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題材電視紀錄片創作中，電視編導和曆史研究者（顧問），誰應該是主動的一方？應該是誰推動另一方向前走？這個似乎不言而喻、隻有一解的問題，在目前我國的社會環境、傳媒環境和學術環境下，有了多種可能性和解決方案。
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杭州電視台創作了《烽火錢江橋》，首次嘗試了一種曆史紀錄片的新模式，就是以解密特定曆史事件為目标，來推動曆史研究者對抗戰曆史事件進行專項挖掘和電視表現。這是一種颠覆傳統方式中研究者與電視編導的主次關系、反客為主的創作模式，也對傳統專題型紀錄片和紀實型紀錄片進行了新的诠釋。
一、對專題片與紀錄片的重新觀照
在我國電視界，電視紀錄片一般被分為專題片和紀錄片，或者說是專題型紀錄片和紀實型紀錄片，而在歐美則統稱為紀錄片。這兩者在美學思想、叙事形态和鏡語方式上都有着較大的差别。
專題片注重主題先行，綜合地運用各種電視元素論證事實，叙事形态更多的是“現在完成時”，鏡頭上較多地運用蒙太奇手法來闡述主題。
紀錄片則注重記錄生活現實，發現生活之美，叙事形态更多的是“現在進行時”，多運用長鏡頭、實時記錄的手法來記錄反映主題。①
曆史題材電視片大都以專題片形式出現，編導根據創作主題，搜集相關的文字、圖像等資料，找到該主題内容的研究專家進行采訪、實地拍攝，以電視的形式把曆史呈現給觀衆。
在這個過程中，編導依據的是曆史資料和專家研究結果，對主題進行深化和細化，對内容進行取舍和重組。因此，編導的工作類似于“廚師”，主要根據現有的菜蔬原料，進行配菜、烹制。
這種創作模式是基于曆史題材内容在學界都已研究完成且有定論的，是以專家和編導已知，而觀衆未知的形式呈現。
現實題材紀錄片則反映的大多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實，通過對事實的選取和記錄、組合來反映主題，拍攝對象的活動也都是正在進行中的，呈現在攝像機畫面中的下一秒鐘内容，編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或不可控的，而隻能根據故事的走向來确定片子的最終結構，這種不确定性對創作者有着很大的挑戰和誘惑，它也是這類紀錄片的魅力所在。
是根據既成的史實來編織故事，還是根據現實情節來記錄故事？這本來是泾渭分明的專題片和紀錄片手法，但在創作實踐中卻時常發生交集或者混搭，因為在某些題材中，有很多曆史真相尚屬未知，沒有人把它挖掘出來，這時就需要編導不僅用電視手法再現曆史面貌，還要去主動挖掘曆史的真相。
二、特定的題材引發新模式
杭州電視台選擇的抗戰中炸錢塘江大橋的事件，是杭州抗戰曆史上的重要事件。此前已有很多相關的紀錄片，因此編導希望這次在介紹炸橋時，着重挖掘抗戰期間另外的一次炸橋，這就是曆史上記載極少的1945年初的第二次炸橋。
此次編導邀請了兩位曆史學教授來加盟創作隊伍，他們既作為節目的曆史顧問，又有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着手挖掘“第二次炸橋”這一曆史事件，去搞清楚曆史真相、過程、人物、細節等，并且以他們兩人的挖掘研究過程去串聯起整個節目，使得曆史真相在尋找中逐漸展開，這樣就使得片子有了很強的紀實性，形成了該片特有的現在進行時态、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魅力。
三、編導和學者的不同視角
雖然同是反映曆史，編導和曆史研究者對曆史事件的觀察角度和關注重點還是有着很大的區别。
曆史研究者感興趣的是對社會發展有較大影響的事件和人物，比如在抗戰史研究中，學者感興趣的是“浙贛戰役”、“武漢會戰”等重大戰役和事件，或者是某些重要人物如蔣介石、史迪威等，希望去研究這些事件和人物對中國抗戰帶來的影響等，并以此作為選題，整體的立意高、容量大、開掘面廣，更容易得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産生重大的影響。而解決一些曆史上的未解之謎，比如搞清楚一座橋在當時是如何被炸的，關注普通人在抗戰時期的命運，研究他們在戰争中的生存狀況，則往往由于題材局限性大、影響面小、典型性弱，很難成為目前中國史學研究者的興趣點和選題的重點。
1945年“錢塘江大橋二度被炸”這一事件，在國内并沒有産生重大的影響，因此紀錄片編導當然比曆史學者有更大的動力，期望能解開其中之謎，去揭示這些史實細節和相關人物的命運。在這樣的情況下，隻能由紀錄片編導來組織和推動曆史研究者，去不斷挖掘曆史的真相和細節。
四、強勢媒體推動懸疑揭秘
類似的曆史題材紀錄片運作形式，在國際上也并不鮮見，如美國的探索發現頻道，就多次運用商業化運作，去推動他們感興趣的曆史事件的發掘和報道。
2003年，美國探索發現頻道播出的《再現埃及王後—納芙蒂蒂》，是一部精采的曆史題材紀錄片。片中，考古學家從博物館裡發現一把埃及木乃伊的頭發，并追蹤到頭發的發現地—埃及帝王谷洞窟裡三個不知名的木乃伊，最終推測木乃伊中很可能就有埃及王後納芙蒂蒂。
這部長達三個小時的考古紀錄片播出後，産生了轟動性的收視效果。從節目後半段我們可以看到，也正是在美國探索發現頻道的資金支持和影響力推動下，一批世界頂尖的考古學者組成研究小組，對那個木乃伊進行了探測，大型掃描儀器被駱駝隊伍運到了埃及帝王谷狹小的墓室裡，專家們對這個木乃伊進行了掃描檢測，對照曆史文獻後，最終得出了結論：這個木乃伊就是3000多年前的埃及王後納芙蒂蒂，解開了這個從節目一開始就提出的謎團。
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這種揭秘類型的曆史紀錄片就是在強勢媒體的推動下，在考古人員的挖掘研究中全面展開的，媒體得到了第一手電視素材，考古人員也由此獲得了極高的曝光度和知名度，這是雙赢的結果。
在這次《烽火錢江橋》的創作中，兩位曆史學教授對錢塘江大橋的第二次被炸在專業層面上進行了挖掘，從浙江的地方文史資料、國家檔案館、台灣國史館以及網絡等渠道找到了大量詳實的資料，全面掌握了這次炸橋的人物、過程、曆史背景等内容，使得這部電視紀錄片的創作有了一個獨家、紮實的曆史文獻基礎。五、曆史題材的“非上帝視角”
曆史學者實地實時介入并推進紀錄片的創作進程，也給曆史題材電視片帶來了創作構架上的新手法，即可以用第一人稱的“非上帝視角”來觀照曆史事件，以“現在進行時”的方式來推進節目的進展。
傳統曆史類紀錄片的叙事大多采用的是“上帝視角”，這種叙述方式對于整個節目的結構和謀篇布局、素材資料的調動和曆史資料的運用極為便利，但在現場感和帶入感上則會比較弱，會讓觀衆有時間和空間都相對遙遠的距離感。
而“非上帝視角”的叙述方式，較多用于紀實型紀錄片創作，着重于表現紀錄片編導自身對所反映事件的“未知”狀态，也就是用“現在進行時”的時間狀态，去展現從“未知”到“已知”的過程。
《烽火錢江橋》的整個節目中，編導設置了曆史和現實兩條主線，來對整個節目進行逐步推進。
其中，曆史主線是以抗戰曆史的時間進程為線索，涉及了從盧溝橋事件、淞滬抗戰、日軍進杭、中國軍隊炸橋、日軍修橋、中國軍隊再次策劃實施炸橋計劃的過程，時間跨度上從粗到細，從年、月、日最後細化到炸橋那天的晚上，以小時、分鐘為計量的單位。
現實主線則是兩位學者的尋訪挖掘過程，攝像機始終跟随着學者的行為，叙述着他們所看到和獲取的東西，從課題研究開始，到檔案館查茅以升的回憶錄，從中發現了第二次炸橋的記載，然後找到上海鐵路局檔案館，從曆史文獻和網絡信息查到了這次炸橋參與者的回憶錄，去浙江缙雲、蕭山、安徽歙縣等地實地調查，逐漸展開了這次炸橋的具體細節。
在整個結構中，兩條線互相穿插、互為顯隐。前期是以曆史主線為主，當展示了“第一次炸橋”後，研究者的現實線逐漸占據了主導，之後，調查過程和調查結果分别在兩條線中延伸，提出懸疑，诠釋懸疑，互為印證，共同推動了事件的發展，使得整個節目進程自然流暢、一氣呵成。
在這種由電視台發起推動曆史研究的模式中，紀錄片創作已不僅是對發生的事件進行記錄，而是在實際推動着事件本身的進展，來同步展示事件；攝像機不僅是記錄者，更是報道事件的深度介入者和推進者；紀錄片導演不僅在執導着紀錄片的攝制過程，也在導演着這一曆史事件的挖掘過程，擔負着曆史記錄者和研究推動者的雙重角色。
注釋：
①梁林梅、李忠信：電視專題片與紀錄片之異同，《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8年第5期，第39-40頁。
（作者單位：杭州電視台/責編：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