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赤路如龍蛇，不知幾千丈。出沒出水間，一下複一上。伊予獨何為，與之同俯仰？
——宋·鄒浩《詠路》導言：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絲綢之路
彼得·弗蘭科潘在其著作《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指出：
“我們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當代社會獨有的現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已經是事實，它提供着機遇，帶來了問題，也推動着技術的進步。”
這部著作比較完整地論證了下述觀點：
那時的“全球化”，所依靠的“路”，就包括“絲綢之路”。從通商伊始，絲綢之路始終推動着人類文明的進程。
絲綢之路讓中國的絲綢和文明風靡全球；羅馬和波斯沿路締造了各自的帝國；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沿着絲綢之路迅速崛起并傳遍整個世界；在這些商貿與文化的通道上，崛起了數以百計的城市；今天我們所享用的農産品和工業産品以及附加在這些産品上的工藝精神，主要是在絲綢之路上傳播的；成吉思汗的鐵蹄一路向西，在帶來殺戮的同時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融；大英帝國通過搜刮絲綢之路上的财富，鑄就了日不落帝國的輝煌；希特勒為了這條路上的資源，将世界推入了戰争和屠殺的深淵。時至今日，絲綢之路上的本·拉登們和ISIS們，依然是美國争霸道路上的機遇和夢魇。
絲綢之路的曆史就是一部濃縮的全球通史、一部人類簡史，它不僅塑造了人類的過去，更将影響世界的未來。
魯迅曾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的一句諺語，套用過來，我們或許也可以說，世上本沒有全球化之路，因為有了絲綢之路，全球化便開啟了進程。
那麼，什麼是全球化，就是一個字：“通”！
作為曆史事實的絲綢之路出現于2000多年前，甚至出現在中華古籍記載中的4000年前，但作為世界文明史的關鍵詞誕生于140年前的19世紀下半葉，當時這個詞是一個單數概念，相當于歐亞大陸的一個貿易通道。
随着20世紀西域文明史和海洋文明史的考古大發現，這個關鍵詞逐步變成了複數概念。人們發現，以盛世中國為核心的歐亞大陸和海洋的人文地理通道多如牛毛，世界曆史上社會轉型與文明超越的故事主要在複數的絲路上發生。
“馬尼拉大帆船”即“中國船”的概念，是海上絲綢之路延伸至美洲的一種全球化表達。而在文明史學家的眼裡，絲綢之路因其文明交流融合的高遠境界，被曆史學家們認為是“詩意的栖居地”。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國家期間，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他又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帶一路”重大倡議。
在21世紀的新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思想和實踐開啟之時，這個關鍵詞被賦予了更多的内涵，被概括為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從點到面，從線到片，空中、陸地、海上三位一體，經濟、社會、人文三者歸一的五通，表明中國人對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規律認知從文化自立達到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新高度，這一新思維得到了聯合國和主要關聯國家的認同。正如古代絲綢之路從來不是獨唱或獨奏，今天的“一帶一路”是更大範圍内的大合唱，未來的“一帶一路”必将是世界文明史上波瀾壯闊的交響樂章。
“一帶一路”倡議發表近四年來，數以百計的合作項目再度表明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曆史規律：從全球化的傳播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進程勢不可擋。張骞出使西域圖（敦煌第323窟）。漢代張骞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兩次出使西域，使得“胡風”吹進中原，“漢俗”傳入西域，一個文化大交流的時代自此開始。
羅布泊沙漠中的小河墓地，東距樓蘭古城175公裡，墓地沙山上密密麻麻矗立着140多根胡楊木樁。小河墓地-樓蘭古城的毗鄰，說明絲綢之路以前，這裡已是東西交通樞紐。
古代陸路絲綢之路必經之地、重要門戶：新疆高昌故城。2014年，高昌故城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古代陸路絲綢之路主幹線示意圖。
新疆和田策勒縣丹丹烏裡克出土的精美木闆畫，其上描繪的是古代絲路上騎馬和騎駱駝的貴人形象。
“蠶絲公主傳說”木闆畫，畫中女子是從中原嫁到于阗的公主，她偷藏蠶種于發飾中，幫助于阗人掌握了中原的種桑養蠶技術。從“賽裡斯”到絲綢之路：西方認知東方文明之路
在絲綢之路概念出現之前，歐洲有一個“尋找中國”的認知過程。
古希臘人以“賽爾”（Ser）也就是漢語的“絲”來稱呼絲綢，稱中國為“賽裡斯”（Seres），即“絲綢之國”。在歐洲的主要語言中，稱呼“絲綢”的詞彙均以Ser為源頭，包括英語中的Silk。
曆史學家注意到，當漢朝政權建立後，尤其是張骞出訪西域後，西方文獻中出現“絲綢”詞彙的頻率增加了。
古希臘地理學家馬利奴斯記錄了一條由幼發拉底河渡口出發，向東通往賽裡斯國的商路；生活于1至2世紀的古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把這條商道記載入其《地理志》中。近代英國東方學家亨利·玉爾在《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一書中對“賽裡斯之路”的研究，奠定了“絲綢之路”一詞的學術基礎。
13世紀之後，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西方有更多人來到中國，将他們的見聞帶回歐洲去，尤其是《馬可·波羅遊記》震動了歐洲，使歐洲人知道遙遠的東方有個富庶的大國。15世紀以後，歐洲探險家、傳教士、商人們紛紛熱衷于尋找這個大國。
意大利的航海家哥倫布（1451～1506年）受此書影響，試圖到東方探險。他相信“地圓說”，本來計劃從歐洲向西航行到達亞洲。但大海茫茫，他無意中闖到了美洲，以為到了馬可·波羅書中所稱的東方，于是将古巴島當作日本，将墨西哥當作馬可·波羅書中所稱的“行在”，即杭州，将生活在美洲的當地人稱為“印度人（Indians）”，這就是我們後來翻譯的“印第安人”。
直到哥倫布去世後，歐洲人才逐漸意識到美洲是一個“新大陸”。由此，新航路開辟，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人類也由此從原來的分散孤立開始走向集中聯合—世界在不斷地變小。
中國學者發現：明代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也緻力于求證“賽裡斯國”的工作。在中國生活多年的利瑪窦曾這樣記載：“我也毫不懷疑，這就是被稱為絲綢之國的國度，因為在遠東除中國外沒有任何地方那麼富饒于絲綢，以緻不僅那個國度的居民無論貧富都穿絲着綢，而且還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遙遠的地方。”他又指出，馬可·波羅所稱的“契丹”也是中國，這是中國的别名。契丹原是中國北方一個強大的部族，建立了遼朝，被很多歐洲人稱呼中國的北部，乃至整個中國。這是一個重要發現。但是利瑪窦的觀點最初在傳教士當中引起争論。
在印度傳教的葡萄牙籍傳教士鄂本笃（1562～1607年），為了求證利瑪窦所說的“契丹”乃是中國别名的觀點，秉教皇所命，從印度果阿出發，徒步經阿富汗前往中國。他們一行越過帕米爾高原，1603年11月至葉爾羌。此後，他們沿着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北道”再往東行，途經阿克蘇、庫車、焉耆、吐魯番，于1605年10月，到達哈密。在這裡經短暫休整後，又向東南行進，穿越戈壁，抵達嘉峪關，并于1605年底到達肅州（今酒泉）。經過對沿途多種語言的調查，尤其是在肅州經過詳細調查後，他們最終确認“契丹”就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路線圖。
日本京都真正極樂寺藏大永四年（公元1524年）紙本設色《入明日本堪合貿易全圖》，形象地記錄了當時中日海上交流的盛景。
鄭和下西洋是人類曆史上最早、規模最大的遠洋事件，此圖為後人重走鄭和路時遇到的果阿海灘上的印度婦女，她的服飾和表情與鄭和時代相比，并沒有多大變化。
2000年7月11日，江蘇太倉劉家港，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啟錨地，後人從這裡開始重走鄭和路的行程，試圖反映古老的航路在600年後的現實。這個考察報告徹底驗證了利瑪窦關于“契丹”就是中國的觀點。利瑪窦證明說：“在中華帝國的編年史上，我發現早在基督誕生前2636年就提到織綢工藝，看來這種工藝知識從中華帝國傳到亞洲其他各地、傳到歐洲，甚至傳到非洲。”
絲綢之路的命名：世界文明史出現了一個關鍵詞
著名探險家與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在其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著作《絲綢之路》中寫道：“‘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不是在中國文獻中首先使用的。這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名稱，最早可能是由男爵李希霍芬教授提出的。他在一部關于中國的名著中使用了‘絲綢之路’—SilkRoad—這個名詞，并進行了論證；在一張地圖上還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
1868年，李希霍芬第一次到中國進行系統考察，據說為了使自己的名字更接地氣，他把護照上的中文姓氏特地改成了“李”，似乎要打算跟李鴻章“攀上親戚”。
李希霍芬在中國先後進行了七次地理和地質考察研究，并依靠在華的考察成果，于1872年返回德國後博得盛名，受聘擔任過柏林大學、波恩大學、萊比錫大學教授，後來還出任柏林大學校長，并連任柏林地理學會主席以及國際地理學會主席。
在曆時35年時間裡，李希霍芬和他的學生蒂森整理出版了名為《中國：親身旅行之成果和據此所作的研究》的五卷本巨著。其中，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的德文詞彙：DieSeidenstrasse。
世界史的研究有一批關鍵詞，隻有聯系世界整體的一個關鍵詞的出現，人類文明史才變得更有規律可循。這個關鍵詞彙被李希霍芬找到了，就是“絲綢之路”。
但在當時，這個關鍵詞是一個單數。
而後，人們将越來越深刻地理解到：絲綢之路之所以是世界文明史的關鍵詞，就在于這是人類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諸文明獲取資源和文化交流的共有路徑。漫長的人類曆史中，在争奪絲綢之路的硝煙散去之後，就會恢複文明接力傳遞、平等交往、交流互鑒、利益共享的常态，這就是文明語境中的“詩意地栖居”，于是便有了“絲路文明”的概念。蘭津古渡遺址，在西南絲綢之路上有無可替代的地理優越性。
雲南劍川，石鐘山石窟一号龛，南诏王異牟尋議政圖。異牟尋繼位以後，恢複了和唐朝斷絕40餘年的友好關系，把内地先進的漢文化和生産技術引進西南地區，促進了西南地區各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滇王之印。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出兵征讨雲南，滇王拱手降漢，漢武帝在其故地設益州郡，封滇王國國王為“滇王”，并賜“滇王之印”。
三星堆立鳥像，鑄于商代晚期。三星堆出土衆多的鳥的形象與古蜀人宗教崇拜有關。
早在漢王朝開辟陸路絲綢之路以前，已有一條更古老的國際商道存在，那就是被曆史塵封的西南絲綢之路。蜀布、鹽、鐵器與齒貝、釋迦牟尼的經典、基督的十字架在西南絲綢之路上相遇，迸發出炫目的光華。今天的“一帶一路”恰恰就是絲路文明的回歸，意味着文明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再次呈現，文明間的關系重新平等；也意味着人們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現代意義，用傳統的智慧去回應現代問題，如：國家與民族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個體與群體的關系，自由與約束的關系，等等。
海上絲路的輝煌：全球化的大主題通往美洲大陸
“海上絲綢之路”是由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其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絲綢之路》中首次提出的，這個概念後來被學術界所普遍接受。
史學界一度認為，奧斯曼土耳其人1453年占領君士坦丁堡，阻斷了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交通，因而西方人是通過海上向東方進發，開辟和興盛了海上絲路的。
但是，考古證據顯示，海上絲路在中國漢代就有相當的規模。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臘風格銀器皿，以及南粵國宮殿遺迹發掘出來的石制希臘式梁柱，證實了秦末漢初海上絲綢之路已經誕生。嶺南地區向西方輸出絲綢以換取各種物資，并且有希臘工匠來到中國參與了南粵王宮殿的建造。
毫無疑問，作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具體路線是：由廣東、福建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将中國生産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産運往歐洲和亞非其他國家，而阿拉伯商人、歐洲商人則通過此路将毛織品、象牙等帶到中國。
今天學者們普遍認為，鄭和下西洋使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更為徹底的貫通，也是證明曆史上存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依據。海上絲路被劃分成東洋絲路、南洋絲路，其中南洋絲路西至非洲、歐洲，還有向東通往美洲的海上絲路，史學家稱為“太平洋絲綢之路”。
利瑪窦指出：“葡萄牙人最樂于裝船的大宗商品莫過于中國絲綢了，他們把絲綢運到日本和印度，發現那裡是現成的市場。住在菲律賓群島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國絲綢裝上他們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即今墨西哥）和世界的其他地方。”
曆史上出現了“馬尼拉大帆船”和“中國船”這兩個概念。由于馬尼拉是南洋最大的貿易中轉站，西班牙人驅使中國人建造了名為“馬尼拉大帆船”的船隻，用于其向美洲殖民地運輸。由于馬尼拉大帆船的貨物主要來源于中國，以風靡全球的中國生絲與絲綢為主，因此墨西哥人直接把馬尼拉大帆船叫作“中國船”(ChinaShip)。這條“太平洋絲綢之路”，譜寫了綿延兩個半世紀的中國與美洲貿易人文交流的輝煌篇章。馬可·波羅（1254～1324年），《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的有關中國的見聞，對新航路的開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利瑪窦（1552～1660年），關于古代絲綢之路上絲綢及其工藝傳播的景況，利瑪窦曾描述說：“看來這種工藝知識從中華帝國傳到亞洲其他各地、傳到歐洲，甚至傳到非洲。”
新疆喀什一所小學的塔吉克族孩子。塔吉克族是中亞、西亞、南亞的古老民族，除我國新疆外，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烏茲别克斯坦等國都有塔吉克人。
伊朗，亞茲德，巴姆城堡，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意大利，威尼斯，一匹駱駝和一位商人被永久地留在了皇宮前面的浮雕上。馬可·波羅就是從這裡出發，前往中國，最後又回到這裡。正如我們将以交流互鑒為動力的世界文明史分成三個曆史階段一樣，即從自在的文明交流時期、自為的文明交流時期到自覺的文明交流時期。從絲綢之路到一帶一路，世界文明史的全球化也經曆了三個曆程。1500年之前，是以歐亞大陸為載體的古代絲綢之路，即東方文明導引的全球化。1500年以後，是以西方文明從海洋東進西遷為載體所導引的全球化。進入21世紀，以“一帶一路”建設為載體，以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導引的新型全球化發展模式開始了。
絲綢之路“詩意地栖居”：文化彙聚的全球化成果
19世紀，當絲綢之路還是單數的時候，德國詩人荷爾德林和哲學家海德格爾倡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詩意地栖居”。
進入20世紀，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世界文明史的發展是以交流互鑒為動力的。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極為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一直在尋找一種文化彙聚的福地，也就是人類文明交流最繁盛的地方，他把這個地方看作是“詩意地栖居”。他說：“如果可以選擇出生的時代與地點，我願意出生在一世紀的中國新疆。”就是塔裡木河、葉爾羌河一帶，這裡曾經是東西方文明的最大交彙點之一。
絲綢之路對人類文明最大的影響，并不僅僅在于貨品的流通，更在于絲路上穿行的人們将各自的文化像種子一樣沿途撒播，包括觀念、信仰、技術以及它們在物質上的表現。因此，絲綢之路是人類曆史上諸種文明的穿行與交流之路。
就在20世紀西域考古和海洋考古大發現之後，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小約翰·威爾斯在其所著《1688：中國走向世界》中作出判斷：“直到今天我才開始明白，塔裡木河流域比約旦河流域和萊茵河流域更為重要。”
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國，以及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代希臘和羅馬，這些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而相遇。南北美洲的人類文明，也自地理大發現以來，深刻地介入了絲綢之路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中亞、西亞與東歐，它們位于歐亞大陸中部，是絲綢之路主體之所在。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古老文明在此創生成長。
牛津大學曆史學教授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書共25章，看一看每章的标題，便知道絲綢之路作為複數的内涵，包含了從實體到精神的主要曆史内容：敦煌莫高窟，第257窟中心柱南向面上部思惟菩薩雕塑（北魏）。敦煌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于世。
玄奘西天取經歸來，取道絲路南道，停留數月開壇講經。
佛教傳播路線示意圖。
莫高窟北區石窟群，完整的敦煌莫高窟由南區和北區構成。南區為僧侶們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均有壁畫或塑像。北區隻有5個洞窟存在壁畫或塑像，其他的都是僧侶修行、居住和死亡後掩埋的場所。
粟特文摩尼教徒書信。粟特是分布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的古國，自漢朝以來與中國的經濟文化聯系密切。摩尼教則為曆史上的一個世界性宗教，由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紀創立，公元7世紀傳入中國。該信是摩尼教東方教區的教徒寫給本教區最高首領的，内容是問候和頌揚。絲綢之路的誕生、宗教之路、基督之路、變革之路、和睦之路、皮毛之路、奴隸之路、天堂之路、鐵蹄之路、重生之路、黃金之路、白銀之路、西歐之路、帝國之路、危機之路、戰争之路、黑金之路、妥協之路、小麥之路、納粹之路、冷戰之路、美國之路、争霸之路、中東之路、伊戰之路、新絲綢之路。
今天我們可以從物理運動的層面上，把絲綢之路描述為地球的血液系統，以陸路交通為靜脈，以海洋交通為動脈，聯通無數毛細血管，把從絲綢到瓷器、從動物到植物、從食物到語言等的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必需品猶如營養物質一般交換到地球各個部位。
而從文化哲學的角度，我們不妨把絲綢之路仍然比喻為蠶繭和絲綢，其物質财富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影響，猶如無數細絲，相互纏繞，把簡單的部落體制、單一民族體制和國家體制編織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複雜結構。
2016年，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
“2000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勤勞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後人将其統稱為‘絲綢之路’。千百年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的絲綢之路精神薪火相傳，推進了人類文明進步，是促進沿線各國繁榮發展的重要紐帶，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曆史文化遺産。”
絲綢之路的世界遺産：文明交流互鑒的多樣性豐碑
數百萬年前，人類開始脫離動物界。然而進入文明的時間，還不到人類全部進化曆史的千分之二。為什麼如此？是因為文明的創世與傳世需要諸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交流的方式和規模。正是交流方式和規模使得人們改變原有的生存狀态，從而突破自然的限制和血親的紐帶，形成多地域和跨地域性的複雜社會組織。
從兩千多年前開始，絲綢之路上的交流方式與規模造就了駝鈴聲聲、馬嘶相聞、舟楫相望的景象，國家、民族、單一區域等社會組織打破藩籬，互通有無，友好交往，書寫了人類曆史的輝煌篇章。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第十七屆會議，通過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保護公約》，明确了文化遺産的定義：
1、文物：從曆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築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分或結構的銘文、洞窟以及聯合體；
2、建築群：從曆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築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的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築群；敦煌莫高窟，第254窟洞窟内景（北魏）。莫高窟發展曆史上，北魏時，由于統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發展較快。
森姆木姆千佛洞位于古龜茲國東境，今新疆庫車縣城東北約45公裡處，是晉代至宋代（3～13世紀）佛教石窟群遺址，具有典型的古龜茲藝術風格。
莫高窟，第217窟“接引佛與化生童子”（盛唐）。隋唐時期，随着絲綢之路的繁榮，莫高窟更是興盛。
沙漠中的“美術館”、敦煌莫高窟。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敦煌市東南25公裡處、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是我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3、遺址：從曆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遺址等地方。
這個定義點明了世界文明因交流而發展的事實成果。
如今，世界遺産名錄已經有1052項，從世界遺産的定義和名錄所列的真實存在看，哪一項不是文明交流互鑒與傳承創新的成果？截至目前，一帶一路有代表性的65國所擁有的世界遺産共計351項，超過世界遺産總數的三分之一。
這說明了什麼？
第一，文明的多樣性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傳播性規律；
第二，文明交流互鑒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動力性規律；
第三，文明的豐富性構成文明圈相互影響的主導性規律。
2017年4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在“一帶一路”青年創意與遺産論壇緻辭中說：
“一直以來，絲綢之路在促進思想進步和理念創新，聯系不同文化和民族，連接亞太、歐洲、中東和非洲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塑造了絲綢之路沿線共有文化遺産中一些強有力的因子。”
《世界遺産名錄》證明了一個人類發展的基本事實—絲綢之路代表的人類文明史的三個階段：以東方文明圈為主導的古代絲綢之路、以西方文明圈為主導的近代絲綢之路、以東西方文明交流為主導的“一帶一路”當代文明圈，是相互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全球化成果。
“絲路文明”這個概念表明：絲綢之路的曆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世界文明史，絲綢之路就是人類文明交流傳播的最耀眼的舞台。它不僅塑造了人類的過去，更将推動世界美好未來的實現。透過這部包羅萬象的史詩巨著，“一帶一路”的發展進程将變得更加清晰。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進一步指出：
“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共建‘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将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以文明交流互鑒為動力：一帶一路的文明超越與願景
那麼，什麼叫絲綢之路？什麼叫全球化？用一個字表達就是“通”，如果隔閡與沖突是痛，那麼絲綢之路就是“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的價值表達，因而文明交流互鑒作為“通”的動力，一帶一路作為“通”的建設，中國導引全球化的核心主題就是立體的“通”。出土于吐魯番市、阿斯塔納206号墓的唐代舞女俑，有着“漢着胡帽”的現象，反映了唐代中原與吐魯番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相互間的密切聯系。
莫高窟第321窟北壁壁畫“不鼓自鳴”樂器，初唐。不鼓自鳴是敦煌壁畫中表現音樂的一種構圖形式，将各種樂器繪于空中，繞以彩帶，類似飛天，寓意天樂自鳴，表達了人們對西方極樂世界的向往。圖中的樂器從左至右分别為：笙，雞婁鼓、腰鼓、答臘鼓、号筒、筚篥、腰鼓、答臘鼓、笙。
曾侯乙編鐘，中國考古史和世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全套編鐘共65件，分三層八組懸挂在呈曲尺形的銅、木結構鐘架上。
古老的絲綢之路上，一直都在書寫着人進沙退的曆史，造就生态和諧的生存環境。今天一帶一路的文明價值是五個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流通和民心相通”，就是力圖将各個國家的交通、能源、航線、貿易、旅遊、文化等多種産業行業、領域等社會發展内容對接起來，形成一個大規模的具有較強輻射效應的綜合發展體系。這個“通”，不但超越了古代絲綢之路的全球化屬性，更超越了以近代西方文明為中心的全球化屬性。
西方文明的擴張是帶有相當不平等性的全球化，但是，今天的“一帶一路”新絲綢之路建設則是世界文明史的價值重現，就是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共同締造文明的豐富性。
如果說馬歇爾計劃開創了一個冷戰分裂的世界曆史，那麼，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是超越意識形态差異的，用互通有無、交流互鑒的方式來消弭紛争和貧困，這就是“天下大同”文明觀的實踐體現。
如果美日海上同盟是冷戰格局的延伸，那麼，“一帶一路”的建設就是文明價值的回歸，就是從金融、技術、産業到文化與沿路沿線國家具有高度共享共榮共赢的合作實踐，體現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觀。
西方文明擴張的核心就在于其經濟技術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鴻溝，在于其擴張過程對原有生态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破壞和摧毀，代價巨大。而今天的一帶一路，以中華文明“天下為公”的精神氣質為主導，與某些跨國公司或少數利益集團把世界僅僅變成投資場所的全球化有着本質的不同。
“一帶一路”是一種包容型的全球化。習近平主席曾說，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将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合作架構。可以說，“一帶一路”是要讓各國老百姓有更多的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一帶一路”倡議是“南方國家”的全球化。
西方有學者發現，雖然當今西方世界出現一些去全球化的現象，但平等而理性的全球化是不可改變的大趨勢。從“世界是平的”到“世界是通的”，曆史不可能回到從前。當代“一帶一路”建設的全球化屬性，可概括為十個“互”的文明價值：互聯、互通；互鑒、互融；互市、互利；互教、互學；互補、互惠。
“一帶一路”關聯的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約占全球人口的63%，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9%，大部分經濟技術的總體水平大緻與中國有10到30年的差距。據估算，絲路基金與亞投行要逐步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至少需要投資21萬億元人民币。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積累了5萬多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資産。
但是，在絲路文明的語境下，“一帶一路”并不是狹義的地域範圍，而是全世界任何願意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民族、社群的共同發展平台。在文明交流的“一帶一路”上，人類在未來50年内将形成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鐵路、公路、隧道、港口、電網、電纜、管道、互聯網、物聯網等的建設，将超過過去5000年全部基礎設施投資的總和。《聽琴圖》局部，北宋趙佶繪。故宮博物院藏。此圖正中坐一道冠缁福者，颔首正襟，撫琴啟弦。前面兩個朝士左右對坐，心領神會。
榆林窟第3窟南壁壁畫“持拍闆的菩薩”，西夏。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莫高窟并稱為姊妹窟，共同見證着絲綢之路上石窟藝術的繁榮。
山西聞喜伎樂俑，磚雕，金代文物。
敦煌早期石窟中的一種洞窟建築形制為禅窟，即僧房（第285窟，西魏）。該窟壁畫中有豐富的樂舞内容。一帶一路與文明共享：世界文明史在實踐升華中
2014年6月，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順利進入《世界遺産名錄》。從中國古代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進入天山山脈地區，路網跨距近5000公裡，總長達8700公裡。作為超大型文化線路，絲綢之路路網第一批申報點包含了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境内33處遺址遺迹。這些遺迹是絲綢之路從開通、發展到繁榮、鼎盛時期的文化價值的重要載體和典型代表，在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文化價值。
在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為主題的新時代，面對複蘇乏力的全球經濟形勢、紛繁複雜的國際和地區局面，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精神更顯重要和珍貴，絲綢之路的平等合作、夥伴共赢的精神最為重要。
在三年多以來“一帶一路”規劃實施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全球化所導緻的世界文明一體化進程已經大大展開。“一帶一路”發展倡議的提出，就是彰顯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就是要與世界各國一道，給世界提供最大的公共必需品——和平交往的政治空間和共同繁榮的價值目标、文明交流的安全模式與文明互鑒的發展平台。
目前，“一帶一路”建設吸引了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40多個沿線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20多個國家同中方開展國際産能合作，數百個有影響力的标志性項目在逐步落地。
衆多西方學者發現，在絲綢之路上，絲綢曾經作為一種奢侈品的同時，還成為了一種國際貨币。今天，他們同樣發現貨币流通在文明交流過程中的血液作用，絲路基金的投資項目已經展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的成員增至80個國家以上，超過了擁有來自67個國家和地區成員、由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
随着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和中國話語權的增強，新一輪全球化将以均衡、包容發展為要義。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帶動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和産業投資合作獲得新動力，出現了新的經濟增長點。2015年和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參與國雙邊貿易額突破1萬億美元，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額近150億美元。
“一帶一路”的合作機制已有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亞洲合作對話（ACD）、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等。古代人們已經明了如何使用香料，中國人喜歡在身上佩戴香囊，而西方人則喜歡将香水噴灑在身上的敏感部位。
香料除了具備頤養精神、供奉神靈之功效外，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功能就是除臭防腐。
幾千年來，香料調味品市場繁榮依舊。中世紀的歐洲，對香料的渴望直接催生了地理大發現。
絲綢之路開啟了東西方物質文明的交流之門。看似無關緊要的花花草草卻實實在在地紮下根來，在潛移默化中拉近了東方與西方。“一帶一路”的區域、次區域相關的國際論壇、展會以及博鳌亞洲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拉合作論壇、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亞歐博覽會、歐亞經濟論壇、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以及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國－阿拉伯博覽會、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中國－俄羅斯博覽會、前海合作論壇等平台，沿線國家地方、民間發掘“一帶一路”曆史文化遺産，聯合舉辦專項投資、貿易、文化交流活動，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和圖書展等多種人文交流活動大量出現。
在衆多合作機制的基礎上，中國倡議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于2017年5月在北京舉行，議題涉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經貿合作、産業投資、能源資源、金融支撐、人文交流、生态環保、海洋合作、夥伴關系等重要領域。
一帶一路與可持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交響樂
正如生物的多樣性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文明的多樣性正是人類交流發展的基礎，而為保護和傳承這種多樣性，絲路文明語境中的“一帶一路”正是以文明可持續發展為根本原則的。
聯合國大會、安理會、亞太經社會、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有關決議或文件，都納入或體現了“一帶一路”建設内容。
聯合國認為，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一個最重要支撐點，期待中國在全球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從2016年4月起，亞太經社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等機構，先後以多種形式認可并促進“一帶一路”的開展與實施。
“一帶一路”發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有力诠釋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時間含義和實踐任務，這就是組織全球各類共同體，通過共同努力的治理，實現17個可持續發展目标，以及169個子目标，涉及三位一體、五類内容，缺一不可。三位一體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三個方面；五類内容即人類、地球、繁榮、和平和合作夥伴，這是一張旨在結束全球貧困、為所有人構建尊嚴生活且不讓一個人落下的路線圖。至少在2030年之前，“一帶一路”正是這個路線圖的一條重要航道或跑道。
“一帶一路”将通過各國各地區各民族的自願、平等、公正、有效的合作，将規劃實施數以萬億計的投融資過程和雙邊和多邊乃至于全球共同建設數以萬計的基礎設施項目、教育培訓項目、貿易合作項目、産業發展項目、産業園區開發項目、能源利用項目、水資源項目、農業資源項目、環境治理項目、生态健康項目、生命安全項目、旅遊與人文交流項目乃至于太空合作項目等等，将自覺協同聯合國設置的以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17個未來實踐目标：龍門石窟坐落其間的龍門峽谷，在東西兩崖的峭壁間，伊水從中流過，山清水秀、氣候宜人。
1980年，秦始皇陵封土出土的彩繪銅質馬車，是迄今為止中國所發現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結構最複雜、制作最精美的銅鑄馬車。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麥積山石窟藝術以其精美的泥塑藝術聞名中外。這裡的雕像，大的高達16米，小的僅有10多厘米，體現了千餘年來各個時代塑像的特點，系統地反映了中國泥塑藝術的發展和演變過程。
河西走廊段佛教造像的始鑿與續建，都與絲綢之路存在着千絲萬縷的關系。（圖4、圖5）
麥積山山峰西南面懸崖峭壁上，開鑿有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0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02.消除饑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可持續農業
0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的福祉
0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05.實現性别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
06.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并對其進行可持續管理
07.确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
08.促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産性就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
09.建造具備抵禦災害能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化，推動創新
10.減少國家内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11.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
12.采用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産模式
13.采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14.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
15.保護、恢複和促進可持續利用陸地生态系統，可持續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6.創建和平、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持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訴諸司法，在各級建立有效、負責和包容的機構
17.加強執行手段，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系
2017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5票贊成，一緻通過關于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号決議，呼籲國際社會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識，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等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敦促各方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安全保障環境、加強發展政策戰略對接、推進互聯互通務實合作等。決議強調，應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進地區合作，以有效促進阿富汗及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已經出現在聯合國的正式文件中。
“一帶一路”是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赢之路，一條文明交流互鑒之路。這個立體概念的絲綢之路，隻要所關聯的各國和衷共濟、相向而行，就一定能夠譜寫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響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就是絲路文明的當代性命題和未來性使命，這是一場偉大的世界夢，亦即世界文明大同夢，正在悄然實現中。北京天壇，天壇原是明清兩朝帝王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場所，設計方面突出天空的遼闊高遠，以表現“天”的至高無上。
故宮角樓與城垣、城門及護城河，同屬于紫禁城的防衛設施。
據說莫高窟的開鑿得緣于一位法名樂尊的和尚。公元366年他雲遊到此，忽見鳴沙山上金光萬道、狀若千佛，心有所悟，便在懸壁上鑿下了第一個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