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圍觀”和“中傷”：後真相時代新媒體中的非理性力量
筆者主創的兩部電視評論節目《圍觀的倫理》《受傷的紫菜》分别獲得2016年度、2017年度福建新聞獎電視評論二等獎。《圍觀的倫理》評論的是2016年5月24日在福建泉州市區發生的一則社會新聞所引發的網絡圍觀事件，進而演變成現實中和網絡上的道德批判。事情的經過是：當天中午，一位超市老闆為了驅趕在門口擺攤的菜販，他不僅言語粗魯，還把菜攤推倒，把菜倒掉，而這個菜販還是一位八十多歲的阿婆。整個過程，被一個開着寶馬車的女司機全程錄下，看到自己的形象被人拍攝，這位超市老闆怒氣洶洶，也拿起了手機，揚言要把這位女司機拍下來，并把她的形象發到裸體網站。整個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賣菜阿婆和女拍客幾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聲援，數百名網友彙聚到了事發超市，要超市老闆公開出來道歉，甚至有各種滋事電話打到了當事人的手機上。超市老闆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連他的老婆孩子都受到牽連，連續幾天收到陌生人的騷然電話。在這起網絡事件中，圍觀者先是作為道德評判者後又成為不道德行為實施者，發生着身份轉變，而事件主人公—超市老闆，也先是作為施威者後是作為受害者，發生身份轉變。一場因道德而起的網絡圍觀，引發了一系列不道德的行為，整個過程令人深思。《受傷的紫菜》聚焦2017年初一爆出的對紫菜産業造成較大不良影響的網絡遙言—“塑料紫菜”。謠言的起因是網絡上流傳着幾個短視頻，視頻中，人們把幹紫菜泡在了冷水中，然後紫菜就像塑料袋一樣，很難撐破。視頻一經發出，各種方言版本的“塑料紫菜”視頻相繼推出。一時間“這樣的紫菜你還敢吃嗎？”“這麼多年，我們竟然一直在吃塑料紫菜？”等等質疑充斥社交媒體。謠言一出，不僅造成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恐慌，還給紫菜銷售、加工和養殖的産業鍊帶來重創，泉州晉江的幹紫菜加工量在全國占有很大比重，自然而然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這兩部評論節目評論的網絡事件體現了網絡暴力的兩個主要特征：“圍觀”和“中傷”。而這恰恰是“後真相”時代必須正視的一種現象。何為“後真相”？這個詞跟社交媒體的興起密切相關。這個詞最早源自政治學範疇，“後真相”讓人們對原本“事實勝于雄辯”的真理産生了疑慮。《牛津詞典》将post-truth（“後真相”）選為“2016年度英文詞彙”。《牛津詞典》定義“後真相”：“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
“後真相”一詞表明當前輿論生态某種症候，簡單說，就是雄辯勝于事實，情緒的影響力大過事實本身。“圍觀”和“中傷”體現出後真相時代必須正視的輿論生态中可能出現的非理性力量。先來說說“中傷”，幾段簡短的“塑料紫菜”視頻雖然一下子就引燃了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而這個話題涉及社會最敏感的民生話題，任何負面消息都很容易催生、放大社會中的民粹情緒和固有偏見。于是幾段利用社交平台發布的視頻，一下子就能暴擊一條存在數百年的産業鍊，造成産業信譽危機。“圍觀”效應在社交媒體比較發達的時代容易放大。在信息不通暢的年代，人們為了表達一個訴求，困難重重，随着全媒體時代的到來，網絡圍觀讓人們有了更多的機會表達觀點。這樣一種圍觀，對不合理社會現象的确能起到一些矯正作用，然而個體的認識水平差異，信息傳播的不對稱，讓這樣一種“網聚”公衆力量的圍觀暗藏着極大的不确定性。對于《圍觀的倫理》中評論的新聞事件中，人們已經不再關注超市老闆為何驅趕賣菜阿婆這個事件本身，網絡圍觀中同情、憎恨的情緒推動着整個事件的後續進程，個體成了道德的審判官，超市老闆由原來的施暴者，演變成了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後真相時代的輿論場，一直在上演着衆聲喧嘩和劇情反轉的新聞大戲。後真相并非沒有真相，而是在關注事實面前，人們似乎更在意的是信息背後的情感表達。
二、“十萬+”：後真相時代新聞生産驅動力
感性大于理性、謠言超越真相，決非這個時代獨有的病症，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和傳播史的固有命題。但不可否認的是，新媒體與社交媒體的發展重塑傳播格局，使個體的信息獲取能力、傳播能力得到空前強化，也使根植于人性深處的弱點更加突顯、甚至被放大。
《圍觀的倫理》中，一起普通糾紛在一天之内為何會被迅速放大，釀成一場網絡暴力呢？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黃合水教授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社交媒體的高效傳播效應，就像滾雪球一樣，一有個風吹草動，就可能掀起滔天巨浪；二是内容有容易激發情緒的賣點。超市老闆簡單粗暴對待賣菜阿婆，還用威脅口吻對待女拍攝者，老年人、女同胞這兩個天然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很容易引起人們情緒上的傾向性。正是這種傾向性的存在，加上表層化、碎片化、浮躁化的社會心理，導緻這起事件被刷屏，甚至從線上發展到線下，一場因道德而起的網絡圍觀，最終引發了一系列不道德的行為。
而在《受傷的紫菜》中，人們更能感受自媒體時代受衆“感性大于理性”的傳播行為。“塑料紫菜”一個缺乏常識性的謠言為何能興風作浪？泉州市法務研究會執行會長李維真分析，視頻能迅速發酵，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社交媒體的“十萬+”效應。“十萬+”是眼球經濟的代名詞。在利益驅動下，傳統媒介時代新聞生産的真實、新鮮、有趣的特點，在當下已經發生了“名存實亡”的變化，由新鮮、有趣、真實、引人入勝轉變成煽情、媚俗。
“後真相時代”的形成前提：一是傳播技術之變。當社交媒體成為信息流動的主要載體時，信息數量爆炸式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信息質量的魚龍混雜，信息質量沒有保障，虛假信息泛濫。而在社交媒體發展的同時，傳統主流媒體卻因為商業廣告收入的壓力而陷入困境，有的媒體甚至也學着社交媒體，為了“十萬+”效應，搞起了煽情、媚俗報道。正是在社交媒體缺乏專業性的同時，主流媒體的權威信息缺失，加劇了“後真相時代”這種“感性大于理性”的狀況。二是受衆之變。社交媒體擴展了媒介的可接觸性，改變了受衆以往接受信息的方式。在當下的新媒體生态中，受衆更具“個性”，過去媒體是社會的傳聲筒、反饋器，而如今社交媒體沖擊着傳統媒體在真相和事實供給中的絕對壟斷地位，在幫助大衆直接發聲同時也分解了社情民意對于新聞事件的統一認識。
但是受衆的文化水平與媒介素養不一，使受衆面對碎片化信息時無法進行有效的核實與辨别，權威信息的缺位使得受衆容易被情感左右，他們以感性認知取代理性實證，并誘發媒介審判、媒介暴力、人肉搜索等傳播惡相頻現。
三、重新發現事實力量：後真相時代傳統媒體的價值堅守
美國傳播學者保羅·萊文森提出一個觀點：媒介演化的趨勢是繼續不斷地複制人類傳播的自然模式。反之，也隻有那些符合人類“自然”傳播情境的媒體形式才能存活下來。萊文森将這稱為“媒介的适者生存”。按照這個觀點，無論是今天的社交網絡，還是未來新媒體的演化，都是對更“自然”、更符合人性的傳播模式的回歸和探索。可以這麼理解，後真相時代的來臨隻不過是傳播變革過程中，人性弱點的階段性顯現。技術進步帶來的問題，或許仍然要到技術中尋找答案。對于傳統媒體來說，要做的正是探索使用新的技術工具、新的媒體組織模式、新的生産流程，嘗試重建一個更為幹淨的輿論環境，重新挖掘傳統媒體在新的媒體格局中更加符合人類“自然”傳播情境的媒體潛力。
《圍觀的倫理》中着重提到了兩篇“十萬+”文章。一篇是事發當天，自媒體平台對超市老闆的道德聲讨，一篇則是傳統媒體在事發第二天發布的，内容是在記者的牽線搭橋下，超市老闆和賣菜阿婆家屬見面和解，以及對老闆“躲藏”這一天當中，他家人的遭遇的報道。兩個“十萬＋”清楚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煽動性的報道容易博得公衆眼球，具有強大的吸睛能力；二是在信息爆炸、碎片化的時代，公衆依然期盼理性的引導，它們渴望辨識真僞。
在《受傷的紫菜》當中主要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三代種植紫菜的養殖戶，一個是全國最大的紫菜加工企業的父子老總。節目中把一個傳統行業是如何長期發展下來，紫菜種植戶是如何鬥天災、避人禍的各種艱苦和努力分享給了公衆，讓人們在情感和理性下，客觀公正地解讀一個産業。網絡造謠者後來被警方抓獲，公衆對紫菜行業，也對傳統媒體的報道有了強大的信心。
用事實說話是媒體根本價值和生命，這是傳統主流媒體浴火重生的契機。路透社最近關于傳媒領域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歐洲，目前有至少34家政治新聞事實核查的機構正活躍在新聞事實核查的前線。在國内，人民日報社《求證》、新華社《網文求證》欄目都在進行事實核查理念的實踐。傳統媒體“事實核查”風潮的興起，即可視為部分媒體人在變化了的傳播環境面前堅守責任的努力，也可視為傳統媒體在後真相時代的自我救贖。在情感壓倒事實的“後真相”時代，在各類“話題”“爆款”“網紅”層出不窮的當下，新聞媒體的專業性、權威性和公信力更是能夠體現新聞價值的“稀缺産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後真相”時代的到來為傳統主流媒體實現“浴火重生”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作者單位：泉州廣播電視台/責編：王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