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國和平崛起、造福世界的新時代大國角色做出了準确定位，對中國作為新時代強國的大國文化姿态做出了準确指引：“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①十九大報告中蘊含的世界性高度和國際擔當精神，凸顯了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大格局觀”，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大曆史叙述，是中國夢宏偉藍圖的現實書寫。
筆者認為，處于全球化與新媒體語境的中國文化研究應當兼具深厚的民族傳統内涵和廣闊的國際視野，堅持地域上跨文化和方法論上跨學科的學科建構理念，基于“文化自信”的新時代理念，讓中國文化在理論研究與文化實踐中不斷增強文化凝聚力。于是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就成了順應新時代而生的課題。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基于縱貫時間維度的曆史視野和橫跨空間維度的全球視野，從宏觀上系統歸納中國文化作品與文化思想在世界各國的流傳、接受、變異和影響現狀，以傳播路徑、交流方式與批判性接受狀況的實證性案例為支撐來探尋中國文化在異域傳播與接受的機制性規律，為後續的文化創作與文化外傳提供可以參照的範本和具有極強針對性的理論指導，同時也為世界範圍内的中國文化研究提供詳實可靠的學術研究材料。研究中國文化傳播路徑和接受實效的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将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開創新時代中國文化研究的新體系，并成為增進文化自信的有效學術路徑，服務于“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和建構新的傳播秩序”。②
二、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的戰略意義
從戰略角度來看，以增強文化自信為基點的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将會推動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化研究的理論體系建構與學術範式改革，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提供一套具有高度理論可行性的跨文化對話的方法論體系。
首先，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的體系性研究将促成中國人文社科學界學術研究範式從“拿來主義”到“送去主義”再到有的放矢的“送去主義”這一對外文化立場的重大轉變。近代以來的一段時期内，中國文化界與學術界有不少文藝創作者與文化研究者一味站在接受者的立場引進西方的文藝作品與文藝理論，在接受的同時被傳播者消解掉了接受主體的文化本位與文化自信，生成了“崇洋媚外”的文化病态心理。不可否認，西方先進理論登陸中國後讓處于接受立場的中國文化迎來了重大的文化模式變革與文化發展，但西方文化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同時也給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了相當嚴重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莫過于文化自尊心的失落與文化自信的流失。在“言必稱希臘”的文化模仿期，對西方文化的不完全消化釀成了文化上的“邯鄲學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陌生和遠離導緻古典精神險些斷代，導緻文化形态變異成了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倫不類、非民族非世界的“四不像”。四川大學曹順慶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學術界因全盤借用西方話語而得的“文論失語症”，并剖析了由此引發的嚴重“文化病态”：一是對傳統文化與傳統文論的陌生化；二是中國古代文論解讀能力低下；三是文化價值判斷扭曲；四是理論創造力低下。③因此，缺乏獨立話語體系的國家自然會喪失與他國文化進行平等對話的精神基礎。後來當中國文化力圖邁出國門、走向世界，我們才發現，迫切期望得到西方認可的文化外傳有時反而淪落成為了自說自話的孤芳自賞、一廂情願的顧影自憐。要在異質文化之間建立一個平等對話平台，我們首先必須樹立堅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僅是一種“主體心态”“價值訴求”以及“精神生活質量标志”，還是深刻認識與正确對待本國文化和他國文化、從而取長補短、共享文明的重要出發點。④要将本國文化推向世界，我們必須實現文化立場的轉變，确立堅定的文化自信與文化本位立場，把中國文化置于文化放送者之位，以主動的姿态積極探尋他國對中國文化接受的現實路徑。具有世界情懷與公衆精神的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把向世界推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視為自己的使命，因此也熱衷于把中國的文化藝術作品和文化理論著作翻譯成各種語言，送給國外。然而具體傳播過程中，有時候國外的接受者似乎并不領情，對這份主動送上門的好意冷眼旁觀，反倒對一些在國内備受冷落的文化藝術作品類型青眼有加，以至于國内備受喜愛的文化藝術作品到了國外無人問津，而那些不被中國學人看好或重視的文藝作品或文藝理論反倒在西方世界大放異彩，開拓出了中國文化海外批評與研究的宏闊領域。
這種現象說明外國對于中國文化确實有引進來的需求，而我國亦不乏将己國文化傳播出去的願望，這麼說來，中國文化走出國門、在異域廣泛傳播應是“你情我願、互惠互利的樂事”。⑤但為什麼現實中中國文化的傳出與引進在很長一段時期内處于各行其是的狀況，無法實現供給與需求的高度契合呢？深入反思這一現象，我們發現，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沒有進行文化換位思考，深刻把握異域文化接受者的接受喜好與接受心理。要轉換文化立場，我們就必須先進行文化換位思考，把中國文化從世界文化的接受者轉變為世界文化的發送者，穩固文化自信立場，同時超越唯我獨尊的狹隘的一國文化中心主義，從他者的接受視野全面反思考察接受者的文化興趣、文化心理、文化好惡、思維習慣等等。隻有對作為他者的接受對象、接受原因和接受方法進行整體考察，我們才能提高中國文化的可接受程度，順利推出中國文化。
其次，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能夠立足于異域文化接受者的視阈，更有效地反觀一國文化在跨文化傳播的得與失。世界各國面對中國文化究竟接受了什麼？具體是怎樣接受的？為什麼會接受這些内容？各國之間的接受有何種差異？為何會出現這些差異？要給上述問題找出答案，我們就必須先全盤而又深入地考察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進行傳播與接受的具體曆史過程從而建立世界各國對中國文藝作品與文化理論進行翻譯與研究的學術史，以實證研究來考察文藝作品與文藝理論的互相交流與影響關系、從而探尋到中國文化向世界各國傳播的現實經由路徑。作為路徑起點的“文化發送符号”可以是中國文化中的任何單位，可以小到一篇文藝批評文章，可以大到一部文藝理論著作，可以具體于一種文藝作品類型，可以抽象為一種文藝概念，言個體可以指涉到一名文藝創作者，論集體可以統攝于一種文藝流派，擇共時可以選取一種文藝思潮，總曆時可以宏括為一種文藝傳統。與“文化發送符号”相對應的則是處于文化傳播終點的“文化接受主體”。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此處論及的“文化接受主體”側重關注世界各國研究中國文藝作品與文藝思想的學者，相較于普通讀者他們對于中國“文化符号”接受的研究目的性與理論性更強，文化回饋也更集中、更系統、更具代表性。連接文化傳播路徑兩個端點的傳遞符号，就是跨越語言天塹的翻譯橋梁媒介——語言類文藝作品與文藝理論著作的譯者與譯作。當然，不少文化接受者同時也承擔起了文化翻譯傳遞者的任務，比如說西方不少漢學家都是最先将中國文化著作翻譯、介紹到西方的翻譯者與傳播者。
在文化傳播與接受這條經由路徑中,作為流傳對象的文藝作品，傳播符号在異域語境中發生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時時處處都會受到接受主體思維影響、以适度變異的形式來調整在異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因此，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在注重實證研究的同時還應高度重視文化符号的表意變異現象，從各個角度考察中國文化話語在各國傳播的變異機制，複原中國文化傳播的變異過程，以此反推異域文化接受者的興趣偏好與接受取向。文化符号的跨文化變異表征機制研究既重整體宏括又重微觀深掘，廣泛而深刻地牽涉到了“創造性叛逆”核心論點支撐起的譯介學，立足于闡釋主體多元化的闡釋學，注重發掘接受主體性的接受美學，探索文化主題、文化類型、文化形象異同、文化過濾與文化誤讀的比較文化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綜合交叉。文化符号在異域傳播過程中發生的話語變異不但是文化符号的文化過濾和文化異化過程，而且可以成為基于他者視野展開換位思考、實現跨越異質文化隔閡、最終達成雙向文化理解的切入點。事實上，中國文藝理論在譯介與傳播過程中往往會出現這種現象，即國人自譯的中國文藝作品與文藝理論論著雖然更接近作品的真實狀态，但是無法引起國外讀者與學者的興趣和重視，而出自國外譯者之手、頻頻出現誤讀、誤譯的譯本大受本土人士的歡迎。這是為什麼？原因就在于我國學界對文化國際傳播過程中的“變異”現象與變異機制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若固守“以我為準”的文化視角，将考察中國文化譯作的準确性、傳遞中國文化的絕對原貌作為跨文化審視的唯一出發點，“變異”自然會被習慣性地視為背離真實的消極性因素。若我們能夠破除“一元文化本位思想”，從他者的接受視野展開換位思考，那麼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發生的文化變異就成了必然發生且值得研究的積極因素，因為它是一國文化在異域傳播中達成跨文化雙向理解的基本元素與必要方式，在異質文化對話交流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橋梁作用。因此，我們要在尊重、理解、适應異國文化異質性的基礎上找準主導變異機制的他者文化思維接受點與接受成因，深入發掘并積極引導中國文化思想投射到外國接受主體時文化文本“從狀态引導出動态”過程中因“認知意義流動”而産生的“認知差”，從而借助他者話語中包含的文化受衆心理規律來增強中國文化在異域境遇中的“文化親和力”，為中國文化開辟出一條既能傳輸中國特有的文化精神又能充分适應他國文化傳播環境的文化傳播路徑。⑥
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的現實使命,就是要為中國文化的世界性傳播開拓出一條理論先行之道。武漢大學駱郁廷教授說：“隻有采取各種方式傳播本國的文化，使本國文化走向世界，為世界各國人民所接觸、了解、欣賞、認同和接受，才能真正産生文化吸引力。”⑦因此，我們需要構建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接受研究史體系，需要以“文化發送符号”為研究範疇劃分研究單位，建立起一個囊括世界各國關于中國文化作品與文化思想的譯者、譯作、研究者、研究成果全部内容的學術數據庫。構成這一數據庫的縱軸應是從時間跨度對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得以翻譯與研究的曆史性傳承與流變的羅列與梳理，以保證整個研究體系能夠從曆史性視野宏觀統攝中國文化的跨文化穿透力與民族文化精神；構成這一數據庫的橫向脈絡應是從空間跨度對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得以翻譯研究的共時性比較與歸納，以保證對不同國家中國文化的譯者、譯作、研究者、研究著作進行差異性考察，從而對各國之間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關系何以影響中國文化異域傳播這一問題展開深入探讨。就本質而言，建立這個數據庫的核心思想在于對中國文化異域傳播的實證性史料加以“齊全完備”的搜集與整理，而其關鍵作用，可以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作為一項繼往開來式的學術工程，它不僅是對前人成果的總結與領會，更要為後續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化的翻譯和研究奠定穩固的基石、指明未來的方向。
三、小結
總之，從實踐維度來看，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有利于在深刻把握中外文化異同的基礎上探尋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對外傳播規律，确立一套促進中外文化發展與交流、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有效實施的長久可行性機制；從推動中國文化研究與時俱進的現實指導層面來看，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有利于啟發和指導全球化時代中國當下的文化藝術創作和文藝理論研究。
清華大學王甯教授認為，在世界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錯中我們需要“建構一種新的中國文化和哲學以恢複我國悠久的并且光輝燦爛的文化傳統”，而目前傳統文化在國内的複興和新儒學在世界的複興表明中國文化“正在從邊緣向中心運動，最終将成為一種能夠與西方的現代性話語平等對話的具有普世意義的理論話語”。⑧
因此，中國文化創造與研究需要實現本土化與全球化的辯證性統一、實現國家性與國際性的有機融合，需要我們打開視野、放眼世界，把中國文化的接受者定位為世界各國人民，而不隻局限于本國或是漢文化圈的接受者。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接受研究從學術角度出發對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接受和研究狀況進行再研究，通過考察中國文化海外的傳播機制與接受規律來确保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動力有據可依、有理可依，以此提高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與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具有彙聚“學”之理論與“術”之方法論的現實指導意義。
（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武俠小說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與接受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号：17CZW058）
「注釋」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②蔔彥芳：《“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傳媒國際話語平台建設》，《對外傳播》2017年第8期。
③曹順慶：《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态》，《文藝争鳴》1996年第2期。
④廖小琴：《文化自信：精神生活質量的新向度》，《齊魯學刊》2012年第2期。
⑤曹順慶：《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項目特稿：英語世界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中外文化與文論》2013年第3期。
⑥趙毅衡：《認知差:意義活動的基本動力》，《文學評論》2017年第1期。
⑦駱郁廷：《文化軟實力：基于中國實踐的話語創新》，《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⑧王甯：《全球化、全球本土化以及中國的文化學術策略》，《江海學刊》2017年第3期。
責編：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