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劇《紙牌屋》中異域文化的想象與重構

在跨文化傳播的媒介環境中，美劇《紙牌屋》無論是故事架構、叙事線索、演員表演，還是剪輯、後期制作等方面，都堪稱美劇中的精品之作，是外國電視劇在中國傳播中的經典案例。從之前的日流、韓流到如今美劇熱播，外國電視劇在沖擊中國電視劇市場的同時，也給中國電視劇文化的本土化建構帶來了直接影響。

在對世界的認知中，東西方文明存在着顯著的文化差異。在東方文化的認知體系中，更加強調倫理精神與道德意識。這種認知反映在電視劇中，則體現為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電視劇，在叙事的同時更多地在表現中國的倫理精神與家國情懷。而在西方認知體系中，理性主義、邏輯推理是西方文化中的固有現象。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①如在科幻美劇《神盾局特工》中，在面對困難時，科爾森的冷靜、睿智，梅琳達的智慧、勇敢，西蒙斯在危機面前坦然面對、臨危不亂等等，将理性精神表現得淋漓盡緻。在大數據分析下拍攝的美劇《紙牌屋》同樣體現着其所标榜的理性主義。美國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以理性的方式來調節社會生活，講究通過證據、邏輯、推理來對事實作出判斷。邏輯推理在《紙牌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弗蘭克在政治上理智、冷酷，遊走于高層政治權力核心，扮演着操縱棋局的角色，尤其擅長利用邏輯推理對事件進行預判。

對于觀衆來說，影視作品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娛樂化的消費需求，也是了解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參照物，在欣賞中滿足觀衆消費需求，作品的傳播價值才得以實現。同時，作為文藝作品，不同國家的電視劇也是幫助我們建構異域文化的重要坐标。由于東西方兩種文化認知體系的不同，使得我們處在兩種不同文化氛圍和意識形态話語中，這決定了人們對異域文化的理解多從他者的角度進行想象和重構。

一、對美國政治文化的想象與重構

在跨國傳播中，《紙牌屋》中構建的異域文化影響着他國觀看者對美國文化的想象。在電視劇《紙牌屋》中，從片頭一晃而過的标志性建築如白宮、國會山、肯尼迪藝術中心等，我們可以感受到華盛頓的曆史人物、政治氛圍和文化變遷；在弗蘭克通向權力頂峰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美國權力階層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生活态度等，成功滿足了他國受衆對美國政治高層的想象，或颠覆或重構了受衆心中原本的美國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宣洩了内心的沖動。原本隻知道美國的三權分立、聯邦制度和選舉制度的皮毛以及民主黨、自由黨之間紛争的外國電視觀衆，每當看到主角弗蘭克利用制度規則來玩弄權謀或者台詞中夾雜着的政治術語時，無疑更加形象、直觀地了解到美國的政治文化以及曆史變遷。正如宣傳海報中，弗蘭克高高地坐在象征權力的椅子上，但他手上已經沾滿了鮮血，暗示着弗蘭克在走向美國權力寶座的過程是建立在暴力、鮮血的基礎之上。總體來看，不管是美國的《權力的遊戲》、《神盾局特工》還是《紙牌屋》中，都展現出了美國文化中一以貫之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情結。而從弗蘭克對與中國相關的事務的處理上，也在潛意識下表現出了美國的強權思維和霸權思想。受衆能更加深刻地體會美劇在用影像進行淺層表意的文化傳播時，蘊涵在深處的文化帝國主義傾向。

二、對中國元素的拼貼與重構

文化元素的拼貼離不開對原型故事的重構。在重構基礎上形成的拼貼，構建了特有的文化話語形式，并且有可能進一步延伸原有的意義符号。雖然《紙牌屋》在拍攝與中國有關的元素時，經過了精心的設計與籌劃，但是由于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态話語建構的不同，使得劇中對中國元素的運用大多是站在異域文化的視野裡來實現對中國的想象。這種想象的結果使得全劇劇情看起來都是在完成故事架構的過程中，對中國元素的碎片化拼貼與故事化使用所進行美國化的重構。如在《紙牌屋》第二季第2集中，中美商貿聯委會上，雙方談判破裂，中方代表走出會場時神情頗為嚴肅，怒目而視有關媒體。從畫面、語言中不難看出，電視劇醜化了中方代表，把談判失敗的責任歸咎于中方的不配合。但在此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在表現中國外交部新聞發布會的現場時，會場的布置，發言人的語言、動作、表情等細節與現實的情況高度吻合。這說明，對中國元素的建構是建立在美國式的想象基礎上的，無論是對中國人刻闆化、臉譜化的描述或是對中方發言人使用中式英語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都是對中國元素進行的形象解構與話語重構。此外，在中日釣魚島争端等事件中，創作者還糅合了多種美國文化元素，并借助這種方式進一步模糊了文化界限，豐富了觀衆的想象空間，拓展了觀衆信息建構的維度。

總之，電視劇《紙牌屋》在成功塑造弗蘭克的人物形象、傳播美國文化的同時，将美國的英雄觀、價值觀、文化觀、曆史觀也傳播了出去，這些觀念都是建立在不同的社會語境和意識形态話語中。對于不适合文化傳播和影視表現的元素，采取“去文化”的策略；而對中國文化元素的拼貼處理，采取了“再文化”的策略，就是對中國元素進行想象使其呈現得更加美國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誤導或迎合了美國觀衆口味，達到了對中國形象進行曲解與重構的目的。這種碎片化的拼貼，遵循的是美國的叙事模式與話語體系，對中國形象的傳播往往是固化的、刻闆的、負面的。我們在認清美國文化強權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異質文化間存在的差異，在電視劇制作時學習并借鑒《紙牌屋》的大數據分析模式、内容創作、傳播方式，這也是我們對于精品電視劇創作的執着、堅守與不懈追求。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3年黑龍江省哲學與社會科學項目《黑龍江省地方高校英語教學本土化身份的颠覆及重構策略研究》階段成果，編号：12E112

注釋：

①馬克斯·韋伯著，于曉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第56頁。

（作者單位：綏化學院/責編：倪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