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回顧了口傳時代、手工書寫、印刷技術時代教學方式的變革，論述了“教室”怎樣演變成了學校教育的一項“重”資産；其次，以約書亞·梅洛維茨的場景理論為基礎，分析了網絡空間對商場、物理教室的挑戰，結果顯示，作為教學内容呈現、教學對話、教學管理場所的教室，未來将越來越成為一種可移動并且可以靈活嵌入到實踐環節的“輕”資産；最後，盡管在線教室提供了“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靈活性，但課程設計和教師仍然是教學中不可忽視的要素，是教學質量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教室；在線教室；輕資産；移動性；靈活性；場景理論
【中圖分類号】G620【文獻标識碼】B
【文章編号】1009-458ｘ（2017）01-0015-05
2014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給在青島召開的“國際教育信息化大會”發去賀信，強調要依托信息技術構建網絡化、數字化、個性化、終身化的教育體系，建設“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學習型社會。這裡“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就是對互聯網時代學習靈活性和泛在性的高度概括。
與在線學習的“靈活性”相比，班級授課制需要依托一個固定的“地點”，因而對教學方式、教育組織等帶來了諸多的限制。對面對面、班級授課制的依賴，使“教室-大樓”成為學校辦學的一項最重要的“重”資産！盡管經常有人提起梅贻琦先生關于“大學、大樓、大師”關系的名言，但在實際辦學層面上，國家辦學标準的“人均校舍面積”，大學引進大師的首要條件，都要求——建大樓。
一個坐落在固定地點的“教室”，怎樣在人類教育系統中獲得絕對重要的“地位”？在線教育又将怎樣颠覆“教室”的權威地位，讓教室變成一項辦學的“輕”資産，以提供“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新型教育供給模式？
一、教室：容納大學問、大師和大學的場所
1.知識的稀缺與學習場所的尊貴
人類最早采用的教育技術是“口頭語言+記憶”（郭文革,2011），孔子和蘇格拉底就是面對面采取口頭語言作為内容傳遞、教學對話的技術手段。在口傳時代，孔子在杏壇設壇講學，蘇格拉底在市集等開闊空間跟弟子進行辯論和對話。老師和學生在哪裡對話，教學就在哪裡發生，“教室”還不是教學的必備條件。
這種沒有固定場所的教學，其實是最昂貴的教學模式。由于知識主要保存在老師的“頭腦”裡，沒有副本，因此，一個人要想求得真知，就必須抛家舍業，追随先生左右。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他的弟子一路跟從，既談論學問時局，還要武功高強，跟随時可能冒出來的盜匪交手；也需要有人做生意，供養這個“移動的”學術團體。沒有“固定地點”，決定了隻有少數人能夠獲得學習的機會。口傳時代的學習是“移動的”，但卻不是靈活的。
進入手工抄寫時代以後，“閱讀物”與提出原創思想的大師相互分離，營造出更為靈活的學習方式。一個識字的人可以通過閱讀手工書寫的卷宗，接觸大師的思想，被啟迪、被點燃。然而，由于手工抄書效率低下，莎草紙、羊皮紙等書寫材料稀缺，書籍數量稀少，價格昂貴。中世紀一本羊皮書《聖經》甚至可以換一座葡萄園（葉燕君,1988），精美的手抄羊皮書是一種财富的象征，根本不是用來讀的。
書籍如此金貴，以至于一個人為了學習，必須到書籍所在的地方去。羅馬時期的亞曆山大圖書館、中世紀的修道院等，都是保存莎草卷、羊皮書的地方，也是與歐幾裡得、阿基米德、中世紀哲學家等大師交流對話的場地。耗費幾代人的心血和财富建設起來的宏大講堂、昂貴的羊皮書，共同彰顯着“地點”在知識獲取中的重要地位。與口傳時代教師的“移動教學”相比，有了一個“固定的求知地點”，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當時，普通人定期到教堂裡，以牧師的口頭宣講為中介，“閱讀”聖經，跟上帝對話。在教堂的一個封閉空間裡，依靠聲波在空氣中震動而建立的1對多的傳播系統，也為後來的課堂教學所模仿，成為講授式課堂教學的主要傳播結構。
由于閱讀物的稀缺，一群人聚集在某一地點，聽一個人用口頭語言講授的這種社會傳播結構，使“地點”具有了某種尊貴的地位，成為社會思想和文化傳播的重要象征！
2.教室：學校的一項“重”資産
15世紀中葉印刷技術的出現使書寫材料和閱讀物的供應大大增加，建立在閱讀與書寫基礎上的現代學校制度開始大規模發展。圖書在提供了學習靈活性的同時，又進一步增加了教室在教與學中的重要地位。
口傳時代用口頭語言表達的知識，現在通過文字符号書寫在紙上，用印刷機快速複制，廣泛傳播，為思想的啟蒙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條件。然而，作為思想“肉身”的紙質圖書，需要利用各種交通工具進行耗費時間、跨越空間的移動，才能使不同的觀點、理念相互碰撞。這個沉重的“肉身”成為課堂教學、學校教育的一個“緻命的約束”，進一步突出了圖書館、教室這樣的“物理場所”在人類知識傳播、思想交流、教育傳承中的重要性。
以課堂教學為例，教師講授是口傳時代遺存下來的一種知識傳輸方式，它的作用跟讀書實際上類似，是一種知識的單向傳播。在大量依賴教師講授的亞洲國家，學生隻要認真聽講，大量做題，不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自主閱讀，就可以得到好成績。反之，15世紀古登堡印刷機發明以後，牛頓、第谷等人是完全通過搜集、閱讀、校對、修正古希臘以來的數學書、天文星表等自學成才，開啟近代科學的進程。因此，與數量稀少的羊皮手稿相比，機器印刷書的大量提供，無疑提供了更多的靈活的學習機會，為第一代函授遠程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傳播技術條件。
對于牛頓、第谷、伽利略等少數生來好于求知問學的天才來說，隻要有書就夠了！正如今天MOOC平台上那4%的完成者，他們大都具有很強的内生型學習動機。然而，對于更廣大的人群而言，學習的回報過于延遲，需要強大的外在激勵才能堅持下來。在大衆化、強制性義務教育階段，課堂教學對學習者的強制性約束構成了現代學習制度的重要制度基礎。“教室”因此獲得了某種獨特的權威性！
即使從教學交互的角度來看，在印刷技術環境下，在“教室”裡開展的課堂教學也具有明顯的優勢。雖然“讀書”的地點有很大的靈活性，但是教師給學生答疑、學生寫作業交作業、教師對學生作業的評價與反饋等這幾類教學交互事務，還是要求師生定期在“教室”這個“地點”聚集。對于小學低齡兒童來說，從聽說到讀寫的教育，大量依賴面對面教學來完成，需要一個共同學習的“教室”；對于高等教育來說，實施答疑、交作業、評價與反饋這些教學交互環節，需要定期在“教室”這個固定地點碰頭，以實現面對面的語言交流，以及作業、評語等紙質材料的交換。初、高中等中等教育介于兩者之間，更是離不開“教室”這個特定的地點了。
與作為生産實踐場地的車間、病房、運動場、餐廳、酒店等物理大樓相比，處于學校圍牆内的“教室”大樓，主要是一個認知場所。當“教學”被裝進“教室”這個空間的時候，也意味着認知場所與被認知的社會實踐之間的分割和脫離。由于以教室為基礎的認知場所和社會實踐、地質考察、考古發掘等實踐場地都是難以搬動的“重”資産，大學的認知教學和實踐教學在時間安排上隻能采取“大塊”切割。如果試圖在一學期的課程中，把“課堂”教學和在現場實踐教學有效地穿插在一起，無疑将大大增加交通成本和時間成本，因此大大增加教學成本。
因此，500多年來，随着現代學校制度在世界上的普及，“教室”也成了學校辦學的一種重大投入，一項搬不動的“重”資産。
二、在線教育時代：教室（OnlineClassroom）将成為一項“輕”資産
1.組織與虛拟組織
進入到互聯網時代以來，知識和信息擺脫了“紙張”這個“肉身”，通過數字信号和網絡傳輸實現了内容和對話的跨時空傳播，進一步增加了學習的“靈活性”。這種跨時空的信息傳播模式，帶來了一場“場景”革命，對建立在實體空間上的社會組織結構形成了挑戰。
美國傳媒學家約書亞·梅洛維茨（JoshuaMey⁃rowitz）用“媒介、場景、行為”的分析框架，分析電子傳播時代“地域的消失”，為我們分析互聯網時代的組織變革提供了理論基礎。梅洛維茨認為，無論是物理空間還是虛拟空間，“對人們交往的性質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質場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動的模式”。電子媒介創造出新的“信息場景”，因此在研究組織行為時，應該“打破面對面交往研究與有中介交往二者之間的區别”，把“地點和媒介”同樣看作是為人們構築了交往模式和信息傳播模式的“信息系統”。電子媒介對組織的“影響并不是因為訊息的力量，而是因為重新組合了人們交往的社會環境，削弱了有形地點與社會‘地點’之間曾經非常密切的聯系”（梅羅維茨,2002）。
按照梅洛維茨的理論，我們從地點、媒介、交往行為三方面來分析互聯網時代的組織變革。以商場和淘寶網店為例，比較地點、交流媒介和交易行為的不同，如表1所示。從表1的比較可以看出，地點和交流媒介的變化完全改變了舊的零售業交易模式，催生出物流、在線支付等新的産業，形成了全新的購物場景，并由此衍生出螞蟻金服這樣的新型銀行業态。
2.在線教室（OnlineClassroom）與物理教室的比較
我們采用場景理論，從地點、交流媒介和教學行為的角度，比較課堂教學和在線教學兩種場景的教學行為的差異，如表2所示。
從表2的比較來看，在普通教室裡通過口頭語言和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傳遞的教學内容，以及讨論、測驗、作業等教學活動，完全可以從物理教室遷移到在線教室。ZOOM等在線直播教室，Black⁃Board、Moodle、MOOC等異步在線教學平台，正在提供一種全新的在線“教學地點”——在線教室。
與物理教室相比，在線教室平台上發生的大量教學行為會被自動記錄下來，成為學習行為分析、評價、績效考核等的“大數據”，這是在線教室超越物理教室的優勢。可以預見，未來的大學都将變成一種由“（物理）教室+在線教室”構成的混合型組織，大學要像蓋大樓那樣建設好、管理好自己的在線教學場所。
3.在線教室：一種“輕”資産
以前不能移動的“固定資産”——物理教室，在互聯網時代變成了一種可攜帶、可以動的“輕”資産。學習者隻要能上網，在任何地點都可以登錄進入在線教室，參加和完成各項學習任務。從學習者這一端來看，就像是把“教室”搬到了學生面前。在移動互聯時代，學生可以“攜帶”在線教室，走進車間、病房、運動場、餐廳、酒店等各種實踐場地，這種把認知場所和實踐場所組合在一起的教學模式，将為現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帶來重要的變革。
以Minerva大學為例，該大學學制是4年，第一年在舊金山就讀，之後的三年共6個學期，分别到位于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德國的柏林、印度的孟買、中國的香港、英國的倫敦和美國的紐約6個城市，與當地高校、研究所或公司的實驗室合作，利用當地的圖書館、博物館等教育資源，為學生提供密切接觸社會的體驗式教育，培養“有影響力的世界公民”。當Minerva大學的學生研究有關中國文化和經濟社會的議題的時候，他們可能正好身在中國，一邊體驗中國，一邊用IPad登錄雲端的在線教室，參加課程學習和讨論。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下，實踐場所成了第一課堂，作為認知場所的“教室”被送到了實踐場所。在線教室的這種靈活性，使大學可以在一門課程中以更細的顆粒組合認知和實踐單元，認知跟實踐可以頻繁地“對話”，形成一種新的教學認知模式。
雲端“教室”的這種可移動性、靈活性，給傳統的教育服務模式、組織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為教育創新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2016年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教育培訓公司VIPKID，聘請美國老師，使用美國的英語教材，通過在線1對1教學，把美國老師請到學生家裡提供“上門服務”，該公司的口号就是“美國小學在家上”。美國鳳凰城大學聘請了企業高管，擔任兼職在線教師，把一線的實踐經驗變成了最好的教學資源。
當“教室”變成一項可以靈活移動的“輕”資産的時候，從教學流程的要素層面來看，教學資源和教師等核心要素都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教育服務有了更多的組織模式，教育的全球化競争将進一步加劇；從認知和實踐的關系來看，“實踐場所+在線教室”将成為學校“教室”的競争對手，通過使用在線教室把大學課程延伸到機關、廠礦、工廠、醫院等地，将成為教育服務的新模式。建立在企業、政府、軍隊等的學習中心，未來将在大學辦學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靈活性”的另一面：質量和參與
教室從“重”資産到“輕”資産的變化，反映了媒介技術變革對人類教育的影響，支持了約翰·丹尼爾（JohnDaniel）從遠程教育變革的角度提出的在線學習靈活性的觀點。
在強調“靈活性”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注意中外在線學習模式的差别可能引起的對約翰·丹尼爾先生觀點的誤讀，尤其是要注意以下兩點。
1.中、外在線教學模式的差異
約翰·丹尼爾和托尼·貝茨（TonyBates）作為世界在線教育的先驅和領導者，從多年的研究和實踐中敏銳地觀察到了未來高等教育的變革方向，非常自信地宣稱“曆史将站在我們這一邊”，言語間充滿了職業成就感和自豪感。中國在線教育從業者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然而，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在線教學模式與北美、英國在線教學模式的差别。筆者曾經分析過中外在線課程的不同模式，把現有的在線課程分成了I類、C類、I+C類三種類别。中國在線教育偏重于I類，而MOOC以前的北美在線課程偏向于C類，MOOC則屬于I+C類在線課程（郭文革，2014）。在線教學中，C類的比重越高，教師和學生的時間投入越多，教學質量越高。
因此，在線學習的靈活性，主要是由在線教室的“輕”資産屬性帶來的，并不意味着依賴課件等優質教育資源的低成本、大規模共享。約翰·丹尼爾先生提到，研究表明北美異步、小班在線教學的質量最高，而亞洲學習者偏好集中、強制的講授式學習。因此，對于“曆史将站在我們這一邊”的觀點，需要針對課程模式具體分析，不能盲目樂觀。
2.需要警惕的話語：低成本
約翰·丹尼爾文章中，再次提到了“通過運用技術，優質教育能以低成本得到擴大”的觀點，這句話曾被中國現代遠程教育試點政策完全采納，成為指導中國在線教育發展的核心理念。對“低成本、大規模”的誤讀，給中國在線教育的發展帶來了很多問題。
不同的在線教學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成本結構。
例如，讓我們假定MOOCs、SPOC都能達到預期的教學質量。某一年北大新生入學，如果采用MOOC完成所有的120個學分的課程，生均教學成本可能近乎0。如果采用SPOC形式，120個學分都是在線學習，但是采取20-30人的SPOC模式，每門課配備一名合格的在線輔導教師，負責答疑、打分、反饋及總結。120個學分的課程學完，則需要40-60位老師的勞動投入。第二種在線教學的成本肯定遠高于第一種在線課程的成本。
所以，丹尼爾先生的“低成本”是第二種在線教學的成本跟校園大學面授教學成本的比較。中國在線教學成本是按照第一種情況測算的。而在極低的學費水平下，網院還能有可觀的收入，但是質量聲譽極差，已經嚴重拖累了“在線教學”在中國市場的發展空間。
四、結論：未來所有大學都将成為混合型組織
綜上所述，媒介技術的發展使課堂教學的一系列要素，都可以從物理教室挪到在線教室來完成。教室從一項“重”資産變成了一個靈活、移動的“輕”資産。因此，課堂教學的各要素，認知與實踐的組織流程等，都有了更多選擇、組織的空間，高等教育必然将大量采用在線、混合式教學模式。“曆史将站在我們這一邊”，未來的大學都将成為實體校園+在線教室的混合式組織。
對課程的良好設計，學生的自主學習，師生有序的反饋與交流，對教學過程和質量的嚴格管理，是發揮在線學習“靈活性”優勢的制度基礎，這些都需要收取合理的學費。沒有這些制度基礎和學費保障，“靈活性”就是一句空話，就永遠是中國教育領域的“海市蜃樓”。
[參考文獻]
郭文革.2011.教育的“技術”發展史[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3）：137-157.
郭文革.2014.網絡課程類别分析——互聯網教育傳播模型的分析視角[J].遠程教育雜志（5）：41-46.
葉燕君.1988.從粘土版、紙草紙到羊皮紙的書——談談國外曆史上幾種主要的文獻載體[J].圖書與情報（1）：54-57.
約書亞·梅羅維茨.2002.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33-34.
收稿日期：2016－12－14
定稿日期：2016－12－20
作者簡介：郭文革，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學教育學院（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