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堯教授與北京大學MTI（翻譯專業碩士）2016級同學合影處于翻譯金字塔頂尖的文學翻譯就屬于後者。當鄭振铎譯出泰戈爾的《飛鳥集》，楊绛譯出西班牙文學經典《堂吉诃德》，當朱生豪、巴金、傅雷等群星閃耀時，文學翻譯那麼讓人豔羨，外語專業的誰不想畢業後走上這條道路，去摘取這顆翻譯王冠上的明珠？
然而，如今這條路是如此泥濘與艱辛，文學翻譯完全不亞于唐玄奘西天取經，是一場苦行僧式的修行，這條路上有N道磨難等着你。越來越多的外語畢業生不再将翻譯列入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内，記者了解到北京某重點高校的MTI翻譯碩士項目2015級筆譯班同學，竟無一人表示畢業後從事文學翻譯工作。
取經路上N道劫
2016年12月初，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本年度俄羅斯“大書獎”金獎作品《帕斯捷爾納克傳》的中譯本。中國政法大學王嘎老師曆時6年完成了這本譯著，1000多頁，97萬字。
該書文體駁雜，幾乎涉及所有文學體裁，而内容遠遠超出了文學範疇。在新書發布會上，王嘎直言整個作品當中有超過3000行以上的引詩以及大量的詩歌片斷讓他很是頭疼。
作為俄羅斯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捷爾納克本身的詩歌就極具天賦與跳躍性的，而這本他的傳記的作者貝克夫的寫作又打破了傳記體裁所慣有的線性時間的叙事模式，在堪稱宏大的構架内鈎織起了一副巨大的網，包括詩人的詩學發展之路，在不同時期所經曆的内心沖突，同時代人各不相同的人生遭遇，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等等。用王嘎的話講，這是詩人點評詩人的一部偉大著作，大量天才思想火花的閃現是很難把握的，翻譯的難度可想而知。
但凡著作中出現帕斯捷爾納克詩句的地方，王嘎一定要找到原文出處反複思考。經過多次斟酌和修改，王嘎在翻譯過程當中采取了一種以漢語所重的音色和節奏為依據的方法，在不破壞原意前提下盡量維持在漢語規範容忍範圍之内。王嘎說，詩歌的音色和音調是美妙的，是決定一切的，但同時也是很難翻譯的。“如果過多地追求形式對應，用漢語的格律去對應俄語詩的格律，恐怕是一種削足适履。”
數年間，除了完成傳記正文的翻譯，王嘎還為此書添加了1300多個譯注，力求每句引詩均有出處，并查明準确的創作時間，相關知識背景也着力加以詳解。“原版沒有腳注和尾注，但是我希望這部傳記不光是滿足一般的閱讀，還能成為研究帕斯捷爾納克的一個介入的路徑。”
帕斯捷爾納克寫過的一篇文章，說寫作就是一個造書的奇迹，他又把書比作熱氣騰騰的良心的立方體。王嘎說：“一方面我要去探尋這個奇迹，另一個方面也要去了解那個時代，堅守着良心、良知。所以翻譯這個作品，我不是那種形式的對應、語言的轉換，而是想要探究那個良心的奧秘，想要探尋那個奇迹的美妙。這是我翻譯的内在的驅動力。”
王嘎的譯作得到了著名翻譯家藍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張福聲、詩人王家新等的贊賞，但他自己仍不滿意，“翻譯在我心中是高不可及的任務”。他認為自己是按摸索的野路子翻譯完了整本書，相較于達到形神兼備的翻譯效果，隻是“勉強交差”。在他的眼裡，翻譯是一項永遠達不到完美的任務。
做過文學翻譯的都能感受其艱難和要求之高。曾翻譯過帕斯捷爾納克撰寫的《日瓦戈醫生》的北大俄語系教授藍英年認為，翻譯作品不僅要有嚴肅、認真的态度，還必須具備很高的外語水平、中文功底以及廣博的知識面。“翻譯需要全方位的綜合素質，缺少哪方面都瘸個腿。”
曾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英語文學博士學位的史鳳曉對于文學翻譯“信達雅”的嚴苛原則有着極其深刻的體悟。“文學翻譯不是你字面意思表達出來就行，它太複雜了，一個詞經常斟酌好多遍，還不一定能拿捏到位。”整整一年，史鳳曉幾乎用盡了所有課餘時間完成了一本關于創意寫作大師的譯著。“那年幾乎見人聊天就會不自覺地跳到切磋詞語的使用，讓别人幫讀一下是不是合适……”
可即便身心俱疲地翻譯完一本巨著，一些有争論的細節還是會被後人數落。翻譯過《天鵝絨監獄》的青年譯者、詩人戴濰娜就曾跟記者表示，即便是世界上一流的翻譯也會出現錯誤和硬傷。“做翻譯被罵是遲早的事兒。”戴濰娜并不太在意，“楊绛先生不還是一樣承受攻擊？”
帕斯捷爾納克寫過的一篇文章，說寫作就是一個造書的奇迹，他又把書比作熱氣騰騰的良心的立方體。
翻譯行業“病了”
文學翻譯要付出的太多，包括時間、精力，甚至身體，但得到的太少。
“文學翻譯恐怕是世界上性價比最低的工作。”戴濰娜說。翻譯稿酬多年來維持在千字60元到80元，還常被盜版。曾經有朋友跟戴濰娜探讨，譯者需要一個工會，專給譯者維權，像好萊塢編劇協會一樣，動不動搞點集體罷工。這話在現實中更像是句玩笑，但背後暗含着辛酸。
一位譯者在微信上發表了一篇《一位高翻畢業生的自白：中國的翻譯行業病了》的文章，其中說：“中國的翻譯行業病了，症狀之一就是筆譯員的勞動價值被低估，收入與付出不成比例。”在這篇文章結尾處“你覺得中國筆譯員的平均薪酬是否過低”的投票中，有7770票、約82%的人都選擇了過低一項。
曾以福克納作品譯本對比為主題寫碩士論文的曉波（化名）告訴記者，本科就讀于某重點高校的她曾嘗試跟随自己老師翻譯過一本短詩集，但那之後他果斷放棄了以後做文學翻譯的念想。曉波是文學發燒友，研究譯著他不怕難，可“怕餓死”。“報酬太少了，如果真的做這個，一本書翻譯一兩年賺個一兩萬，我覺得很難生活。”
資深譯者、中國人民大學英語系副教授王維東每年都帶幾名翻譯專業的碩士生，有些學生慕名而來，希望在翻譯上有所作為，但畢業後，在翻譯道路上繼續跋涉下去的很少。
翻譯報酬低，如果有個穩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從事這行還可考慮。但據了解，除了外文局、中央編譯局和個别出版社有專職翻譯編制外，其他地方少之又少。“也有的學生當了大學教師，不甘心放棄翻譯，可是你想在單位站穩腳跟，就要評職稱，生活上還要結婚生孩子……這些繁雜的事情解決完，銳氣也沒了，大多數還是放棄了翻譯。”王維東很遺憾。
北京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李堯在翻譯道路上艱難跋涉了将近40年，已翻譯出版50多部英語文學作品，十分理解學生們的苦衷，因此，他支持學生“曲線救國”。“你畢業了，将要買房子、買車、結婚、成家……你這樣靠翻譯根本就不可能養活自己。我經常奉勸自己的學生，找一份好工作，然後利用業餘時間做翻譯。”
王家新曾贊譽《帕斯捷爾納克傳》的譯者王嘎像虔誠的聖徒一樣在翻譯事業上獻身，但這種獻身是需要有好身體的，不然都沒法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張福聲說，翻譯《帕斯捷爾納克傳》是王嘎毛遂自薦的，除了王嘎認真仔細的試譯稿件外，兩人見面後王嘎強壯的身體也讓他更加堅定啟用這名新人。“翻譯其實是個體力活。”張福聲說。
《莎士比亞全集》著名譯者朱生豪先生32歲便英年早逝，“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譯完”的臨終遺言更是讓人扼腕歎息。如果有一副好身闆，已翻譯180萬字的他不至于飲恨離世。
2016年12月4日于三聯韬奮書店舉辦的《帕斯捷爾納克傳》新書發布會，嘉賓為肖麗媛（人文社副總編）、藍英年（北大俄語系教授、著名譯者）、王家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詩人）、王嘎（《帕斯捷爾納克傳》譯者）
亂象頻生擾人心
目前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價格低廉、翻譯質量差的文學譯著，擾亂了翻譯市場。
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博導司顯柱就曾批判過譯者市場的混亂。2016年5月，他在《中國翻譯》發表文章指出，巨大的市場和較低的入行門檻，加之買方缺乏判斷譯作質量的能力，讓各類水平較低的私人或是翻譯機構橫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部主任宋強說：“翻譯資格是沒有一個明确标準的，也最好不要用法律方面去限定一下，主要是行業規範和自覺問題。”他表示，曾經有過一段翻譯的黃金階段，那時譯著無需考慮出版時間，出版社也往往會尋找資深的翻譯家或有一定功底的譯者精打細磨，可現在“有的書恨不得與國外做到同步，很難做到精打細磨”。
翻譯過《饑餓的路》、《中國通史》等大小幾十部作品的王維東對此深有體會，“有些作品風格很鮮明，不是四平八穩的，那你就不能用四平八穩的方法翻譯，可出版方不允許你有這麼多的時間去咂摸……”
宋強告訴記者，一些文化公司和出版社為了短時間出版外文暢銷書籍，往往會找功底不夠資深的譯者翻譯，價格也會低于市場價。甚至“還有些出版社在短時間内推出經典的翻譯，包裝得特别好，竟然還以貶低老翻譯家的形式進行市場推廣。”
提到目前翻譯市場出現的一批什麼都敢翻，多短的時間都能完成的“影子翻譯”，戴濰娜憤憤不平：“很多四六級都整不明白的‘翻譯機器’混迹其中，把文學翻譯搞成了義烏小批發市場，導緻文學翻譯不再被信任，譯者被打壓，這是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有的人自以為是，實際上對外國語言不精通。文學翻譯很多地方需要查詢，他不查詢就翻，一天翻五六千字。”藍英年深表心痛。
為趕速度，或為了節省成本，有些人還使用軟件來翻譯。
随着科技進步，海詞典、愛詞霸等各類翻譯軟件層出不窮，尤其是2016年9月，谷歌推出了GNMT，機器翻譯發展飛快。但不少業内人士認為，在文學翻譯上，機器無法取代人。
在大學教授筆譯課程時，李堯發現有的學生用軟件完成小說翻譯作業，這讓他很是氣憤。“用機器軟件做文學翻譯真是天下奇聞！”他認為，文學作品是創造性的勞動，是極具個人色彩的。文學翻譯是藝術，藝術是個人的創造力的表現，拿機器軟件翻譯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戴濰娜也認為，未來機器可以完成規範化的文字翻譯，但凝結着強烈個人風采、作者與譯者智慧、情感與創造力的文學翻譯卻不能被替代。“文學翻譯是精英化的工作。”戴濰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