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铮TextbyGuZheng
攝影家拍攝的照片，不僅需要，而且能夠通過像雜志這樣的現代平面紙質媒介來傳播信息，而且也可以通過攝影集這樣的平面空間來展開一種獨特的藝術表現與信息傳播。另外當然還有在美術館展覽這麼一種表現形式。所以，制作和編輯攝影作品集，無論是從攝影文化的意義還是從印刷文化的意義上來說，都是一種新的、充滿了魅力的文化挑戰。
時至今日，盡管有通過iPad的APP這樣的影像展示方式，但紙質攝影集仍然是攝影家達成自我表現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式，而且形态已經是五花八門，達到了高度成熟與發達的水平。
可以這麼說，紙張所帶來的觸摸感與重量感，以及紙張、油墨所散發的香味，還有作為一個完整的藝術品本身的攝影集的不可抗拒的美感與魅力，對于任何一個受印刷文化與攝影文化雙重熏陶而成長起來的人來說，都是一種不可阻擋的誘惑。
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攝影家個人來說，展覽開得再多，最終在藝術簡曆上隻是增加了一行字而已。當然，還會收獲散落在媒體上的一些展覽廣告、報道和評論。人們，包括後來人也無法從一些展覽現場照片去體會其作品的魅力。而一本攝影展覽圖錄或一本攝影作品集，則可以成為反複把玩、品味攝影家的藝術實踐的對象。這個“對象”，在英語中，是object，同時又有“物件”之意。所以當然成為我們以身體與之接觸的對象。而藝術批評與攝影的曆史書寫，也主要根據那些留存下來的實物文獻來加以評判。
因此，對于一個職業攝影家來說，階段性地編輯出版一本又一本自己滿意的攝影作品集，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因為作為作品展示方式之一的攝影集，對于名副其實的攝影家來說，既是自己藝術專業生涯的階段性總結，也是為将來保存的曆史文獻。這實在是一件不可輕視的、與創作并重的頭等大事。
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攝影家在逐步開拓自己的視野、豐富自己的攝影題材、深化自己的攝影表現語言的同時，也認識到了攝影集作為一種表現形式的可能性與重要性。這當然他們的經濟條件與攝影生産的物質條件的逐步變化與發展有關。漸漸地，在中國，自費出版與官方出版社出版，成為了攝影出版物出版的兩個不同面向。但實際上，還有不為人知而且也不為外人所理解的一種變通方式，那就是由個人向官方出版社購買國際書号（ISBN），這樣便可使自己設計、印刷的圖書進入官方流通渠道，以此收回一些成本。這類書（包括攝影集），在不明底細的人看來，以為是官方正式出版了。當然，其實由誰出版并不重要，人們（無論是今人還是後人），還是隻從包括了攝影集本身質量在内的作品來作出評價。下面主要介紹幾本在新世紀出現的攝影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意義上的攝影集意識雖然萌生于1990年代，但在各方面都相對成熟的攝影集，還是要等到新世紀才出現。
《家族圖譜》（浙江攝影出版社，2002）是現在居住、工作于北京的邵譯農（出版發表當時用名為邵逸農）、慕辰的攝影成名作。他們走訪邵氏家族分布于全國各地的家人，請他們穿上象征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服，站在他們的照相機前，以人物繡像的形象把一個已經分散的大家族連綴于一書。在書的文字部分，他們請這些家族中人分頭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曆，展現時代大背景之下的個人命運。通過這種将家族史與個人史結合呈現的獨特方式，《家族圖譜》展示了中國現代史的滄桑與波瀾。這本攝影圖書按照中國傳統冊頁的方式設計，因此閱讀時始終處在折疊、拉開與收攏此書的過程中，别具一種特别的時間與空間感覺。同時，這種設計方式也較好地體現了攝影家對于曆史與記憶的态度與立場。這本書在展現了攝影家夫婦對于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的攝影集的認識的同時，也預示中國在攝影集創作方面的新勢頭。
而劉铮的《國人》（2004），也是一部他作為攝影家的成名作。《國人》是由一張張單頁輯合而成的攝影作品集。這種散頁形式的攝影集，有利于在不同場合根據不同的需要把這些作品再作各種排列組合，使其通過并置（不僅僅隻是兩張并置，也可以、可能是三聯或更多聯并置等）而産生、呈現新的意義。他以嚴謹的正方形構圖，為他在中國大地上遇見的各式人等造相。這些作品，可以令人聯想到奧古斯特·桑德、黛安·阿巴斯、喬爾－彼得·威特金等人作品的風格與影響。在這部作品中，他還穿插了些許風景與物件形象，由此編織出一部格局宏大的影像叙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有關20世紀中國曆史的個人化的影像總結報告。無論從作品的觀念還是從作品的完成度看，這都稱得上是一部中國“新紀實攝影”的代表作。當然，《國人》也一定會成為攝影畫冊史上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