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個體來說，“四十不惑”意味着心智堅定，不為外物所惑。曆經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态、國防和外交等治國理政的各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績，這些成績是中國故事的國際吸引力所在。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借鑒。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道路，總結中國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通過講述中國故事，為世界提供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借鑒，進而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的任務和使命。
一、治國理政經驗的國際傳播環境
中國的國家制度、意識形态和話語體系與世界多數國家情況迥異，在全球利益格局中，這樣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引起傳統大國的壓制、新興國家的猜忌、發展中國家的誤解，将是我國國際傳播工作長期面臨的環境。目前階段，國際社會對“中國故事”的認知和評價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視角。一個視角是意識到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看到中國發展給世界發展帶來的機遇。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發展給他們提供了更大的市場。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發展經驗和發展援助為它們克服發展難題提供了新機會，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張和提供的全球公共産品為國際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帶來新的希望。另一個視角是擔心中國搞“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警惕和防範中國的發展。發展中國家擔心崛起的中國會危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甚至像曆史上曾經的列強那樣走上争霸的道路。發達國家擔心中國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同視角的國際社會利益群體對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接受範圍和接受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因此，區分“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的對象是有效傳播的前提。從發展階段來看，“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的重點對象可以簡單分為五類：一是以西歐北美為代表的傳統強國，二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三是如波蘭、土耳其、以色列等區域強國，四是如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尼日利亞等體量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五是欠發達國家。這些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政治制度、文化宗教與中國的關系存在很大差異，對中國發展經驗的興趣點和接受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針對不同類别的國家采取相适應的傳播内容與傳播機制應納入中國故事國際傳播具體工作的考量之中。
二、治國理政經驗——中國故事的内容建構
加快中國故事内容建設，需要對講好中國故事中存在的關鍵問題、共性問題、敏感問題加強研究，對“講什麼中國故事、對誰講中國故事、如何講中國故事”提出一套科學嚴謹、系統規範的解決方案。但是，自2013年，我國明确确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對外宣傳工作方針以來，“講什麼中國故事”是相關實踐部門和理論工作者仍沒有實現突破的“工作瓶頸”。總體來說，中國故事的内容建設依舊滞後于傳播渠道建設。這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現有“中國故事”停留在經濟、文化、科技層面，内涵單一，吸引力和傳播力有限；二是“中國故事”的内容建設和産品傳播在實際運行中相對分離，導緻在國際社會傳播的“中國故事”的時代性、科學性和豐富性有限。面對多元化的國際傳播受衆，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無法簡單套用一套“中國故事”的叙事方式。目前對外傳播的中國故事重在結果導向，以中國經濟、文化、科技等成型的“中國産品”“中國成就”為主，而對“生産”這些發展成就的“中國制度”讨論和展示不足。制度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的核心要素，也應是當代中國故事的核心構成。
建構以治國理政經驗為基礎的中國故事，首先需要明确“好的中國故事”的标準和價值導向。從标準上來看，“真”是“好”的前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成就是“中國故事”的真實吸引力所在。真實的故事、真誠的态度、真理的力量應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原則和目标，講實實在在的中國故事，講事實、講數據、講困難、講作為，是故事具有吸引力和說服力的基礎。從價值導向上來看，需要秉持價值導向多元化的原則。設置中國故事議題時應跳出“中國特色”的局限，多元回應世界關注。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議題、具有世界發展共性的中國議題、世界關注中國的議題、世界質疑中國的議題，均可以納入“中國故事”的議題。
在明确中國故事建構的多元價值導向之後，中國故事内容的多元化構建，應由多個專業的學者和理論工作者以學術研究積累為依持，運用易于傳播的語言，講清楚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的魅力所在。從過程、成績和困難多個維度出發，從制度、理念、實踐多個層次講述中國經濟建設故事、政治建設故事、文化建設故事、社會建設故事和生态建設等多領域故事。具體的建構工作需要完成四個環節的建構：一是以求真的态度梳理清楚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走過的發展道路，即中國道路；二是以科學的方法挖掘中國發展道路中發生的有可借鑒可傳播價值的中國故事；三是以開放的話語體系呈現中國故事，即話語體系建構；四是将用開放的話語體系建構的中國故事傳播出去，即中國故事的傳播。這四個環節緊密相連，是中國治國理政經驗國際傳播的系統構成。
在具體内容建構上，秉持專業原則，以學術話語引導社會話語，讓專業人士講通俗故事。如，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之一是政府助力市場，由于GDP考核的約束，更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是企業稅，政府必須扶持新企業進入市場，擴大稅源，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中國政治故事可着眼于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政黨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軍事外交發展等多個角度講述中國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故事，在政府質量、責任政府、績效政府、廉潔政府、電子政務等超越意識形态的學術話語體系内講述中國政治發展故事是能夠被國際社會聽得懂的故事。中國社會建設故事可落腳于民生改善成果，如扶貧減貧、城鄉登記失業率較低、教育水平提升快，以家庭和鄰裡為單位的互助型社會支持體系。中國文化的故事既可以講述中國傳統文化故事，也可以圍繞“開放”“發展”“和平”等現代文明理念展開，開放使中國逐漸成為全球産業鍊、價值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制造業的真實價值得到了驗證和體現等等。
總體來說，準确、科學、令人信服地傳播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需要建立在中國故事内容建構的多元化基礎上，而多元化需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一是價值導向多元化；二是故事主題多元化，中國故事應全面展現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态五大建設領域的故事；三是故事角度多元化，制度與實踐、理念與價值、結果與過程、正向經驗與負面教訓等多角度、多側面建構中國故事的國際化表述。“講好中國故事”是一項系統工程，外交外聯外宣系統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主體，相關學術性研究、政策性研究是中國故事内容建構的主體。優化和完善相關工作的智庫支持力量，提高中國故事建構的全局性和長遠性，提升外交外聯外宣等部門相關傳播決策的系統性和科學性，是推進中國治國理政經驗國際傳播的根本性工作。
三、治國理政經驗的國際傳播機制建構
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傳播是在現行國際體系内進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時代，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話語體系中的貢獻在于打破“西方中心論”，為國際社會貢獻新的視角，提供新的發展理念。從傳播效果出發，講好中國故事必須遵循國際傳播規律，尊重傳播對象國的話語體系去闡釋中國的立場觀點，尋求最大公約數，才能更多地争取國際輿論對我方立場的理解與支持。為了争取有利于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國際傳播工作應更多地通過融通中外的概念表述，真正達到增信釋疑的目标。“融通中外”，知易行難，尤其是當“中國故事”的内容建設和産品傳播在實際操作中相對分離和割裂時，重傳播、輕内容建設，很難成就“好的中國故事”。
中國故事國際傳播多元化建構，可以從人才培養、渠道拓展、信息溝通機制、績效管理四個方面入手。
首先，創新講好中國故事的國際化人才多元選拔和培養機制。擴大國内國際傳播人才挖掘範圍，在全國範圍内跨機構、跨部門、跨專業、跨領域搭建“國際傳播人才庫”，以點帶面，突出專業重點。跨學科、跨機構組織專家學者開展“中國故事内容建設”工程。二戰後美國政府資助中情局在高校成立社會科學聯合促進會，社會科學将所有學科的壁壘打開，跨界研究興起，學術上迅速産生了一批極具國際影響力和傳播力的社會科學學者和“美國夢”産品。同時期蘇聯的社會科學被禁锢在意識形态裡，國家故事的生産能力和傳播能力受到極大限制。
其次，構建多元傳播主體和傳播渠道合作網絡。原中央編譯局（現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講好中國故事問卷調查（2018）”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故事傳播效果最好的組織排在前三位的是媒體、社會組織和高校科研機構，黨政國家機關排在最後。效果最好的傳播形式前三位是海外媒體報道、海外中國主題推介和自媒體傳播，而官方發布的效果最為不顯著。官方傳播主體具有“權威發布”的特征，而非官方的傳播主體是“在場發布”和“态度發布”為主。借助新媒體傳播媒介，在受衆那裡，“在場發布”和“态度發布”的即時性和真實性往往比“權威發布”更具傳播力和影響力。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下的國際傳播主體和平台已超越官方機構和政府間平台，非官方的社會組織、商業主體和公民個人也成為傳播主體。以國際舞台為背景的話語平台突破了傳統傳播路徑下的電視、電影、報紙、雜志和書籍等需要授權的公共傳播媒體，以新信息技術為媒介的網絡傳播、點對點傳播的出現和興盛已改變了國際傳播的傳統制式。
新媒體傳播的即時性和大衆性也決定了其傳播主體、傳播内容和傳播路徑不易被公共權力完全納入管制。國際傳播工作需要變政府主導為政府引導，突出政府、主流媒體之外的組織的作用，激活社會組織、智庫、企業、少數民族等民間的力量。政府增加和提高對以這些主體為主導的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志願者服務等活動的支持。目前的國際傳播渠道建設的投入重點依然是機構、出版物、電視、廣播等傳統媒介，傳播成本高、傳播速度和效果有限。可研究歐美政界借助社交媒體進行的“推特治國”“臉書理政”經驗，加大對投入成本低、傳播效果直接的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的投入。
再次，建立信息雙向流通機制。對外，改革和創新我國對外信息傳播平台和工作機制，拓寬海外獲取中國官方和民間信息的渠道，增加信息傳遞的透明度、準确性和及時性，是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對内，多點資助專業機構長期開展相關主題國際傳播效果調查、海外對中國國家發展動态和專項議題的認知度和支持度調查，堅持調查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為首要原則，以防誤導國内輿論和相關部門決策。
最後，應倡導建立健全國際傳播工作績效管理和評估機制。目前的傳播工作停留在“傳播出去”的層次，對傳播效果進行評估并用以優化傳播本身的工作還沒有成形的機制。講好中國故事是作為國家形象建設的内容之一，由官方統籌推進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不論是作為工作推進的手段，還是工作改進的工具，建立國際交流和國際傳播項目的績效評估機制都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以效果為導向，以問題破解為标準，對國際傳播工作的投入産出進行績效管理和評估，可以“傳播力”“績效産出”為核心要素構建。傳播力的評估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在場”，即傳播主體在輿論場域内出現的頻率；二是“評價”，即傳播内容獲得的評價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三是“認同”，即該傳播主體的傳播内容是否得到了目标受衆的價值認同。傳播效果的評估也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無效果，即沒有得到任何實際效果；二是正向效果，即得到了預期的正面效果；三是反向效果，即得到了預期之外的負面效果。以科學的績效評估為抓手，優化中國故事國際傳播工作體系和工作機制在當下具有很高的緊迫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當代中國重要政治文獻多語種數據庫建設”重點項目的研究成果，項目批準号：17ZDA108）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