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成崗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近些年來，盡管金磚五國的經濟總量已堪與美國媲美，促進了國際政治經濟的重新組合，尤其是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但金磚國家未來能有多大作為，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卻越來越成了國際社會的一個關注焦點。不少質疑者認為，五國多數含金量不足，面臨巨大的問題與挑戰，有的甚至已經掉入“發展中國家陷阱”，彼此之間的曆史恩怨、現實利益糾葛和決策過程中的“亂碼”，都使他們難以發出各組成部分之和所應有的聲音。針對種種質疑，來自金磚國家内部的議程融合能力建設凸顯重要。
金磚機制絕非五國的閑棋冷子，五國必須與時俱進、協調一緻，進一步增強開放、加大自由，提高互聯互通能力，否則，很難應對全球新問題和新挑戰。
歐盟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發揮了智庫的作用，實現了權力與智力的雙赢合作。在歐盟智庫的發展史上，其上升曲線與歐盟一體化進程是高度一緻的：重大社會變革與挑戰對智庫的研究成果形成巨大期待，需要其廣泛參與到政府決策與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去超越官僚思維“有限的社會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範圍，認識發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沖突。
歐盟的經驗當然不能照搬。金磚國家面臨的挑戰更甚，他們是真正的五湖四海，每個國家的曆史、文化與現實道路選擇，都與衆不同。但從宏觀視野判斷，雙方的路徑依賴又是一樣的：能否與時俱進擱置争議、團結一緻向前走，才是成功的關鍵。
“事上練”塑造金磚國家的合作慣性
王陽明說過：人必須要在事上磨練，才能立得住。金磚國家的合作亦是如此，需要一步一步地通過合作共赢的實踐來“事上練”去塑造未來。這個過程需要“摸着石頭過河”，通過試點，不斷地将成功的經驗總結、深化并複制、推廣，塑造認知習慣、思維慣性和行為模式，最終達到團結共赢。
上來就啃硬骨頭，精神可佳，但會引發畏難情緒。要像歐盟一樣先易後難。比如，從智庫合作開始，推進智庫間的“抱團打拼”，在某個領域的問題研究、知識分享、能力建構和政策建議方面尋求共識，編織共同議題聯結網絡，進而外溢到其他的、更高的層面，從而為總體、全面合作打下基礎。
2013年3月成立的金磚五國智庫委員會已經開始了初步的探索。然而，從實際效果看，由于各國的地緣政治環境、面臨的問題差異巨大，導緻各國智庫所關注的領域各有側重，在議題設置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散化、碎片化問題，難以通過議題性連線建立智庫網絡。①
小舢闆捆到一起成不了航母，未來的智庫合作方向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總體分析五國的本體特性、發展階段和面臨的挑戰，突破由地理、文化、意識形态等帶來的局限、隔閡和障礙，避免議題的分散化和碎片化，集中開拓掘深各成員國共同的關注領域，抽取最大公約數，關注、設置國家治理及全球治理領域的前沿議題，從而搭建頻密交流和凝聚共識的網絡和平台。
在備選的“最大公約數”中，首屈一指的非全球新邊疆（極地、深海、外空和網絡）莫屬，它們已經成為維系着全人類安全與繁榮的區域。在這其中，網絡安全問題的影響尤為重大和迫切。2017年5月底爆發的破壞性極強的“比特币勒索病毒”再次敲響了警鐘。這次黑客襲擊頃刻之間蔓延全球，不到48小時就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萬台電腦中招。這顯示，随着網絡空間作為社會基礎平台的作用日益加深，網絡安全風險日益凸顯、安全形勢異常嚴峻，形式多樣的網絡犯罪、恐怖主義甚至網絡戰滋長蔓延、日益猖獗，對網絡空間國際治理提出了新挑戰，并形成倒逼機制。
除了這種全球性的威脅，作為發展中國家，金磚五國還面臨着自身所共有的挑戰：構建适應和開拓網絡空間的新動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正因如此，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7月9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時強調，要加強在信息安全和互聯網管理方面的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争取平等參與互聯網治理權利。為此，金磚國家需要一道推動數字經濟、信息技術、網絡安全等領域國際規則和标準制定，更加平衡地反映各方利益關切，實現向價值鍊上方的移動，從世界工廠的車間轉型為一個技術和創新中心，賣知識而非隻是汗水。解決這個問題所需的專業知識和制度資源都處于嚴重短缺狀态，金磚國家智庫提供專業知識形式的公共産品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發揮。
機制構建與内容創新
智庫不同于高校，既要生産知識、傳播知識，更要與研究對象形成良性互動。為此，金磚智庫要主動進入精英與公衆的視野，發揮議程設置的功能，引導社會思考和行動的方向。
1.從務虛式、參與型和個體化三個層面介入外交
要應對網絡安全問題，單邊、雙邊和多邊甚至是市場化方式都在可選之列。網絡安全問題包含大量的技術與社會因素，政治合作既需要一個機制架設，如2013年金磚國家成立的網絡安全問題工作組，更需要加強磋商，以達成共識。在此過程中，智庫可以從務虛式、參與型和個體化三個層面進行設置議程，推進外交磋商。
所謂務虛式是指智庫發揮“政策智囊”、“知識搬運”和“決策幕僚”的角色，為決策系統提供思想、理念、知識和政策方面的咨詢和建議，但并不直接參與具體履行外交使命的外交實踐。所謂參與型，即是二軌外交——智庫接受外交使命，參與官方外交對話，或者得到官方授意，以公開的、非官方論壇的形式尋找沖突解決和信任創建的機會。所謂個體化，是指智庫支持的、有國際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在官方交流渠道不暢通的時候，以“介紹人”的身份把涉及的外交各方推動起來，進入談判議程。
二軌外交是智庫尤其需要重視的，要對可能的突發事件進行情景推演，坦誠交流應對策略，在網絡行為規範制定、溯源能力建設、突發事件響應、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等領域開展深度的誠意對話與合作，促進溝通、增進理解、凝聚共識，為全球性問題架起全面解決的橋梁。
2.内容研究：方向指引重于現實分析
網絡安全仍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領域，把握和指引發展方向重于對曆史和現實的反思與批判。因此，在内容生産上，金磚智庫要進行思想變革和方法轉變，注意引導思想議程，推動思想創新，影響未來進路。
其一，圍繞網絡空間安全建設的治理機制、理論和話語體系建設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系統調研，避免過多場景實錄或細節描述的東西，以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使五國的發展戰略能夠不斷增加公約數，實現更深層次戰略契合、方向對接與路徑聯通。其二，解決方案的設計上要注意小道理服務于大道理。在當前和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内，信息技術的無國界性和關鍵基礎設施的國家性并存。尤其是，由于路由器和防火牆等網絡技術的日益成熟，互聯網實際上的“國界”正在形成。同時，技術紅利仍然要在一個國家體系裡發揮作用，經濟、社會、政治、法律領域的變化是以國界來劃分的。這意味着，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兼顧技術現實與各國共識，技術霸權不能以絕對自由挑戰國家主權。這應當成為網絡發展理念的認知基礎。其三，進行價值觀調适。五國智庫要超越國家利益與共同體利益的二元論述框架與工具理性主義範疇，以對合作共赢價值觀的積極認同與吸納，結合各國傳統思想資源中有生命力部分的翻新與改造，來構建關于網絡安全的新主流論述，打消外界對金磚五國走勢的疑慮。
3.協調金磚國家政策議程
目前國際上已有一些應對網絡安全的條約，但是通過建立針對網絡攻擊的交流網絡來消除網絡安全風險，金磚國家之間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議程。如，俄羅斯與巴西積極反對美國借推行網絡自由之名行霸權之實，而印度則是既希望确保自身網絡安全，也希望與美國合作。
在此情況下，盡管五國政府是智庫研究的源泉和場域，但是金磚智庫也必須“出書齋赴朝市”，發揮能動性，采取切實措施，建立基于網絡安全的金磚國家交流網絡，成為一種非制度化的權力，掌握變奏與平衡，發展網絡安全共識，推動縮小彼此及與西方之間的數字鴻溝，推動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國際化和互聯網全球共享共治，平衡對網絡自由與網絡主權的認知。
4.高效精簡的智庫聯盟體制建設
金磚國家智庫的體制建設，不是疊床架屋，而是應以問題為導向、雙邊與多邊相結合的原則進行扁平化設計與整合，努力提高合作效率，進行制度化協作與交流。“用腳研究”應該是其行動的方向：深入五國内部調研各自的優勢與劣勢，拿出“零距離、原生态”的高質量研究成果，解讀政策、資政建言、推動交流，避免研究紮堆、資源浪費、政策轉化程度低等問題。
面對合作中的糾紛，各國智庫要相忍為國，積極磨合。同時，相關的機制和體制也應是開放性的，緻力于與所有利益攸關方開展合作，以期彙集最多資源，達成最大範圍内的共識，構建一個全球性的網絡安全與信任框架。
“事上練”的外溢：由共同利益認知到共同身份建構
一定程度上，人類行為，包括人類對社會本身的理解，乃是由更深層且獨立存在的語言邏輯或知識結構衍生出的表層實踐。當然，兩者之間遵循的并非線性的因果律邏輯，而是互為因果的建構律邏輯，即，角色身份決定了話語文本的選擇，話語文本也會潛移默化地塑造和強化角色身份的動态認知。由此推論，在國家利益的認知和追求動因的形成上，不僅取決于政治領導人或壓力集團，更取決于帶有自我意識的國家行為體所表現出的整體性“社會共識”或“社會公意”。②
智庫要促進金磚各國打造全球領先的跨平台網絡新媒體公司，整合網絡、手機、移動客戶端、視頻等平台，為傳播發展中國家觀點提供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跨平台整合以及無縫銜接的優質新媒體内容與服務。在這方面，最新的一個成功案例是俄羅斯與中國組建的金磚電視台：該電視台将在2017年12月以有線和衛星電視的方式24小時在俄羅斯滾動播出，2018年在中國境内啟動中文電視頻道。未來，印度、巴西和南非也會提供節目。這種媒體合作，不僅可以平衡西方的話語，還可以更加有效地報道彼此，解決相互報道信息量不足的問題。
因此，通過金磚國家智庫，不斷在類似網絡空間安全這類大型國際問題上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既可以為金磚國家的合作習慣進行“事上練”，加深對多邊合作帶來具體利益的認知，也可以通過知識生産和擴散來影響社會公意，進而影響國家行為。
「注釋」
①駱嘉：《金磚國家智庫發展狀況及前景》，中國社會科學網，2017－01－17。
②姜鵬：《角色認知與話語建構：美國選擇性幹預的政治邏輯》，《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4期，第23－34頁。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