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我有點半信半疑。多年的理科思維訓練讓我對随即發出的論斷都不自覺地戴上一副審慎的眼鏡。“這個印象是怎麼來的？”我問。編輯掰起手指：“你看，新東方、好未來、中公——都是北大人創辦的。他們在留學、中小學和公務員等教育領域都是領頭羊。”
又過了幾天，北大校友會的老師發來一張Excel表，赫然在列的是1980~2014年間入學的38位校友，院系各不相同，在北大獲得的學位從本科、碩士到博士，再到MBA、EMBA都有，相同的是他們是經營頗具規模的教育機構的創業者。
我依然沒被徹底說服。好在校友會的老師聯系了6位校友采訪，他們都是教育機構的大咖，對這個問題應該最有發言權。他們是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高思教育創始人須佶成、中公教育創始人李永新、紅黃藍創始人史燕來、決勝網創始人阙登峰和東方劍橋第二代掌門人于越。
阙登峰說：“我覺得教育行業裡面的頂級公司前100名，北大至少占到1/3以上。”
其他幾位不約而同地把認同投給了“北大”和“創業”兩個詞的關系，“教育”似乎是北大人涉足的廣闊領域之一、“創業”的一個修飾語。
“我覺得北大人并不是隻有一條科學家、思想家的出路，更别說去當公務員。我更加希望看到北大創業，現在已經有不少家了。你看，百度李彥宏，我，高德地圖的創始人侯軍，藍色光标的創始人趙文權——他們都為國家踐行了一些創新。”新東方俞敏洪這樣表示。
俞敏洪誰都沒把誰吃掉，但是每一個北大人做的教育機構幾乎都在以30%左右的增長率同步成長。自由誠可貴，包容價更高
俞老師的話引人思考。作為中國民辦教育領域的大哥，他走過的橋多，識人無數。的确，北大人應該是天然适合創業的，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孕育創新的基因。魯迅也說過，北大是常為新的。北大人往往引領時代的風氣，所以當創業潮來臨時，很難想象北大人不“手把紅旗濤頭立”。
“思想自由”顯然和創新創業關系密切，“兼容并包”似乎顯得次要一些，但北大創業者身上的這種特質我們在采訪中感受頗深，他們不約而同認為，除了勇敢、堅持等品質，包容和隐忍同樣至關重要。
當我請老俞對自己最主要的性格做個評價時，他聽出我的不解，回答：“不分是非。”我驚訝地重複一遍他的話。“我所謂的‘不分是非’，”他說，“是說那些小的是非。”“隻要不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問題，我都是老好人。這是我做人的風格。”
我問：“這種特質對于您創業成功和經營企業有多重要？”“很重要！”這幾個字，他說得很鄭重。“它的重要性在于，你能容忍各種各樣的人，隻要不跨越你心中的道德底線，就可以在你的平台上發揮各種各樣的才能。水至清則無魚嘛。你作為一個管理者或者是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能夠在把控住大局的情況下，讓各種人才來為你的事業，或者說為大家共同的事業發展服務。”“我在新東方一直弘揚這樣的東西——每個人想要發揮自己才華的時候，我都是鼓勵的。所以新東方出了很多奇才。”
老俞的心的确是寬的。有人說，新東方被認為是中國創業以及投資的黃埔軍校，當這些能人出來的時候，他們往往希望通過新東方為自己做背書。有些方式是比較積極的，也有比較消極的。老俞則大氣回應：“隻要他們說新東方，我覺得對新東方就是一種榮耀了，即使是以反新東方的方式……這樣他們才能進入聚光燈下……所有這些，我都把它當作是新東方的驕傲。”
“包容”也是史燕來的自我評價。她說：“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成功。”2001年紅黃藍公司正式組建時，有38個股東。這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衆籌，比現在很火的1898咖啡還要早得多。這些年打着“衆籌”旗号的創業項目很多做得并不成功，而紅黃藍早已成為中國幼教行業的一面大旗。用史燕來的話說，“這麼多人，一起握緊拳頭，共同合作，力量是很大的。”而這，必定是以核心創始人的包容之心為基礎。阙登峰“我覺得教育行業裡面的頂級公司前100名，北大至少占到1/3以上。”史燕來北大人身上有一種自信和驕傲。隻要自信和驕傲在合理的範圍内，是能夠帶動創新的。要包容的不隻是人的脾氣秉性，還有利益的分配格局。用李永新的話說，“真正把一個企業做好，人真的要‘好’。”2005、2006那兩年，中公教育從北京往全國拓展品牌，最初采用加盟方式。總部和全國加盟商之間的分成方式本來可以采取八二分、七三分或是六四分，總部拿大頭，但最後李永新還是拍闆堅持五五分。考慮到教學研發、培訓師資等的成本，總部的實際利潤遠遠沒有代理商高，但在李永新看來，五五分體現了一種尊重和平等。“那時候我們的代理商一年就掙好幾百萬，很輕松。事實上，他把我們發展的利潤幾乎全部拿走了。”
這樣的分配方式，代理商也覺得被充分尊重了。後來，總部撐不住了，決定代理轉直營，中公成功避免了其他許多機構分崩離析的慘烈下場。
要包容的，更有競争對手和多方共生的局面。當我們問老俞：“目前新東方已經遠遠超越了英語教育的範疇，進入包括K12的學科教育領域，已經到了幾個北大校友企業之間相互競争的狀态了。”他回答：“我覺得這不是競争，而是互相促進的狀态。因為中國教育這個池子太大了。你要說是競争，就意味着我把你吃了或是你把我吃了。實際上，近幾年誰都沒把誰吃掉，但是每一個北大人做的教育機構幾乎都在以30%左右的增長率同步成長。這件事情就表明中國教育的體量有多大。應該看到這樣一個前景——未來，如果北大人真的能做好的話，中國培訓市場的大半壁江山可能就被北大人占據了，這裡面每一個都是成功的公司，不存在誰把誰吃掉的問題，也根本吃不掉。”
“老大哥”老俞的心态是開放的——市場很大，學弟學妹們的成績并不是一種威脅，反而是一種相互促進和激勵。
教育不是純商品，得有情懷才能教好
受訪者們分享的這些核心特質，似乎對任何領域的創業者都很适用。那麼，要想在教育領域創業成功，還需要哪些特質？
前段時間跟一位好友聊天。我說：“最近要寫一篇文章，讨論為什麼中國教育界的好多山頭兒都被北大人給占了。”她從北大本科和碩士畢業後在哈佛教育學院讀了博士，回國後在高等教育研究行業工作多年。我也算是咨詢她的建議。她想了想，答：“這個……要不你就說，北大人特适合辦補習班，都是會考試的，考英語，考奧數，考研，考公務員……”我笑起來。在哈佛讀書時，大家總愛拿北大清華兩校作比，最流行的說法是：“清華人在學校時罵清華，出了學校就護着清華；北大人在學校時罵北大，出了學校就繼續罵北大。”這一以貫之的調侃和揶揄，工作後多年仍未改變，可以算是北大人風貌的最佳體現了吧！
李永新對此并不否認：“為什麼老俞能把新東方搞起來、我們能把公務員應考培訓做起來？我們的專長在哪裡？就是從這麼多年的教育中積累的經驗方法。”
其實，他和那位調侃北大人會考試、适合辦班的好友意思大緻相似——就是一群會學習的人教更多的人怎麼學習。在這座校園裡，有幾個人不是從十多年與“考”字的相愛相殺中成長出來的？
會學習，會考試，有技巧，這些是“術”的層面，可是，在這幾位企業家校友的講述中，我還看見了可以稱之為“道”的東西。
“對于教育工作者，情懷更是一種不可缺失的品格和特點。”說這話的是史燕來。“在紅黃藍的發展中，我做每一個決定都有一個原則——做符合孩子發展的、科學的産品。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隻是為了做一個賺錢的産品，紅黃藍也走不到今天。”
對于以幫人應考聞名天下的新東方，俞敏洪說之所以打60分，是因為它在“保證終極的人性關懷”或者說“對人成長的最核心的關心”方面做得遠遠不夠。“任何一個真正的生意，都應該把對人的最終關懷作為最核心的要素。這是比做生意更加深層次的問題，涉及到一種使命感，而不是簡單的利益格局。不是說你給我交錢，我給你上課，而是你交了錢，我給你上課的同時把你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培養。”
須佶成的創業也是受到“情懷”的驅使。還在讀本科的時候，他在人大附中做兼職，看到學生成長，心裡很受鼓舞，幫助學生很有成就感。他說，因為這種感覺一直在，後來創辦高思教育時，從一開始就“不是太偏向于商業”。2003年，快要碩士畢業的須佶成準備留學讀精算，但簽證一直簽不下來。他去一家保險公司面試精算師的職位，領導見他有兼職經曆，就講做精算師很忙，周末都要加班。意思兼職教學這事兒以後肯定不能再做了。須佶成記得很清楚，面試出來，就在國貿橋下，他決定“我不幹了”。他終于明白了，自己最大的心願還是做個好老師。
當然很多時候，“符合孩子發展”和“賺錢”這兩個小人難以言和——尤其是在較短的時間段裡考察。正如俞敏洪坦言：“既要保證利益的健康發展，又要保證終極的人性關懷……這是比較難做到的。”但摻雜着濃重名利欲望的教育機構或許可以像草本植物一樣快速生長，卻也更容易在寒冬凜冽來襲時早早凋亡。
李永新我們的專長在哪裡？就是從這麼多年的教育中積累的經驗方法。北大的勁兒怎麼傳承的
“情懷”是怎麼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傳承給了這些人呢？
北大畢業的人都能體會到這座校園對于自由的尊重和對于多樣性的包容。記得我入學那年，開學典禮後是一場關于大學生活的輔導講座。一位心理輔導中心的老師說：“這裡有的人能通宵打遊戲，還有的人更甚，通宵看人打遊戲。”後來我真的看到了各種奇葩，比如師兄把實驗室的動物帶回宿舍當寵物養。四個男生，對兩隻雌性老鼠嬌生慣養，最後老鼠肥胖過度，據說得了糖尿病。
有趣的是，我們的六位受訪教育企業家說起北大時，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正是在這所校園裡，他們提升了“北大學渣的自我修養”。老俞說他在北大的5年學習成績一直是在中下水平，史燕來笑着承認：“對，我不拔尖兒。”須佶成的心态可能代表了大部分北大的理科生：“數院名列四大殺人院之一，大家都在悶頭學習。一進數院我就知道我是聰明人裡頭最笨的。我是通過高考而非競賽保送進來的，還是北京高考。那些保送生是真的聰明，你死活想不明白的題他們覺得很容易。”
阙登峰的“初入北大綜合症”最為激烈。他發現自己被淹沒在北大的尖子當中，似乎快馬加鞭都趕不上任何一個同學。沮喪帶來的直接後果是自我否定，他一度沉迷于電腦遊戲中，最厲害的一次，遊戲一打就是七天七夜。
但因為寬松的環境，我們的受訪者們在一塔湖圖的校園中盡情折騰，探索興趣所在，最終找到施展空間。
阙登峰消沉期過後，開始觸底反彈。他報名參加百年校慶英語演講比賽，預賽，第33名；複賽，第8名；決賽，第1名。他意識到，激烈競争、高手林立的環境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專注地做事情。
俞敏洪沉迷于閱讀之中。他說，那時候全北大任何學生一年的平均讀書量不會少于100本。我問他：“您呢？”他答：“我是300本左右。”讀書，是他大學期間最豐盛的收獲之一。也因為他的老好人性格，他交了不少朋友，這奠定了他日後與大學同學合夥創業、成就一段“中國合夥人”的佳話的基礎。
史燕來印象最深的是《組織行為學》的課。她說，當時同學們都很不喜歡那門課，覺得枯燥無聊。但在她看來，這門課教會她如何在一個組織中看待自己的角色、明确别人的角色，如何影響和推動一個組織的發展。“這是我最喜歡、也是學得最好的一門課。”
和俞敏洪類似，須佶成和阙登峰的創業生涯也在北大時期譜下了序曲。須佶成本科開始在人大附中做兼職，研發教材、組織考試。阙登峰在大學期間開始幹資源整合的活兒。有一次，他接下了中國亞太某部長會議的翻譯陪同任務，召集了三十多個同學去幹活——思路和現在決勝網的資源整合頗有相似。
于越和李永新都做了不少學生工作。于越大一進校時為了自我鍛煉，主動跟班主任請纓當班長，和另外幾個班長一起聯誼搞活動。後來，他在學生會做過外聯部的部長，還去做了北大很有名的學生國際交流協會SICA的主席。他評價自己：“我就是願意折騰，沒事瞎折騰。”
“折騰”這個詞，讓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大學生活。我也是個标準的“學渣”，一個“沒事瞎折騰”的人。不止一次，在上課鈴打響的前一分鐘，我心想，坐這兒上課不如幹點别的，于是，在老師的眼皮底下，從專業課的教室前排，我起身離開。我最喜歡的課，是和我學的生物科學專業毫不相幹的《現當代建築賞析》和《中國園林藝術》。直到今天，講課的董豫贛老師在談起建築和園林之美時孩童般閃光的眼眸還映在我腦海裡。在大一下學期一段黑暗的抑郁之後，我從康美樂丘華老師的瑜伽課上獲得了心靈的慰藉。還記得，我一直深愛而敬重的一位家中長輩突然離世，備受震驚的我與來北大教學、給我上過進化生物學課的耶魯教授StephenStearns展開了持久的郵件對話——是否有辦法把人一生中積累的知識、經驗和智慧保留下來，讓知識更有效地在代際間傳遞？
大學期間的我，對藝術、經濟、心理、哲學等學科好奇而不求甚解，參與了三個社團。
在這座校園裡，你做出怎樣的選擇，都不會讓人覺得太過誇張。你不隻能聽到北大畢業生賣米粉、賣豬肉，就在我生科院的同學裡，有人完成四年的生物學訓練後，決定成為一名牧師。須佶成因為念書時兼職做了教育，我覺得很喜歡，于是當别人說你要把這事兒砍了的時候，就覺得不願意，這股勁兒就上來了。于越我就是願意折騰。即便是畢業後多年，大跨度追求個人興趣的北大人也不在少數。北大前校長許智宏教授給我舉了兩個例子。他當校長期間，有一次到上海去，空姐認出他，說：“許校長，今天你們的校友在飛機上。”然後從機艙裡走出一個人。許教授問：“你開飛機啊？”他答：“是啊！”“你原來是哪個院的？”“生科院。”教授說：“原來我們還是直系呢！那你在生科院不是白學了！”他說：“那也不一定。”語氣裡透着一股自信和滿足的勁兒。老校長評論：“北大的環境讓他有心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我覺得能做到這一點，也不虧在北大讀了四年。”
還有一次，許教授去西雅圖訪問，在微軟遇到一個物理系畢業的員工，已經當上小主管。可是，工作了一段時間，覺得沒勁了。他一直想開飛機，也在美國考了飛行員執照，就辭職去開飛機了，飛的是西雅圖到阿拉斯加航線。飛了幾年，他覺得飛夠了，又回到微軟應聘，居然又被錄取了。教授開玩笑對他說：“看來，老闆也欣賞有勇氣追求自己喜歡的事的人！”又不禁對我感慨：“在一般的學校裡，這麼大跨度的情況還真的不常見！”
要知道，有時候，專業對于一個人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張教育創業者的Excel表裡，38位企業家畢業于北大十多個院系，從英語系、社會學系、法律系、馬克思主義學院，到光華管理學院、政府與行政管理學院，再到計算機系、數學學院、物理學院、生命科學學院。
“也許你會找到更有意思的事。”許教授說，“但這并不意味着原來學的沒有用。”
傳承中師長的教誨無疑很重要，說起北大的老師，幾位受訪者不無感慨。
生物界那些最美麗的花朵、最絢麗的鱗片、最輕巧的羽毛、最精妙的器官，都非橫空出世，而是在成百上千萬年的變異和試錯中演進而成的。越能不斷變異和創新，越有生命力。對于一座學校，同樣如此——最重要而珍貴的是，它能夠給學生提供一個空間探索和試錯，給他們充足的支持、機會和資源，有一群能對他們包容、感召和指點的師長，并允許和鼓勵他們在遭遇挫折、失敗跌倒後爬起來，繼續探索和前行。
北大校長林建華曾說：“什麼是成功的教育？大學教育當然要使學生獲得必備的專業知識，但更重要的應當使學生永遠保持信心、好奇、激情和進取精神，而且比較而言，後者更加重要。”
北大給予她的學子們這些，讓北大人身上有那麼一股勁兒。李永新說：“有一次我去海澱圖書城，我看一個學生肯定是北大的。他就帶着北大人那股勁兒……”“那股勁兒”是什麼，很難直白描述。
正如須佶成當年放棄應聘的一沖動。“為什麼我現在幹了這事兒（高思教育）呢？因為念書時兼職做了這事，做了我覺得很喜歡。于是當别人說你要把這事兒砍了的時候，就覺得不願意了，這股勁兒就上來了。”用史燕來的話說：“北大人身上有一種自信和驕傲。隻要自信和驕傲在合理的範圍内，是能夠帶動創新的。”
在史燕來身上，同樣可以看到北大人的“那股勁兒”——“以我的性格，如果我認為一件事是正确的方向，又有社會需要，我根本不會等到80%成熟了再去做。我喜歡做别人沒有做過的事。”
這股勁兒最後外溢為家國情懷。阙登峰說：“教育行業裡創業的北大人多，主要還是北大人有家國情懷。家國情懷有時候挺害人的——這份情懷落不了地，你最後就會懸在空中。但是，如果你足夠落地，你就比别人信念更堅定，更能夠面對挫折和困難，更坦然地面對創業路上的九死一生。”
想想自己，我正是最該說“感謝”的人之一。告别北大後，我曾創辦過哈佛中國教育論壇、在大學教過《瑜伽與東方文化》課、做過經濟學研究、聯合創始臨終關懷基金會……2015年家中又一位長輩離世，我才意識到，我還是難以割舍那個早就開始思考的主題——如何把人的生命經曆和它承載的最珍貴的東西留存下來、傳承下去？于是，2015年底，我告别了工作三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放棄了正在攻讀的博士學位，開始創業。通過訪談和寫作，我記錄長者的人生故事，讓它們成為家族精神饋贈的一部分，傳給後人。當一扇扇門向我打開、一個個機會對我展現，當我從這個清苦而看似平常的工作中一次次獲得巨大的滿足感，并越發強烈地意識到，記錄人生故事、留存生命記憶、傳承家族精神正是我的“天命”的時候，我在心底裡知道，敢于走上這條少有人走的路、開拓一爿新的天地、領略一道與衆不同的風景，正是北大賦予了我底氣。
我想，這也是許多走上創業之路的北大人共同的心聲。
（作者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2005級校友。“恒迹∙人生故事”創始人、首席訪談師。）
責任編輯：張蕾磊
我們的六位受訪教育企業家說起北大時，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正是在這所校園裡，他們提升了“北大學渣的自我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