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科學引文數據庫WebofScience核心集合中SCI-E、SSCI引文數據庫為研究樣本來源，選取自1981年起至今共478篇企業數字化學習領域文獻。采用文獻計量法、内容分析法，運用HistCite和CiteSpace兩款文獻可視化分析軟件分析該領域研究脈絡及研究熱點。通過引文編年圖、知識圖譜、科學評價指标對研究曆程的發展階段及研究方向、學科領域、研究機構、研究學者及研究熱點進行了綜合分析。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學習正在形成三個主要的研究方向：數字化學習在企業的接受度、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策略與模式、企業數字化學習的有效性及對績效的影響。最後，本文提出企業數字化學習的未來發展方向。
【關鍵詞】企業；數字化學習；文獻計量；内容分析；科學引文數據庫；WOS
【中圖分類号】G642.0【文獻标識碼】A【文章編号】1009-458ｘ（2018）3-0052-11
企業數字化學習指在工作場所進行的學習或培訓活動，以提高個人和組織績效為目标（Wang,2011）。數字化學習（e-learning）指使用計算機網絡技術，特别是通過互聯網絡進行學習（Welsh,Wanberg,Brown,&Simmering,2003）。随着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組織将數字化學習作為員工培訓的主要方式之一（Ho&Kuo,2010）。美國培訓與發展協會（ASTD）認為，使用的靈活性、傳輸的及時性、成本的高效益使得數字化學習在企業教育中得到廣泛應用（Chen,2010）。
企業數字化學習有别于學校場所的數字化學習，不僅需要重視學習者的學習效果，還需要從組織經濟效益角度去關注學習遷移和績效結果（Lim,Lee,&Nam,2007）。不僅需要關注數字化學習資源與平台建設，還需要關注學習者之間、組織之間的知識共享。企業數字化學習是面向成人學習者的基于信息技術手段的人力資源開發方式，成人學習理論、教育技術理論、人力資源開發理論是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理論基礎（李運景,等,2006）。本研究借助WebofSci⁃ence科學引文數據庫對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企業數字化學習國際文獻進行計量研究，厘清企業數字化學習的國際研究發展脈絡，以便更好地透視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研究熱點與發展方向，助力我國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研究與實踐。
一、研究設計
（一）文獻樣本
本研究選取WebofScience數據庫的核心合集中《科學引文索引（擴展版）》（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XPANDED）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SSCI）兩個引文數據庫作為文獻樣本來源。“企業”檢索關鍵詞外延上有多種表達形式，如“workplace”“company”“corporation”“organization”；數字化學習包括學習和培訓活動，關鍵詞有“e-learning”“on-linelearning”“on-linetraining”等表達形式；企業學習者則有“employee”“staff”“worker”等表達形式。使用WebofScience數據庫高級檢索功能，即使用字段标識、布爾運算符、括号和檢索結果集來創建檢索式，所用到的字段标識中TS代表主題，TI代表标題。本研究最終确定檢索式為：TI=（elearn⁃ingORe-learningORonlinelearningORon-linelearningORonlinetrainingORon-linetraining）ANDTS=（workplace*ORcompany*ORcorpora⁃tion*OR（organization*NOTstudent*）ORemployee*ORstaff*ORworker*）NOTTI=（stu⁃dent*OR“pre-schooleducation”OR“primaryeducation”OR“secondaryeducation”OR“highereducation”ORpostgraduateORUnder⁃graduate）。檢索日期為2017年2月10日，檢索結果為478篇。設置時間跨度為1900年至2016年，但是最早的一篇文獻出現在1981年。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計量法和内容分析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分别使用HistCite和CiteSpace文獻分析軟件作為研究工具。HistCite是一款文獻引文編年可視化軟件，由“SCI”創始人加菲德爾及其同事于2001年開發，通過文獻及文獻之間的引用情況快速鎖定某一領域的重要文獻及研究者，通過繪制引文編年圖得到該領域的關鍵引文及其發展脈絡（李運景,等,2006）。CiteSpace是一款識别文獻發展趨勢與動态的可視化知識圖譜軟件，由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陳美超和大連理工大學WISE實驗室合作開發，基于共引分析理論和尋徑網絡算法将知識單元、網絡之間隐含的複雜關系顯性化，揭示某一領域發展前沿與熱點（肖明,等,2011）。首先運用HistCite軟件，從文獻基本信息、引文關系、關鍵指标等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接下來用CiteSpace軟件對文獻及其關鍵詞等内容構建知識圖譜，同時進一步對關鍵文獻進行内容分析，探究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研究脈絡與熱點。
二、研究脈絡分析
将WebofScience數據庫（簡稱“WOS”）檢索數據文件導入HistCite和CiteSpace軟件，對478篇文獻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和典型文章的内容分析。下面從文獻時間、研究方向、國家/地區、來源期刊、學者等維度，梳理企業數字化學習的國際研究曆程、發展脈絡及主要研究方向。
（一）研究曆程回顧
1.時間分布
在WOS網站中可直接從檢索結果分析中得到該領域各年份文獻發表數量的數據，形成文獻發表數量年份分布圖（見圖1）。由圖1可知，WOS中企業數字化學習文獻最早出現于1981年，随後十餘年至1998年文獻數量一直較少；從1999年到2004年文獻數量緩慢增長，從不足5篇發展至10餘篇；從2005年起，企業數字化學習上升至又一發展階段，文獻數量多達20篇以上；從2010年起，該領域研究受到研究人員的更多關注，得到平穩且持續的發展，文獻數量穩定在每年42篇左右，其中2011年文獻數量達到56篇之多。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計算機與互聯網絡技術處于發展之中，數字化學習處于發展準備期（汪家寶,等,2007），以學校為主的各組織對數字化學習進行了嘗試和初步探索。在企業學習領域美國學者洛瑞（Lowry,1981）率先嘗試将數字化學習應用于軟件程序員的教育與培訓。1994年“首屆世界終身學習會議”舉行使終身學習理論受到重視（吳峰,2012），企業學習得到發展；從21世紀初起，數字化學習條件、設施、環境及資源建設得到較大改善，逐漸從學校走向企業（汪家寶,等,2007）。随着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終身學習理念的推廣及其在各行各業的滲透，在企業采用信息技術開展培訓成為企業組織進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手段。企業數字化學習發展曆程與該研究領域文獻數量的分布相吻合，形成了以下三個階段：準備期（1980—1999年）、發展期（2000—2009年）、平穩期（2010年至今）。企業數字化學習仍然面臨着經費投入、學習部門（如e-learning部門、企業大學）邊緣化、缺乏完善評價體系等挑戰（吳峰,2012），需要通過完善制度、發展政策、培養學習設計人才進一步推動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發展進程，使其達到繁榮發展期。
2.引文編年圖
引文編年圖指根據文獻之間的引用關系形成的以時間為先後順序的關鍵文獻引用網絡圖，能夠清晰地将某一領域随時間的發展和研究承接關系進行可視化（李運景,等,2006）。使用HistCite軟件對導入的文獻數據文件進行分析，生成文獻的本地數據庫引用次數（LocalCitationScore,LCS）和WOS數據庫引用次數（GobalCitationScore,GCS）。LCS指該數據庫（SCI-E或SSCI）中其他文獻對該文獻的引用，反映了該文獻在該研究領域的重要程度；GCS則指全球研究者對該文獻的引用次數，反映了該文獻在全球範圍内的受關注程度。HistCite的GraphMaker功能能夠設置LCS或GCS的阈值，從導入的文獻中篩選阈值以上的文獻，根據文獻引文關系繪制出引文編年圖。本研究将1981—2016年的478篇文獻導入HistCite軟件，設置LCS阈值為30對文獻進行篩選，繪制出如圖2所示的引文編年圖。其中，圓圈中數字代表該文獻導入軟件後的編号（無實際含義），圓圈半徑對應LCS數值，圓圈之間由箭頭相連，箭頭表示文獻間引用關系。引文編年圖中關鍵文獻（見表1）從2000年起才開始出現（#20），先前研究處于萌芽探索階段；關鍵文獻量從2004年開始逐漸增多，從關鍵文獻LCS值的大小可以看出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在21世紀初得到了持續的發展，并為該領域後續研究提供基礎；2010年後關鍵文獻數量、引用次數呈現穩定發展，與圖1所得的萌芽期、持續發展期、平穩發展期規律相互印證。
圖1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文獻的時間分布（二）主要研究方向
引文編年圖中半徑較大的關鍵引文節點分别為#54、#118、#83，通過對關鍵文獻及相關發展脈絡文獻進行内容分析，得出以這三篇研究為核心的該領域三大研究方向。
1.數字化學習在企業的接受與推廣
#54文獻作者Ong等人（Ong,Lai,&Wang,2004）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以技術接受度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TAM）為理論基礎，探究使用e-learning對高科技公司工程師進行培訓時計算機自我效能、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可靠性對使用意願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在此之後，圍繞技術接受度模型，關于在企業采用數字化手段進行學習和培訓的意願及效果的研究不斷出現（#109、#146、#251、#258、#269等文獻）。創新擴散理論作為有關新技術推廣及應用的重要理論對于在企業中推行數字化學習及其有效性有着重要作用（Chen,2014），Lee等人（Lee,Hsieh,&Hsu,2011）将創新擴散理論與技術接受度模型進行整合，對員工使用數字化學習技術的意願進行了探究，為企業決策與規劃提供建議。組織支持環境也是推行數字化學習的重要影響因素，Cheng等人（Cheng,Wang,Yang,Kinshuk,&Peng,2011）基于技術接受度模型進行了管理層、組織層對員工數字化學習接受度的影響探究，通過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并輔以半結構式訪談驗證了組織支持環境對員工數字化學習接受度的積極影響作用；Roca&Gagné（2008）則依據自我決定理論（SDT），從員工個人層面出發，在技術接受度模型（TAM）的基礎上增加感知趣味性、感知勝任性、感知相關性三個維度，探究員工對數字化學習的接受程度及其持續使用該技術進行學習的意向。這類研究多為基于某一企業e-learning平台進行的定量研究，質性研究的應用則較為缺乏。
圖2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文獻的引文編年圖2.企業數字化學習策略及模式探究
#83文獻作者Clarke等人（Clarke,Lewis,Cole,&Ringrose,2005）對使用Blackboard進行數字化學習的某醫院進行了持續兩年的質性研究，探究數字化學習的策略和虛拟組織實踐共同體的建立，研究發現數字化學習有助于分散于各地的員工進行高效學習，這部分時間與精力的投入有助于節省員工的工作時間，提升工作效率；混合式學習是最有效的學習策略，線上教學和線下實踐有助于工學結合。此外，該研究還發現電子績效支持也有助于員工工作改進。Booth等人（Booth,Carroll,Papaioannou,Sutton,&Wong,2009）則使用内容分析法對企業數字化學習已有研究進行質性分析，得出同伴交流、靈活性、學習支持、知識驗證、課程設計與組織五個數字化學習設計主題，為企業數字化學習的課程及學習模式提供參考建議。還有研究者（Johnson,Gueutal,&Fal⁃be，2009）從是否提供證書、年齡、可靠性、媒體同步、元認知活動、課程滿意度和實用性等方面進行企業數字化學習設計及模式探究。
3.數字化學習有效性及對工作績效的影響
#118文獻作者Wang等人（Wang,Wang,&Shee,2007）設計了企業數字化學習系統有效性評估工具（ELSS），構建出兩個層次共六個系統使用有效性評估維度：系統開發層（信息質量、系統質量、服務質量）和效率影響層（系統使用、用戶滿意度、淨效益），從學習者角度評估在線學習系統有效性，為組織提供細緻的診斷分析和改進反饋。随後，有關數字化學習系統對工作績效的影響的研究得到發展（#223、#296等文獻），如Chen（2010）在信息系統成功模型（ISSuccessModel）的基礎上，加入“服務質量”維度并對“系統使用”這個維度進行解釋和澄清，從組織人力資本管理的視角将工作産出作為e-learning系統使用的評價指标，用“淨收益”取代原有模型的“個人影響”和“組織影響”兩個維度，并通過定量分析方法驗證了該學習系統使用對工作績效的積極影響，即在員工培訓上的投資會提高員工的個人績效和産出，e-learning能夠有效輔助員工培訓的實施并且幫助員工面對新的挑戰。Chen（2012）及其團隊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對新員工使用數字化學習系統進行實證研究，驗證該系統對新員工培訓的組織融入度和工作适應性的提升作用。随着學習分析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使用大數據進行的有關企業學習系統有效性的研究開始出現，如Hogo（2010）基于企業數字化學習系統的大數據，對員工的學習行為及系統有效性進行分析和評估，以支持對學員開展學習反饋和對學習内容和系統本身進行改進。
（三）研究發展概況
1.學科領域分布
在WOS檢索結果分析中可得到各學科發文數量，設置阈值為2共得到52個學科，選取文獻數量排名前10的學科進行分析（見表2）。其中，教育及教育研究、計算機科學、商業經濟學為企業數字化學習的主要研究領域，其次是工程學、心理學、信息科學及圖書館學等領域。企業數字化學習主要依托于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其學習效果又作用于組織績效及經濟效益。除教育學科、心理學科外，一些相關學科領域也對企業數字化學習有所關注。譬如護士等醫療人員應用數字化學習方式獲取工作技能，能夠在降低醫療成本的同時提升學習效率（Clarke,etal.,2005）。通過對各領域發表文獻的最初年份進行統計，發現最早關注企業數字化學習的學科為信息科學和圖書館學（1981年）以及計算機科學（1985年），其次是工程學（1995年）和經濟學（1999年），而教育學（2002年）、心理學（2002年）則對該領域關注稍晚。
2.國家/地區分布
HistCite對文獻數據的分析顯示，共有59個國家/地區對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有所關注。根據各國家/地區文獻數量排序，得到在該領域研究較為活躍的國家/地區（見圖3）。其中美國以91篇文獻列于首位，其次是英國和中國台灣地區，此外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僅次于西班牙位列第7。
TLCS（TotalLocalCitationScores）指文獻在所在數據庫中的被引次數，TGCS（TotalGlobalCi⁃tationScores）指文獻在WOS數據庫中總被引次數，TLCS/N和TGCS/N則代表該國家/地區在該領域發表的文獻在本數據庫及WOS數據庫中的平均被引次數，兩者的數值越高則該地區/國家在該研究領域的影響力越大（裴蕾絲,尚俊傑,2015）。由圖4可知，中國台灣的TLCS/N值是目前該領域唯一超過1的地區，其次是加拿大和西班牙。盡管英美兩國在文獻數量上處于優勢，但中國台灣地區卻具有較大影響力（TGCS/N值高達25.135）。此外，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的TLCS/N和TGCS/N值較台灣地區而言較低，其中香港地區文獻多于中國大陸文獻，可見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在中國台灣地區更為活躍，中國大陸地區的相關研究較少被WOS數據庫收錄。
在WOS檢索結果分析中可得到各研究機構發文數量，設置阈值為2并除去研究機構不明的文獻，共得到162個研究機構，選取文獻數量排名前10的研究機構進行分析。香港大學、多倫多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台灣中央大學等研究機構發文數量靠前；美國占比較多，但整體上沒有明顯區分。可見，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仍處于發展階段，需要各國家/地區的研究機構聯合企業或結合自身進行相關研究，通過不斷的探索與研究來提升數字化學習對組織發展、終身學習的助力作用。
3.來源期刊分布
共有308家期刊收錄企業數字化學習文獻，其中收錄大于1篇的期刊有66家。收錄文獻數量排名前10的期刊在企業數字化學習領域共收錄109篇文獻，占全部文獻的22.80%。其中，Computers&Education、ComputersinHumanBehavior、Brit⁃ishJournalofEducationalTechnology、Training&Development、EducationalTechnology&Society五家期刊的文獻收錄量大于10。TLCS（TotalLocalCitationScores）和TGCS（TotalGlobalCitationScores）分别指該期刊收錄的該領域文獻在所在數據庫中的被引次數和在WOS數據庫中總被引次數，TLCS/t和TLGS/t則代表平均每年的被引次數。Com⁃putersinHumanBehavior的被引次數較高，其次是Comput⁃ers&Education。排名前10的期刊中有8家均與教育科學有關，大部分期刊與應用于教育的計算機技術相關，有兩家則是醫學教育方面的期刊，這與前面分析的醫學應用技術于培訓有關。
圖3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文獻數量排序前10的國家/地區4.高影響力學者
本研究采用TLCS和h指數雙重指标來分析企業數字化學習領域具有較高影響力的學者。TLCS相比于TLGS更能夠體現學者在某一領域的影響力，h指數由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物理學教授Hirsch于2005年提出，能夠用于“評價科學家的科研績效”（趙基明,等,2008），綜合評估研究者在某一領域的發文數量及影響力。經計算該領域h指數排名前10的學者如圖5所示。
從圖5可知，學者TLCS指數較高并不一定代表其h指數較高。通過對10位學者所在研究機構及學科背景進行統計（見表3），學者主要學科背景為信息科學，其次是教育科學和商業經濟學。Wang,Y.S.、Lai,J.Y.、Ong,C.S.（一作）是#54文章的作者（Ong,etal.,2004），Wang,Y.S.又與Shee,D.Y.、Wang,H.Y.合作發表#118文章（Wang,etal.,2007），這兩篇文獻是先前分析的企業數字化學習領域兩個方向的關鍵文獻，可見台灣學者在該領域具有較高的前瞻性和引領作用。從h指數來看，香港大學教育學院Wang,M.H.學者具有較高影響力，在本研究樣本數據庫中共收錄其7篇文獻（Cheng,Wang,Moormann,Olaniran,&Chen,2012;Cheng,etal.,2011,2014;Jia,etal.,2011;Wang,etal.,2010;Wang,2011;Wang,Vogel,&Ran,2011），其中Wang,M,H.跨地區與Ran,W,J.、Liao,J,A.進行合作研究，從KPIs關鍵績效指标出發，以績效技術為導向依據各職位勝任力要求，為員工提供個性化的知識地圖式的學習資源及評估平台（Wang,etal.,2010），并從個人的學習需求、組織的目标和社交網絡的建立三個維度對該平台進行了深入研究（Wang,2011），Wang,M.H.團隊對績效技術導向的企業數字化學習設計進行的研究是該領域規範、具有較大參考價值且為數較少的績效相關實證研究，該研究關注點也是該領域未來的研究熱點之一。
圖4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活躍國家/地區單篇文獻平均被引頻次
圖5企業數字化學習領域的高影響力學者雖然中國大陸學者在該領域發文不到10篇，但對該領域的知識管理與共享研究也有一定貢獻。浙江大學的Qi,H.和Sun,S.（2006）在學習型組織的知識管理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基于語義網的e-learning社區知識管理系統，設計了通用知識表示模型，創建了基于主題圖的知識表達與内容；同濟大學的Wu,B.和Zhang,C.（2015）設計了基于信任的知識共享框架，提出了一種知識共享的信任評估方法，并運用該框架進行了我國基于網絡學習社區的跨組織知識共享案例研究；武漢大學的Zhang,X.等人（2015）則從社會化媒體工具出發對知識管理、社會化媒體兩個研究主題進行分析，探索了組織使用社會化媒體促進員工内部知識分享與協作學習的研究趨勢。
5.高影響力研究
對本研究樣本文獻的LCS值進行排序，取LCS值排名前10的文獻進行分析（見表4），結合圖2關鍵文獻編年圖，這10篇文獻中有8篇是引文關鍵節點文獻。3篇文獻來自ComputersinHumanBehavior，5篇來自信息科學相關期刊，僅有1篇來自教育學科相關期刊Computers&Education，發表年份也均在2000年之後，說明該領域處在初步發展階段。
10篇文獻中共有7篇實證研究文獻，4篇文獻以數字化學習在企業的接受度和使用意願為主題（Lee,Hsieh,&Ma,2011;Ong,etal.,2004;Ong&Lai,2006;Roca&Gagné,2008），2篇以數字化學習對工作績效的影響為主題（Chen,2010;Wang,etal.,2007），1篇是績效技術導向的企業學習設計研究（Wang,2011）。此外，還有1篇文獻（#29）創新性地提出e-learning應用于組織知識管理的影響因素與實施模式（Wild,Griggs,&Downing,2002），1篇文獻對歐洲四百餘家企業對數字化學習在企業的應用進行了态度調查（Admiraal&Lock⁃horst,2009），1篇則是關于醫學培訓數字化學習應用的質性研究（Clarke,etal.,2005）。結合表2各領域發文時間起點，可以發現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最先被計算機和信息科學關注，教育學、心理學對該領域的關注較晚且發展尚未成熟。學習科學、績效技術、認知心理等學科應在拓展該領域研究思路、發展研究創新點方面有所作為，如從成人學習機制、在線學習模式、績效技術、知識生産與共享等角度進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熱點分析
1.研究方法分析
企業數字化學習領域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成人學習理論，立足于某一學習系統或實踐問題而展開的實證研究，可見該領域是理論與實踐結合較為密切的研究領域。通過對文獻進行研究方法的内容分析，根據該領域研究特點将研究方法大緻分為理論評述、研究綜述、定量研究、質性研究、混合研究、案例研究以及平台開發幾種類型，得到各類型研究占總樣本比例的分布情況（見圖6）。結合前面對研究方向的分析，對數字化學習的接受及推廣研究、學習有效性研究占大多數且是該領域較為早期的研究，而學習策略及模式、知識管理與共享則是近年來逐漸發展起來的研究主題，其中學習策略及模式研究較為匮乏，研究者應進行校企合作研究，借鑒高校數字化學習理論及實踐，從工作場所的實踐中探索高效的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策略與模式。
圖6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方法/類型分布2.研究熱點分析
對本研究樣本數據庫進行年份篩選，選取2007年至2016年10年間共380篇文獻來分析企業數字化學習國際研究熱點。CiteSpace能夠分析某一領域研究發展的趨勢及動态，通過共現性分析繪制出包含關鍵詞等信息的知識圖譜。将文獻數據文本導入CiteSpace軟件，圖譜關鍵詞顯示設置為文獻頻次阈值為6，除去e-learning、onlinelearning、work⁃place、education、technology、informationtech⁃nology等本研究文獻檢索及信息技術關鍵詞，形成圖7所示知識圖譜，共顯示35個節點（關鍵詞），共567條共現連線。節點半徑代表關鍵詞出現頻次大小，連線代表相連兩個關鍵詞共同出現在同一文獻，線條的粗細代表共現次數多少。
圖7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關鍵詞知識圖譜關鍵詞中介中心性值越大代表該關鍵詞在該研究領域的發展過程中重要程度越高（陳悅,等,2015）。選取出現頻次排序前20的關鍵詞并分析其中介中心性，其中model、management、environment、selfefficacy、motivation的中介中心性排序靠前，代表了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研究熱點（見表5）。
對model、management、environment、selfefficacy、motivation及出現頻次較高的perfor⁃mance、satisfaction、konwledge等關鍵詞進行聚焦，形成各中心關鍵詞知識圖譜（見圖8），得出以下企業數字化學習的研究熱點：以信息接收模型為框架的組織環境及個人因素影響研究；以成人認知學習為理論基礎的學習效果及學習遷移研究；工作績效導向的學習設計及組織發展研究；與學習動機、自我效能相關的學習滿意度及職業發展研究；以知識管理與共享為中心的成人在線學習模式研究。
四、結論
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領域經曆了準備期（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發展期（21世紀初）、平穩期（2010年至今），形成了三個主要的研究方向：數字化學習在企業中的接受與推廣、企業數字化學習策略及模式、數字化學習有效性及對工作績效的影響。
從學科領域來看，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領域最早被計算機和信息學科關注，随後教育學科、心理學科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從國家/地區分布來看，歐美國家對這一領域關注較多；從研究機構性質分布來看，教育學科機構占主要成分，未來科研機構應積極與經驗豐富的機構進行跨地區、跨領域合作，或聯合企業或結合自身進行實踐研究；從來源期刊來看，計算機和教育類期刊對該領域的關注程度較高，而人力資源開發、績效技術相關期刊的關注較少。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領域高影響力學者及文獻對該領域的發展起到了引領和推動作用，研究團隊的建設有助于研究思路的拓展和創新點的挖掘。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可從成人學習科學、教育技術、人力資源開發等學科尋求理論基礎，提升研究對人類發展的意義，構建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數字化學習研究體系。
企業數字化領域研究内容具有局限，微觀層面，關于企業數字化學習的認知層面的研究相對匮乏；中觀層面，企業數字化學習對工作績效的影響還主要停留在個體主觀評估上（Chen,2010），結合真實案例進行績效分析的研究較為缺乏；宏觀層面，關于數字化學習下的隐性知識生産模式及知識共享政策研究比較缺乏。研究方法層面，近半數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過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探究員工對數字化學習的接受度及學習的有效性，質性研究及混合研究較為缺乏，同時理論發展接近飽和，需從實踐着手進行該領域的創新應用研究。
企業數字化學習近十年研究共形成五個熱點方向：以信息接收模型為框架的組織環境及個人因素影響研究，以成人認知學習為理論基礎的學習效果及學習遷移研究，工作績效導向的學習設計及組織發展研究，與學習動機、自我效能相關的學習滿意度及職業發展研究和以知識管理與共享為中心的成人數字化學習模式研究。研究熱點從企業數字化學習的接受程度到學習設計，從學習效果到工作績效，從員工職業發展到知識管理與共享，體現了企業數字化學習從分析、設計、開發、應用到評價各個環節的密切聯系，是我國學者在該領域未來可以借鑒和參考的研究方向。
圖8中心關鍵詞知識圖譜（部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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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1－17
定稿日期：2017－05－24
作者簡介：王辭曉，博士研究生；郭欣悅，碩士研究生；吳峰，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教育學院（100871）。
責任編輯郝丹單玲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互聯網+新型知識生産：基于企業MOOC建設我國企業知識共享體系的戰略研究”（課題批準号：BCA150023）的研究成果。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