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農耕社會，人們生活的節律與生産的節律是一緻的，而生産的節律又與大自然的節律合拍。大自然以一年為一個周期，分為春、夏、秋、冬，人們的生産便是春種、夏養、秋收和冬藏，這也是生活最主要的内容，因而也是一個生産和生活的周期和人生的一年。這個周期過去，下個周期便來臨，周而複始，循環不已。在前後兩個周期、兩個年之間有一個節點，那就是大年三十。
人們每次站在這個節點——大年三十這一天，都會強烈地感受到四個字：除舊迎新。
不管即将離我們而去的這一年，有多少喜悅、歡樂、幸運、遺憾、失算和痛苦，此刻都已經跑到身後，我們面對着那駕馭春風而來的新的一年。
過去的一歲是已知的、既定的、不可更改的；新來的一年是未知的、費猜的、難以預料的。所以，人們的年心理總是小心翼翼。這種心理反映在民俗上就是種種禁忌。忌哭，忌摔碎東西，忌說不吉利的話，其實是巴望着昨日的麻煩與不幸不在明天出現。故而中國人在這一天習俗中不斷彰顯的兩個意念是辟邪與祈福。門神、鐘馗、鞭炮、壓歲（祟）錢等等皆與辟邪相關；福字、春聯、煙花、燈籠、财神、蝙蝠、八仙、金魚、石榴等等全都象征着對種種世間幸福的祈望。
在靠天吃飯的農耕社會，生活不富裕，平時吃得差，穿得一般，過年這一天就非要新衣新鞋和魚肉葷腥不可，哪怕辮子紮上“二尺紅頭繩”；平時一家人你在天涯我在海角，這一天便非要趕回家，把團圓的夢化為現實。生活被理想化了，同時理想也被生活化了。理想被拉到眼前，在大年三十成為現實，成為活生生的天倫之樂。究竟是什麼力量把這原本普普通通的一天如此神奇地放大？當然是年文化。
年文化不是哪一天建立起來的,它是數千年曆史中不斷創造、選擇、約定俗成和不斷加強出來的。它通過大量密集的民俗方式，五彩缤紛的節日包裝，難以數計的吉祥圖案，構築起年的理想主義的景象，既有視覺（顔色與圖象）的、聽覺（鞭炮與拜年的呼聲）的、味覺（應時食品）的、又有嗅覺（香火和火藥）的；它們占有了我們所有感官，直到心靈。我們創造的文化迷住了我們自己。由此我們懂得，真正的文化不在大轟大嗡的用金錢造勢的文化節上，而是看它是否浸入人的心靈和血液。看一看當今年年臘月裡的春運，就會感受到文化有多大力量。一億多人加入到浩浩蕩蕩“回家過年”的春運隊伍,除去春節和年文化，誰又能調動起如此陣勢的千軍萬馬？這一刻，深深地感受到中華文化深刻地潛在我們的血液裡，一年一度地發作一次。
回家就是為了大年三十。這一天意味着故鄉、熱土、父母、家園、血緣、根脈。這一天是人們創造的文化為自己規定的團圓的時刻。因此，這一天的文化氛圍是激情、溫馨、和諧與富足。
當然，生命也在這一天經曆着特别的感受。
不管怎樣興緻勃勃地打算着未來的一年，但畢竟要與眼前一點點失不再來的時光依依惜别，并開始與陌生的時光發生接觸。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倒計時地數着數字迎接新年，然後狂歡，而是靜靜地“守歲”,守着隻有在這一段時間才能看見來去匆匆的生命時間的珍貴。
小時候大年三十午夜燃放鞭炮過後，守歲的大人們仍不見困意，孩子們卻一個個挺不住了。我還跑到水管前，把涼水揉進不争氣的疲軟的眼皮。宋人蘇轼不是也說“兒童強不睡”嗎？那一刻會感到長夜無邊的意味，随後便渾然不覺、流煙一樣地進入了軟軟的夢鄉。待一睜眼，第二天，也是新的一年的頭一天，眼前一片閃閃發光，異常明亮，好像什麼都是新的，包括空氣。
時間有時也是空間。
當我們從舊的一年跨入新的一年，就像從一個空間走進另一個空間。這個嶄新的空間又大又空，充滿不曾使用過的時間。人們在這一瞬的期望是萬象更新。
那時，孩子們會忽然看到一個又大又紅的蘋果擺在枕邊，原來是大人在年夜裡悄悄放在這裡的，香噴噴地散發着一種深切的祝福——終歲平安。
就這樣，人生又一個大年三十已經留在記憶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