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坐落在海拔700多米的山上，我初次抵達這座城市的時候，已經是後半夜，山風夾雜着不屬于12月的青草味兒，一掃旅途疲憊。我被臨時安排住在高樓裡的一間辦公室，可以從高處俯瞰夜色中縱橫蜿蜒的街道和靜谧幽暗的樹林。突然想喝啤酒，下樓找了一圈，并沒有什麼24小時的便利店。晦暗的夜色裡，看到一個戴着禮帽的身影，他就像剛剛出席了一個鄉村酒會的紳士，沒約到自己心儀的姑娘，落寞地走在路燈下，這畫面就像《午夜巴黎》裡男主角初次穿越的場景。不過，電影裡的遺憾在現實生活中有了補償，我帶了相機，悄悄尾随他拍了一路，像個狗仔。
之後的日子，在擁擠狹窄的老城裡，在長滿雜草的西牆下，我看到了成群結隊的他們——都戴着寬沿兒禮帽，穿着黑色西裝、白襯衫，留着長鬓角，在烈日炎炎的正午，怒視或躲避着我離得太近的鏡頭，“他們認為拍照可能會攝取他們的靈魂”，一個當地拍照的局限性帶來了缺憾美和不滿足，每次看到照片就感慨唏噓：“要是能再近一些就好了。”我真希望我的眼睛是一部相機，看到心儀的畫面就眨一下眼睛，然後我的大腦就打開藍牙，源源不斷地把那些不受驚擾的決定性瞬間變成數據……那時我新買了一部手機，用它拍照就像端着沖鋒槍打巷戰一樣，可以離得更近，但照片裡的人們都有着神色匆忙的味道，我好像是在一個人潮洶湧的車站裡迷了路，遇到的每個人都在我生命裡停留了幾秒鐘，但我們還是陌生人，他們有自己要奔的前程，他們臉上喜怒哀樂的表情，我并不能懂得多少。
所以，我又希望我和我的相機一起變成透明的，可以跟着傳統的哈瑞迪（haredi，猶太教正統派中最保守的一支）去禱告，看他們在經書後面打瞌睡，和打扮保守的妻子去接放學的孩子，五六個套娃一樣的小孩子在他們身邊溫馨打轉，消失在響着唱經聲的耶路撒冷街頭；或者跟着那對穆斯林情侶，經過雅法老城門前站着的士兵，穿過挂滿彩色圍巾的熱鬧小集市，路過基督區的聖墓教堂，看他們小心翼翼地瞟那些衣着随意的歐美遊客，之後進入圓頂清真寺（非穆斯林禁止入内），跪在各自區域裡色彩鮮豔的薄毛毯上認真祈禱，隔着人群和屏風的空隙相望；那個剛才還在台上慷慨激昂談着選票和國家未來的政客，是不是也會攥着那份反複演練多遍的演講稿微微發抖，又或者在他眼裡，那隻是還沒他的發際線重要的廢紙……當然，上述這一切都停留在想象層面。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鏡頭裡的人物悄然發生了變化。我偶爾扛着相機“打獵”，也偶爾用手機“巷戰”，但照片中人物的表情，确實在柴米油鹽的平淡日子裡就那麼生動、豐富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