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Luxy為例，這家号稱旨在為百萬富翁級人士提供高端服務的App為CEO、企業家、選美冠軍、超模、名媛、運動員、醫生、律師及類似精英牽線搭橋，目前其活躍用戶中超過半數者年收入在50萬美元以上。Sparkology僅接受“優質男”的用戶申請，會員隻能通過邀請或者受到推薦才能申請。Raya則聲稱提供“私人的、全球範圍精英人士的連結服務”。
在美國，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單身人士聚集向城市的趨勢多年來未有逆轉且在近年來愈發顯著。根據弗吉尼亞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相較于1990年的29%，2015年有超過50%的城市成年居民擁有大學學曆，在諸如紐約、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中，該比例則更高。
而這樣的聚類效應也正強化着另一現象：越來越多的人在覓偶時會傾向選擇具有同等教育水平的人，也就是被學界稱為“選型交配”（AssortativeMating）的現象。美國家庭研究協會的數據顯示，在2015年，配偶雙方均擁有本科或以上學曆的夫婦占全美已婚人士的23.9%，而在1960年，這一比例僅為3.2%。
“選型交配”的動因何在？
誠然，在不少經典小說中——諸如簡·奧斯汀的一系列作品——像伊麗莎白·貝納特與達西先生這樣的婚姻故事依然童話般地存在并流傳着；但無疑，它們并不能撼動選型交配的現象成為社會主流。
為什麼會出現選型交配的趨勢？去年的《經濟學人》雜志曾引用了一篇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和特拉維夫大學三位學者（Pierre-AndréChiappori、BernardSalanié和YoramWeiss）的最新聯合論文，作者論證了選型交配的現象确實是在增長。究其原因，他們分析道，在20世紀中期，家庭的主要關切點是圍繞如何分配家務；爾後，包括洗衣機、冷凍食品等一系列工業化進步的力量幫助人們從無盡的家務時間中部分解脫出來，與此同時計算機的運用也增加了對熟練工的需求……作者指出，為後代的前途着想的父母漸由将更多精力集中在養育盡可能聰明的子女上，而達到這一目标的最可靠路徑之一便是與一位智識俱佳的配偶結為夫妻。該論文通過建立一套經濟學數據模型，納入了以上這些偏好的變量、并和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對照測試，得出結論曰“1972年出生的美國人确實要比1943年出生的人更偏愛受過良好教育的伴侶”。
但依然，在不少人的潛意識中，“傻白甜”的女性受男性青睐的論調還是具有一定市場。對此，對英國社會圈層現象有多年研究的記者AlisonWolf以一系列事實予以了反駁。她指出，如果男性真的傾向于娶比自身智識差很多的女性為偶，那麼他們完全可以這麼做——但事實證明，他們沒有。
“恰恰相反，你可以從英國牛津劍橋、美國常春藤大學的曆史走向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們從單性别校園義無反顧地邁向錄取女性、成為男女混校的進程正是源于男性學子們本身的推動。”Wolf指出。
就在20世紀60年代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大學校園内連一個女生都沒有；而觸發後來改革的動因在于校方發現，将此現象合理化的難度越來越高，同時，最優秀的男生申請者也有不少流向了那些男女混校的競争對手。事實證明，阿爾法男性想要見面、約會甚至結婚的對象是和他們一樣受到高質量教育的女性；阿爾法女性也同樣如是。
再看看英國的政客們，更是能折射出又一些洞察。前首相約翰·梅傑——其執政年代距今并不太久遠，不是嗎？——他的夫人可能是最後一位“傳統的唐甯街夫人”了：之後的英國第一家庭皆為夫婦同是碩士學曆以上、從事自身獨特事業的家庭，其中不乏從事律師、設計師、記者、高級公務員和公司董事的女性。
《經濟學人》雜志認為，不止在美國和英國，在丹麥、德國和挪威等女性地位較高的文化地域中，選型交配的社會現象如今也呈現上升趨勢。
社會階層差距已在悄然撕開
回到本文最初提及的高階婚戀服務App——近年來進軍倫敦大本營的美國品牌中最為出名的或許要數League了。
這款2015年誕生于灣區的應用程序如今在全球擁有30萬活躍用戶和50萬等待用戶。僅在英國一地，截至2017年4月，會員構成中顯示來自牛津、劍橋和倫敦經濟學院三大頂尖學府的人士分别為10%、6%和5%，而且申請“通過率”可是說低得可憐（隻有19%）。
League的創始人本身為女性，名叫AmandaBradford，畢業于卡内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她在攻讀斯坦佛大學MBA期間萌生了創業建立League的想法——因為她本人在當時剛結束一段關系，卻未能在其嘗試過的在線婚戀網站中尋到真命天子，于是隻好自己來建一個更好的App……（就如同大部分的創業故事一樣!）
不過像是要增添一個“大多數經濟學家視野中看不見‘風花雪月’一面”的案例一樣，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TylerCowen對于League這樣高端婚戀匹配應用的存在更多的是持批判性。
他表示，這樣的應用程序注定會加劇美國社會日益突出的收入不平等、乃至大城市與其它地區的貧富差距。“籍由她們的幫助，你有望找到與腦海中想要找的那位——例如，如今你可以遇見那位‘遠在城那邊’的大學教授，或者是和華盛頓的一名律師結婚，而再也不用你的姐夫幫忙介紹相親對象，或者和與你一起工作的同事結成連理了，”他說。
而從社會學家角度而言，有着對上述觀點支持性的論證。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社會學家RobertMare的研究指出，基于教育水平的聯姻匹配與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走向是同步的——雖然從長時間的視角來看，它們也都經曆了一條上下曲線：比方說在1870～1900這段被稱為“GildedAge”（鍍金年代）的時期，婚姻内的教育同型處于高水平，但在1950年代有下滑——當時也是社會收入平等度較高的年代——而在近幾十年内又重新爬高。
收入不平等之外，代際流動性走低亦是另外一個和選型交配現象同步的社會趨勢。當然，收入水平也好，婚姻匹配也好，家庭組建和育兒能力也好……很多因素本來即為相互交叉與影響。例如，在美國，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中婚前産子的比率就較高；在童年時期處于社會收入水平最低五分位數的孩子據研究有42%的概率在成年後依然處于最低五分位數；收入水平最低五分位數的雙親相較于中産階級父母而言，被劃分為最弱父母的概率要高出18個百分點……
“如果說婚姻就似一場豪賭的話，選型交配影響到的則是另外一種賭運——投胎運，”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研究學者JoannaVenator指出，“選型交配或已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個現實，但如果它也在加劇人生機遇的溝壑，那麼我們就有理由作出更大努力來使競争變得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