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人起初并非是個統一的整體，其内部分為多個小的支系，其中勢力較強的有兩支，一支是生活在今比利時沿海地帶的撒利安法蘭克人（濱海法蘭克人），另一支則是生活在萊茵河下遊兩岸的裡普阿爾法蘭克人（濱河法蘭克人）。481年，年僅15歲的克洛維繼位，成為濱海法蘭克人的首領。随後不久，他便率軍南下高盧，于486年擊敗羅馬帝國的殘餘勢力，墨洛溫王朝的法蘭克王國由此奠基。大約兩個世紀後，法蘭克王國進入王權衰微的“懶王”時期，來自濱河法蘭克人的丕平家族依托宮相職位乘勢而起，并于751年建立加洛林王朝。800年，查理曼加冕稱帝，其身份由此從“法蘭克人的國王”擴展為“羅馬人的皇帝”。雖然說這個帝國在843年即告分裂，但由它所繼承并更新的法蘭克文化卻作為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而永久留存下來。
法蘭克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日耳曼諸王國中的标志性勢力，除了适時皈依正統基督教、任用羅馬帝國遺老遺少管理國家事務以及在建國初期甘願做東羅馬帝國的臣屬等政策性因素外，還有一個不容忽略的基礎性原因，即早在羅馬帝國尚未分裂的3世紀，濱海法蘭克人就已成為寄居在羅馬帝國内部的潛伏勢力。3世紀晚期，羅馬帝國向“大日耳曼尼亞”用兵，濱海法蘭克人兵敗投降。随後，在帝國的安排下，濱海法蘭克人集體移居帝國境内并被安置在下日耳曼尼亞行省（大緻相當于今天的比利時）。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世紀中，濱海法蘭克人雖然在不斷地擴張自己的勢力，但傳統角色定位卻一直沒有變化，他們不僅為西羅馬帝國提供骁勇善戰的軍隊，而且還參與帝國的行政管理，從4世紀中葉起，先後有多位濱海法蘭克貴族成為帝國的執政官（consul）。經過不到一個世紀的磨合，濱海法蘭克人已在相當程度上融進了羅馬社會，他們不僅已經改說拉丁語，而且已經獲得了帝國公民身份。帝國末年，當來自“大日耳曼尼亞”的多支日耳曼勢力向帝國發起侵襲時，濱海法蘭克人依舊和帝國軍隊一起合力抗戰。隻是在西羅馬帝國徹底壽終正寝之後，濱海法蘭克人才真正放下“忠君”的包袱，開始加入到搶奪土地的滾滾大潮之中，順理成章地成為帝國政權的最佳繼承人選。
自此，先由濱海法蘭克人開創、繼由濱河法蘭克人拓展的法蘭克國家，在衆多層面塑造了一個與前世羅馬既有關聯但又迥然有别的西方文明形象。其中一個顯性的表現就是，在歐洲以外的許多地方，“法蘭克人”似乎已經成了歐洲人的化身。自墨洛溫王朝以後，不論是在阿拉伯語中，還是在波斯語中，人們通常都是用“法蘭克人”（Faranji，Farangi，這些詞均是“Frank”一詞的變體）這一稱謂來指代歐洲人或來自西方的非穆斯林，即便到了今天，這種狀況依舊未曾改變。
在社會政治結構的更新和重組方面，法蘭克人也為西方文明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除了封君封臣、騎士制度、農奴制度、君主繼位制度以及一代又一代法蘭克出身的君主等等時過境遷的人或事之外，最為持久的“法蘭克産品”或許就是至今仍存的歐洲貴族體系。羅馬帝國時期，雖然已有“公爵”（dux，duke，本意是“軍事首領”）和“伯爵”（comes，count，本意是“皇帝的扈從”）等稱謂，但并不存在什麼公國或伯國。在法蘭克時代前期，法蘭克君主借用這兩個稱謂來指代下派各省的軍事首領。當法蘭克國家進入封建割據時代後，這些本為軍事首領的公爵和伯爵便成了獨霸一方的君主。加洛林王朝時期，随着軍事征服的不斷推進，法蘭克君主又在新征服的邊境地區設立了軍事首領職位，此即所謂的“侯爵”（marquis，其詞根“march”意為“邊地”）。後來，随着封建領地的不斷細分，子爵（viscount）和男爵（baron）這兩個低級别爵位也就應運而生。盡管如今的歐洲貴族爵位已與封地脫鈎，但由中世紀法蘭克人創造的這一爵位體系本身卻在西方文明中存續下來。
語言文化方面，在今天的德國西北部、盧森堡、荷蘭以及比利時的部分地區，當地的傳統語言都是由古代法蘭克語演化而來，因此，在語言歸屬上，這些地方均屬“日耳曼地區”。但是，在比利時南部地區以及整個法國，其族群歸屬雖然是日耳曼的，但其語言卻明顯地從屬于拉丁語族。這是因為，濱海法蘭克人在定居于下日耳曼尼亞（比利時）時期，已經逐漸羅馬化，與此同時，他們的語言也逐漸向拉丁語靠攏。移入高盧境内之後，濱海法蘭克人繼續使用不太地道的拉丁語，正是這一不倫不類的法蘭克拉丁語，最終催生了在後世歐洲産生巨大影響的法語。
從法蘭克國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深度來說，最具典型意義的或許在于它對人們的心理所帶來的潛移默化的“法蘭克浸透”。20世紀下半葉，不論是歐共體的組建，還是歐盟的成立，人們都自然而然地想到，其總部應該設在比利時，而這裡正是當年濱海法蘭克人的栖息成長之地，正是從這裡出發，法蘭克人一步步走上了“統一歐洲”之路。
對于多元彙通的西方文明，任何一種偏執性闡釋都是荒謬的。當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日耳曼方面的時候，不應忘記，在不遠的地方還有希臘羅馬。同樣，當把渲染的中心放在古典的時候，也不應忘記，在古典的後面還有日耳曼，還有日耳曼裡的法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