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杜威和他的夫人愛麗絲·奇普曼赴東方旅行。這原本是一次純粹消遣的旅遊，但他的中國學生得到消息後，立即協商請他來華，其中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于世的胡适。留學美國時，他曾師從杜威。
杜威愉快地接受了邀請：“這是很榮譽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講演幾次，也許不至于對我的遊曆行程有大妨礙。”在杜威到達中國之前，胡适、陶行知、蔣夢麟等曾師從杜威的學生紛紛撰文推介自己老師的生平和學術思想。胡适概括的“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這一實用主義的治學方法，成為流傳至今的一句名言。
到中國後，杜威在各地發表講演，闡述他的教育理念，演講現場座無虛席。在五四運動的大潮下，杜威毅然決定繼續留在中國，以便近距離觀察這場變革。而他“思想自由”的理念，同處于啟蒙狀态的中國廣大民衆産生了強烈的共鳴。伴随着對中國了解的加深，杜威對中國的看法也在悄然發生變化。他在1919年12月《亞洲》雜志上撰文：如果還有人對中國人的愛國力量持懷疑态度，那麼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
杜威中國之行的影響大大超出了預期。胡适曾評價：“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而胡适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他也即将投入中美交流的大潮中，成為在美國頗具影響力的中國人。
1937年7月20日，一份電報呈于胡适案頭，電文言簡意赅：國民政府敦請胡适出任新任駐美大使。胡适醉心學術，曾發誓“不入政界，不願為官”，這令他在内心深處對這份邀約頗為抵觸，但當時戰火中祖國的呼喚，又促使他毅然受此重任。為宣傳抗戰中的中國，争取國際援助，他在美利堅大地四處奔走，發表了大量演說，“場數之多，水平之高，影響之大，為曆來中國駐外使節中所罕見。”胡适的這些工作，給與他經常打交道的、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科德爾·赫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眼中：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堅持己見的人。《紐約時報》也曾這樣評價道：“對美國文化之熟悉猶如對其本國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處，都能為中國赢得支持。”胡适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太平洋戰争後中美攜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杜威給中國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财富，他的學生胡适則為中美兩國攜手鋪路搭橋。胡适與杜威的故事，就是中美兩國故事的縮影。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績溪人。曾先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編輯、北京大學校長等。主要著作有《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等。在中國的全民族抗戰如火如荼之際，國民政府亟須美國的支援與幫助，故特任胡适為駐美全權大使，開始艱難的外交之旅。圖為胡适呈遞國書前與美國國務院大禮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