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課上，我是唯一的中國學生。教書先生克萊爾是個瘦小精幹的女人，長着鷹一樣的眼睛。“上我這門課保證作業多、壓力大。現在退選還來得及！”她上來就抛出直戳戳的開場白。
周三早上，我往教室走，克萊爾站在走廊尾端，“早上好，Winter！這節課分幾個房間，你左轉進第二個房間。”我預感到走進了一個巨大的陰謀，連呼吸都急促起來。
忽然音箱裡傳來克萊爾冷峻的聲音：“請打開座位下的黑色文件夾，裡面是今天的任務。”任務是：“洛杉矶市水源受污染，你作為市長，召開新聞發布會。”既有角色扮演，還要用外語即興演講，我緊張得左腿有些麻。
看着第一個上去的美國同學說得磕磕巴巴，我膽大的天性爆發了，走上前去，雖然腦子裡仍一片空白。站定30秒，忽然來了靈感，我煽情地說：“各位媒體朋友，很抱歉發生這樣的事。但請大家相信，現在洛杉矶市民的飲用水是安全的。市民的福祉永遠是第一位的！媒體朋友若有疑慮，盡可放心發問，我會一一解答……”我把問題抛回去，看着同學們耷拉的腦袋快撞到地面了，估計也問不出太别出心裁的問題。
隔周發成績，我“情景演講”拿了A。評語是：“靠機智而非技巧取勝！”說得十分中肯。
接下來幾周是談判技巧演講，我必須鉚足力氣才能搶到話頭，嗓子都累得喊不出聲了。再下來的三周做說服演說。那些有關“演講與口才”的論文題加上其他活動，把我的睡眠時間壓縮到每天不足4個鐘頭。那陣子，我像踩着棉花團走路，渾身軟飄飄。
好不容易熬到倒數第二節課，克萊爾說：“現在讓我們展現一學期的訓練成果。每個人抽一張紙條，做即興演講。Winter，你先來。”
我忽然覺得頭像要炸開了，從盒子裡摸了一張紙，上面寫着：“你是美國總統，要向國會提議醫療改革法案。”
我的額頭上開始冒冷汗，在腦子裡迅速組織演講架構，但隻零散地冒出一些短語。“早上好，議員們！”我毫無意識地吐出這句話，接着天花闆忽然旋轉起來，眼前一片黑暗。醒來的時候，我躺在醫院裡，醫生檢查的結論是：缺少睡眠。
兩天後，我堅持去上了克萊爾的最後一節課。一進教室，她就迎上來，眼神很溫和，語氣卻依舊冷靜：“沒事吧？”“沒事！睡少了。”我不想顯出柔弱的樣子。
“Winter，你好像還欠我們一樣東西。”我剛坐定，克萊爾就把我點出來。她怎麼還好意思逼我做完這件事？我憋了一股氣走上去，故意把嘴咧得很大，給了她一個挑釁的微笑。生氣時腦子卻特别有邏輯，我心也不慌了，逗趣地說：“總統大病初愈，提案繼續……”同學們都笑了。
五分鐘的演講我塞得滿滿當當，一個結巴都沒打。克萊爾淡淡一笑，帶頭鼓起掌。我很詫異，也為自己強頂着完成任務感到得意。
學期結束時，我又收到克萊爾的郵件，裡面寫着：“Winter，我知道作為班裡唯一一個國際學生來上我的演講課是難于登天的事，你做得很好！”我這才知道她這一路都在看着我。
時隔這些年，每每有人驚異于我英文純正，我都會想起那年夏天的魔鬼式演講課和克萊爾冷峻的面孔。有些路要自己走才知道累，可回頭看看，每個腳印都是為跨向遠方而踏。
（馮國偉摘自《少年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