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崔永傑
任何一部紀錄片的成功，不僅與其攝制者鏡頭的選擇密切相關，而且也與創作者對其鏡頭的剪輯與組合緊密相連。而無論是鏡頭選擇也好，鏡頭的剪輯也罷，它們又都是制作者美學理念的客觀體現。弗雷德裡克·懷斯曼（以下簡稱懷斯曼）的紀錄片之所以被稱之為“剪出來的‘現實劇’”，是因為他的影片，無論是拍攝還是剪輯，都很好地體現了他對以“直接電影”為代表的紀實美學的理解和感悟。本文拟在解析學術界對他美學觀存在争議現狀的基礎上，結合懷斯曼的紀錄片作品還原他的美學觀和他踐行美學觀的創作策略，并借此澄清大家對他美學觀念的誤解。
懷斯曼是一位世界級的紀錄片大師，他不僅獲得了紀錄片最高的榮譽—終生成就獎，還拓展了以“直接電影”為代表的紀實美學理論。懷斯曼在他拍攝的紀錄片中再現了自己對美學問題的思考，通過紀錄片的剪輯豐富了紀錄片的生活意蘊。因而有研究者從這個層面認為他的每一部紀錄片都是一部意蘊豐富的“現實劇”。懷斯曼的美學理念與具有“現實劇”之稱的紀錄片之間具有相互的關聯。即，他的紀錄片作品之所以被稱之為“現實劇”，是因為他有與衆不同的美學觀；他的美學觀之所以得到完整的再現，那是因為他的“現實劇”充分地體現着他的美學理想。所以，可以結合他的紀錄片作品逆向推論他個性化的美學理念。
一、争議中的美學觀
懷斯曼的美學觀是一個頗具争議性的課題。衆所周知，一個人的美學觀，不僅制約着他對美學理論的理解，而且還約束着他的美學實踐。對于懷斯曼的美學觀而言，更是如此。不僅研究者之間存在着彼此的争議，而且就連懷斯曼自己也對别人給予自己的美學觀持有不同的意見。而且争論的焦點又都非常明了、集中，那就是懷斯曼的美學觀到底是不是“直接電影”所代表的美學觀。
首先是研究者與懷斯曼之間的争議。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懷斯曼是“直接電影”美學的代表者。然而非常荒誕的是，這個被我們稱為“直接電影大師”、“最後的真正純粹的‘直接電影’流派的藝術家”的懷斯曼，卻從來不曾認可“直接電影”這個标簽，他甚至不止一次嘲笑直接電影的某些核心理念。①“直接電影”美學強調的是電影記錄的客觀性，可是對此，懷斯曼卻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見，它不僅宣稱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去創作一部客觀的電影”②，而且把别人對自己的評價認為“胡說八道”、“一堆廢話”，因為自己的紀錄片“完全是主觀的”③。
通過上邊的引用，讀者可以明确一個這樣的事實：研究者與懷斯曼之間在其美學觀上存在着較大的争議，而且這種争議又被其紀錄片與直接電影的區别所掩蓋。從另一個層面上分析，研究者與懷斯曼美學觀的争論焦點在于所謂的直接電影能否向觀衆提供真實和客觀的現實生活。對此有研究者認為：直接電影的本身确實不能保證向觀衆提供真實，但是直接電影的方法要求制作者嚴于律己，不受幹擾地進行拍攝，向觀衆提供他所看到的真實，并用去魅的影像和默會的知識支撐起一種旁觀的美學，這就是人們所能達到的真實。④這也就是說，研究者與懷斯曼之間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争論，是因為他們對于“真實”與“客觀”的理解不同所緻。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辯證地分析所謂的“真實”與“客觀”，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即，所謂的“真實”、“客觀”是一種帶有主觀彩色的“真實”與“客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懷斯曼雖然說在他的紀錄片中有其主觀意識的存在，那麼，他的美學觀仍然是直接電影所代表的美學觀。
其次是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争議。關于懷斯曼以直接電影所代表的美學觀的争論不僅存在于研究者與他自己之間，而且也存在于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即，有的人認為懷斯曼的美學觀是以直接電影為代表的美學觀，有的人則持有完全相反的觀點。針對王遲、徐顔紅老師的《剪出來的“現實劇”—對懷斯曼紀錄片美學的一種還原》一文中的觀點，倪祥寶老師就表達了與其不同的意見，他們争論的焦點也是與懷斯曼“直接電影”美學表現方式的相關問題。倪祥寶老師在文章中有這樣的反駁語句非常值得讀者關注。即：在保證紀錄片拍攝事件現場性和真實性的前提之下，努力在後期剪輯中克服單機拍攝所具有的某種叙事局限，使得紀錄片講述真實故事的時空盡可能顯得更連貫些，難道可以被視為在根本上違背“直接電影”精神和破壞紀實美學？⑤
綜觀兩位研究者争論的焦點，可以發現一個這樣的事實：即，在紀錄片中什麼是所謂的“真實”，這種所謂的“真實”在紀錄片中應該如何表現。衆所周知，紀錄片的“真實”應該有兩個層面的表現，即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對于前者而言，所謂的藝術真實就是紀錄片中應該所再現的“真實”；對于後者而言，所謂的生活真實就是紀錄片所拍攝的各種生活素材。對于兩者的關系而言，就是紀錄片到底是用單鏡頭來再現拍攝素材中的真實，還是運用其它拍攝手段來再現這種真實的問題。這也就是說，紀錄片所要再現的真實是一種具有主觀因素的真實。無論制作者采用什麼樣的辦法來使紀錄片所拍攝的内容與原生态的素材保持一緻，它都會有影片制作者的主觀因素在其内。因為，無論是拍攝角度的選擇，還是鏡頭的取舍；無論是題材的選擇，還是主題的表達，都要有人為的因素在其内。關于這一點，可以從懷斯曼所言的“（紀錄片）完全是主觀的”這句話得到佐證。從另一個層面講，紀錄片并不是對客觀真實的完全再現，因為它是一種具有制作者主觀烙印的真實。而這就是“直接電影”所代表的懷斯曼的美學觀。
二、懷斯曼美學觀的還原探索
根據上文對懷斯曼美學觀的探讨，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還原他的美學思想。
1.主觀思考與客觀素材完美結合中的意蘊美
任何一部紀錄片都是一種藝術創作，任何一種藝術創作也都要在創作者的主觀思考與客觀素材完美結合中表現藝術的意蘊美。懷斯曼的紀錄片《法律與秩序》的結尾，再現的鏡頭值得觀衆思考：在一條作為核心背景的大街上，一共有六個人出現在鏡頭中。這六個人一共分成兩夥。一夥是兩個警察和一個成年男子；另一夥是一個女人、一個小孩子和另一位成年男子。結合這部影片所再現的生活，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無奈的警察，面對一個破碎的家庭。因為，這個無工作、可憐男人的妻子與另外一個男人有染。另一個鏡頭是這樣的：這個可憐的男人，憤怒地沖向街頭。
對于“主觀思考與客觀素材完美結合中的意蘊美”這句話理解的關鍵是對“主觀思考”的理解。因為這裡的“主觀思考”會涉及到三個思考的主體，即作為電影制作者的懷斯曼和這部電影的觀衆以及相關的研究者。從懷斯曼的角度分析，他要思考如何表現影片中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輪回；作為觀衆而言，他們不僅需要思考生活産生這個家庭事故的原因是什麼，而且還要思考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依靠法律還是依據現有生活的秩序；作為研究者而言，他還要在對前邊問題思考的基礎上，分析影片這樣的結尾與其影片的開始是否應該有所暗示，以及懷斯曼這樣拍攝的美學依據是什麼等等。這麼多的思考主體，面對同樣一部紀錄片，盡管他們的思索問題不同，但思考的結果卻都會使之感悟到作品的意蘊之美，而這就是直接電影所代表的紀實美學的意蘊所在。
2.鏡頭叙事與影片情節和諧統一中的叙事美
有研究者認為，所謂的紀錄片不應該有故事片那樣的叙事。因此，它也就沒有所謂的叙事美之說了。但是，懷斯曼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紀錄片的拍攝與其它影片的拍攝一樣，都會涉及到拍攝者主觀因素的參與，甚至是對叙事策略的應用。事實也确實如此，紀錄片不僅有叙事，而且紀錄片中叙事的媒介也與衆不同。在紀錄片《醫院》中，懷斯曼通過一系列的鏡頭轉換，完成了叙事美的展現。例如，在影片伊始，作者懷斯曼首先向觀衆展示了一個醫生治療肺癌病人的場景。在影片之中，懷斯曼又用一連串的鏡頭向觀衆展示來醫院尋求治療的衆多病人。在影片的結尾，懷斯曼還向觀衆展現了一個精美的教堂，而且在這座優美的教堂裡有許多虔誠的教徒在做禮拜。這也就是說，在這部以“醫院”為主題的紀錄片中，懷斯曼在向觀衆叙事一個這樣的問題，即，面對疾病，無論是身體的疾病，還是精神層面上的疾病，每一個人都積極地尋求一種解決之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懷斯曼把自己的美學理念在鏡頭叙事與影片情節和諧統一中，以一種美的方式展示給世人。
3.畫面真實與藝術創作個性表現中的生活美
懷斯曼紀錄片中的畫面真實可以理解為他對記錄生活的真實的表現。例如，在《國家美術館》這部紀錄片中，既有對美術作品的真實記錄，又有對普通館員日常生活的再現；在紀錄片《瘋馬歌舞秀》這樣的紀錄片中，既有對歌舞者真實的表現，又有對普通看門人的拍攝。這也就是說，他對生活的真實記錄是一種全方位的記錄。懷斯曼藝術個性是指他在紀錄片中對各種鏡頭的精心剪輯與組合。紀錄片不僅是拍出來的，也是剪輯與組合出來的。面對醫院，其他的拍攝者也會拍攝出他所拍攝的畫面，但卻不可能進行像他一樣的首尾呼應。從另一個層面分析，紀錄片的畫面真實是其藝術個性的表現，而其藝術個性所表現的又是現實的生活美。
注釋：
①②③轉自：王遲、徐顔紅：剪出來的“現實劇”—對懷斯曼紀錄片美學的一種還原，《中國電視》，2014年第3期，第87頁。
④聶欣如：直接電影:一種關于紀錄片的理想，《文藝研究》，2014年第7期，第95頁。
⑤倪祥保：懷斯曼紀錄片:實地捕獲+主題思考—兼與王遲老師商榷，《中國電視》2014年第8期，第66頁。
（作者單位：河南駐馬店職業技術學院/責編：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