于它并沒有足夠的設施與配備傳遞交換來的新聞，更無法将外文電訊翻譯為中文再供應各地的報紙，因此，所謂的收回，隻是法理上的權益，而在與國際通訊社交換新聞稿或者發外國通訊社稿件時，它并未進入實際的操作階段。中央社取得國際訊息的同時，不僅要依靠自身力量和采寫隊伍為外方通訊社提供對等的資訊，而且須供應中國境内英文報紙與駐華外國記者用英文撰寫的中國新聞電訊。中央社與路透社簽訂收回發稿權之後，開始在國外增設中央社分社并發英文稿，這成為中央社的改革重點。
中央社于1933年9月1日開始籌劃其英文發稿工作，“中央通訊社并沒有太動聲色地，就開始了在天津的英文新聞稿的供應”。蕭同茲社長向《北平英文時事日報》編輯任玲遜提出英文部的籌設構想并接受其建議，于1933年9月在天津分社首先編發英文新聞稿。随後，中央社通過《北平天津時報》和《華北星報》兩家英文報紙發稿；1934年9月，南京總社成立英文編輯部并開始編發英文稿，同年底播發英文電訊，如此實現了與外國通訊社交換英文稿的目标，打破了外國通訊社對國内外文報紙的新聞壟斷。與此同時，各分社陸續成立英文編輯部，負責将當地新聞譯成英文并由電台發至總社。
從創立到以後的發展，中央社英文部及其駐外特派員班底由當時國内語言界與翻譯界專家組成：時任燕京大學新聞系助教王家松擔任中央社駐倫敦特派員，隴海鐵路局翻譯組組長徐兆镛先後擔任中央社駐澳洲特派員和駐巴黎特派員，從美國歸來的清華學生餘捷元任中央社駐柏林特派員，南開大學畢業生郭則虬、任玲遜《北平英文時事日報》同事張民熙等為英文編輯，而社裡從未聘用一個外國人。
1936年6月，中央社聘《北京晨報》主編陳博生出任東京特派員并成立第一個國外分社——東京分社，邁出了走向國際通訊社的第一步。1939年9月，中央社接收哈瓦斯社英文稿在重慶發行權；1939年11月，中央社接收海通社電台，抄收并編發其新聞。曆經八年，中央社終于完全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從此，以路透社為代表的外國通訊社對華報道的主導地位結束。
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之後，中央社積極探索兩家通訊社之間合作的新途徑。1943年11月18日至1944年5月2日，時任路透社南京分社主任趙敏恒作為中國訪英團成員考察戰時英國廣播業，他感到中英在電報發送方面差距很大，呼籲路透社改進中國新聞發布，建議中國政府改進新聞電報的發送設備并有效接收路透社的相關國際新聞。
趙敏恒極力與英方電務部交涉，結果路透社改用專機直發重慶，縮小電波寬度，增加了三倍發電力量；于重慶收報情況較好時間内，擇要備發重要電訊。1944年1月5日上午趙敏恒一行考察倫敦新聞業時，張士樂曾經約中央社倫敦記者任玲遜、路透社編輯部電務部主任與趙敏恒讨論如何改進供給中央社新聞稿的問題并提出五條建議：第一，把發印度和發重慶的兩個電台完全分開；第二，編輯部選擇新聞，隻供給重慶，不受印度影響；第三，注意在重慶收報較好的時間内，盡量供給新聞；第四，增加中央社由倫敦發往重慶的電報字數并改訂發報時間；第五，更改電台天線，使電波直達重慶。在1944年2月8日召開的路透社全體董事會議上，董事會主席斯考德表示，英國報界希望與中央社保持友好關系，由趙敏恒和張士樂研究出具體方案，待趙敏恒回到重慶再與當局磋商。
三、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的國際傳播意義
中央社成功收回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的在華發稿權，加快了自身發展為國際性通訊社的步伐。在二戰結束之際，中央社已經成為有影響力的國際性通訊社。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上，美軍公關主管宣布世界五大通訊社美聯社、合衆社、國際社、路透社和中央社有優先發布新聞的權力。
中央社的發展推動了中國報業進步，全國報紙從1927年的630家增至1937年的1030家，大多數為中央社的訂戶，“民國十六年移于南京的中央通訊社，自民國二十一年改組之後，業務推及全國，以豐富的新聞、特稿，廉價供給各地報社，大大減低了編采的成本”。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實現了中國新聞發布權的獨立。趙敏恒認為，中國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英文發稿權之後，租界和治外法權撤銷後駐華的外國通訊社就應該向中國政府登記，遵照中國政府規制的一切管理新聞事業法令來開展其業務；為了與外國通訊社展開競争，中央社應保持和加強其全國性通訊社地位，而外國新聞事業在華組織應當成為中國公司，其資本和主持人員大部分應當是中國人。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華英文發稿權并崛起為國際性通訊社，具備了國家通訊社處理新聞的迅捷、确實、公正、平衡、完整之準則，在中國抗日戰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及時而有效地将中國戰事發布至世界，擔當起國際性通訊社的責任并維護了國家利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自籌經費項目“民國報人的跨中西文化特質研究”成果，批準号:10YJE860001）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