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浙江人你會想到什麼？在今天中國人的大腦中，第一時間浮現出來的恐怕是溫州商人的形象。如果把時間倒轉回民國，那麼就是在上海灘奮力拼搏的甯波幫形象。似乎所有的浙江人都因此被貼上了标簽——精明、能幹、會做生意，唯獨沒有武勇和善戰。但就是這樣一群人，在五百年前卻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照樣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頂梁柱。
明代的大環境
一個地方是否能戰要看它的共同體，特别是更靈活、具有适應當地環境的小共同體（如部落、村莊、塢堡等）是否強大。很不幸，随着朱元璋的編戶齊民政策，明代各個地方的靠宗族血親聯系的天然小共同體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萎縮，這個反映在戰鬥力上就是各地區漢族人的戰鬥力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退化。以燕雲地區為例，在三國時期，公孫瓒可以憑借一地内拒袁紹，外抗鮮卑；在宋金戰争期間，燕雲漢人也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女真人在南下前評價宋朝就兩支部隊會讓女真忌憚，一是陝西的西軍，二是燕雲的常勝軍。
但是到了16世紀，等戚繼光上位薊鎮之時，卻驚訝地發現，這個古代以出壯士聞名的地區已經無法産生合格的部隊了。金、元、明三代帝王建都于此（注：遼國因為體制關系，首都效果不明顯），給當地的武德帶去了難以想象的破壞。之所以某地人能打，是因為從小生長在小共同體内，這種共同體屬于半軍事化的組織，天然就是軍事社區。這種社區如果是在靠近胡人的邊地，那麼出于對付“打秋風”的目的，邊境地區的漢人往往會修築高大的塢堡，塢堡中的居民人人都使得一手好弓箭。這就是邊地漢人武德的來源，也是他們剽悍善戰的根源。
首都的建立意味着這裡得從邊地成為“天子腳下”，局勢一下子就變了。首都的安全由禁衛軍負責，一般的民衆在天子腳下根本不敢結社習武，畢竟“俠以武犯禁”。村社共同體作為一個集體可以是保家衛國的英雄，也可能是農閑時期打家劫舍的盜匪，這無疑是中央的天子不能容忍的。因此幾個定都于此的王朝都緻力于打擊燕雲地區的小共同體，使其散沙化為自然家庭這樣的基本社會單位。到了戚繼光上位的時候，時人對河北人的評價已經是“多木疆場”，不得不從浙江調集部隊保衛京城。
而作為補充的浙江人，就是今天很多粉絲們朗朗上口的戚家軍了。
浙江人的共同體
作為遠離首都的地區，浙江的小共同體保存程度相較北方而言比較好。但是，在二百年的編戶齊民政策之後，當地原有的自然小共同體也和北方中央權力集中地區一樣，持續散沙化，特别是浙江北部，不可避免地淪喪了。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給浙江兵分了五個等級，最好的是來自處州（今麗水）的士兵，再次是廣為人知的義烏礦工，然後是溫台地區的士兵，最差的是紹興兵，浙北的杭嘉湖則根本沒有充當士兵的資格。
就是這些地區的人也不是都能用，因為小共同體隻存在于鄉村，所以戚繼光三令五申不要徹底散沙化的城裡人。出于紀律性的要求，過于剽悍、看到官府不怕的也不要，過于聰明、不服從命令的更不要。
這些看似很“地域”的命令恰恰是戚家軍賴以成名的關鍵。有了強悍的士兵，還需要配備精良的武器。戚繼光深知類似“精神原子彈”隻是用來忽悠小孩的，真正的戰場并非看你是不是有抱着炸藥和敵人同歸于盡的勇氣，而是軍隊的紀律、軍官們的素質和部隊的裝備。為此戚繼光把目标瞄準了兩個地方，希望通過輸入武備來彌補明國本身的器械落後。
戚繼光絕對算得上“地圖炮”達人
近代軍隊之所以強大，不隻是軍制先進、裝備精良，也是因為他們善于總結和分析要找火器靠西洋
戚家軍出生于南方，自然不擅長騎兵，在過去或許這是一個無法攻克的難題，但是在16世紀，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同時期歐洲人總結出了一套很有效的對付騎兵的方法，說穿了就是利用步兵火力上的優勢去抵消奧斯曼的騎兵優勢，為了防止騎兵沖鋒直接把己方火槍陣打散了，四周要用長槍陣圍住。
無獨有偶，明代也喜歡用類似的戰術。不過明初以後，明軍肉搏能力越來越低下，隻能用上長矛陣的替代品——車營。和長矛陣不同，車營開戰前要固定在地上，也就是說，一開戰就無法移動。因此，其無法和長矛陣比機動性，隻能說是特殊環境下無奈的産物。
當然，遠東地區的部族騎兵無法和奧斯曼帝國相比，就連後金在入關前也不過十二萬的野戰部隊。明軍自然不需要歐洲那麼好的配置，隻需要裝備類似的火器即可。
在歐洲火器引入之前，明軍的火器堪稱糟糕至極。北方的邊軍主要使用快槍（一種火門槍）去抵禦蒙古騎兵。作為火門槍的一種，快槍無法使用扳機射擊，隻能靠火折子去點火發射，這就導緻其無法做得很長。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都知道，槍支的身管越是長，其射程便越是遠，短身管的火門槍隻有火繩槍的四分之一射程。更糟糕的是，因為點火的位置是在腋下，不但讓操放變得十分不便，還讓士兵們無法瞄準。因此，在明軍尚算強大的朱元璋時期，火器兵隻占據部隊的十分之一。
而這些缺點在歐洲進口的火繩槍面前迎刃而解。此時的火繩槍在外觀上和我們今天看到的步槍已經差不多了，也就是說具備了“瞄具”“扳機”等基本要素。在戚繼光的校場演練中，火繩槍“十倍于快槍，五倍于弓矢”，堪稱技驚四座。由于火繩槍能夠準确地擊落空中的鳥兒，被明人稱之為“鳥铳”。
不過死不認輸同樣不是今人的特權。當戚繼光興沖沖地拿着鳥铳去北方任職的時候，卻遭到了北軍的抵制，哪怕在校場中的射擊表現“十倍于快槍，五倍于弓矢”，北軍也“終不肯服”。他們的抵制也給明軍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為了防止胡亂射擊，戚繼光規定，車營部隊必須使用齊射戰術，其原因在于防止明軍克制不住心中的恐懼，在敵人尚且在數百米開外的時候就射擊了，隻能選擇一個所有火器都能殺傷敵人的有效距離進行一波流打擊。而要選擇“一波流”的齊射，就必須選擇一個恰到好處的射擊距離。戚繼光規定明軍的射擊距離為五十步。但是，鳥铳的射程是這個的四倍，顯然不是按照鳥铳的射程來規劃火力半徑。因此，毫無疑問是快槍的因素導緻的火力半徑如此之短。可惜的是，按照木桶理論，決定你承受力的是你最短的那一塊木闆，因此快槍的存在直接導緻了明軍車營在面對沖擊的時候，就是五十步距離齊射一輪，然後就可以短兵相接了。這也讓戚繼光在北方的戰績非常難看，比如生擒朵顔部首領長秃的喜峰口一戰，其實斬首僅僅兩顆而已。
除了火繩槍外，戚繼光還給自己的車營配備了佛郎機炮。這種火炮在歐洲屬于近衛炮，功效無法匹敵真正的野戰炮（即明人口中的紅夷炮），但是用來給此時沒有大敵的明軍用，也是妥妥足夠了。戚繼光對佛郎機（falconet）贊不絕口，聲稱“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每一門佛郎機都能帶上九根子铳，在面對洶湧而來的敵軍時，隻要能夠快速更換子铳，就能做到密集地彈幕，這可以給對面沒有足夠炮火掩護的對手以重大殺傷。而在此時明軍在北方的對手還是以冷兵器為主，可以見得戚繼光“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的評價是恰到好處的。
明代的浙江人無疑是很不幸的，生活在一個中國的共同體不斷萎縮的時代。但是，他們又是幸運的，相比已經徹底廢掉的燕雲來說，浙軍保留了更多的武德，也相對原始豐饒。大航海時代的便利又帶給明軍來自歐洲的先進火器，使得明軍輕松完虐組織瓦解的蒙古人。不過，當北方重新出現一個共同體強大的對手之時，自身組織已經瓦解得差不多的明軍便是好日子到頭了。
浙軍曾經是明朝的頂梁柱。很可惜的是，作為浙軍核心的義烏礦工們在明末戰争中被大量消耗，被迫淡出了曆史的舞台。不過，這并不意味着南方人沒有其他強軍了。這支強軍來自哪裡？請容許先在這裡賣個關子，我們先把目光放到1842年前的大清王朝上。相比火繩槍，火門槍就是聽個響清末的變局
很多人以為，清朝海關要比明朝閉鎖，這是一個錯誤的印象。明朝有隆慶開月港，清朝也有廣州的“一口通商”。這裡的“一口通商”不是說清朝隻有廣州這一個通商口岸，而是說隻有廣州主打西洋生意。當時的海關貿易主要在四個地點：負責西洋貿易的粵海關、負責國内沿江沿海地區貿易的江海關（今上海）、負責對日貿易的浙海關（今甯波），以及負責對南洋地區貿易的閩海關（今漳州）。稍微有點常識的都知道，當時的歐洲已經是世界上最發達、最文明的地方，所以主要負責和西洋人做生意的廣州可謂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
有意思的是，廣州之所以能得到這個優勢，不是因為它太富，而是因為它太窮。
曆代中國王朝的統治者一直對外國力量非常防備，不願意自己的子民和外國人接觸太多，卻又貪圖外貿帶來的巨額利潤，不能真正閉關鎖國。于是，曆代統治者都會采用折中手法，即利用國家力量對自由貿易做出幹涉，把貿易地點定死。為了防止可能的“生變”，貿易地點不能在核心區域。所以無論是唐宋的市舶司，還是明清的海關港口，主要都設置在遠離核心的嶺南兩廣福建等地。
偏偏這種“窮鄉僻壤”的生存環境會讓人們自發組織起來，形成小共同體去抵禦自然災害以及土匪惡霸。遠離核心區域的他們也有着“山高皇帝遠”的優勢，因為沒有太多油水可撈，國家不願意和這批“刁民”周旋，愛怎麼玩就怎麼玩吧。這使得福建和兩廣地區得以在兩千多年的“編戶齊民制度史”中保住自己的自然小共同體，這些小共同體随着19世紀的“三千年變局”的到來迸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
洪秀全與他的太平軍
後期新加入的太平軍戰鬥力不會比那些綠營、八旗強，結局也在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中注定了天國失敗的根源
兩廣人的這種力量體現在方方面面。在商業上，廣東人長期壟斷上海灘的對外貿易，連精于此道的浙江人也要靠着地緣優勢才能在後來居上。這種力量體現在軍事上就是各處戰場上的無往不利了。
由于洪秀全等人出生在廣東，有機會直接或間接地與西方人接觸，所以很快就搞了個“本土化基督教”。憑借着“同宗”的優勢，太平天國很快就從洋人手裡獲得了大量的軍火，确立了對南方清軍的武備優勢。
除了裝備之外，太平軍的兵源也遠勝于在漢地已久的八旗軍。我們之前說過，滿清一直希望通過引入東北亞老家的土著居民去補充内地八旗的武德。可惜到了清末，這一政策漸漸地失去了它的效用，東北亞很多土著定居點也在一點點被俄國侵蝕。此時，留在南方的旗人已經和漢軍沒有太大的區别了，甚至因為長期被禁锢的關系，被俄國人評價還不如漢人能戰。
綠營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雖然世襲的性質沒有八旗那麼嚴重，隻要給夠長官“孝敬”，也能自由選擇“第二職業”。但是，這也意味着他們脫離了軍隊系統，成了一般百姓，還是非常散沙化的那種，日常軍事訓練完全廢弛。反觀太平天國這邊，不但有着完整的共同體組織，還有着宗教加成和武器優勢加成。所以開戰初期，太平軍往往能打出令人膛目結舌的戰績。比如幾個人追着清軍千把人砍殺，一輪沖鋒便擊潰清軍等等。
清廷想要對付這樣的軍隊隻有兩招，第一是學唐朝從外部引入雇傭軍擺平自己的内部矛盾，第二是利用相同的組織軍隊怼回去。這兩招滿清都用了，前者是華爾和他的洋槍隊，後者是曾國藩的湘軍。在清廷開始實行各種應對措施之時，太平軍也陷入了自己的困境。幾萬名客家“老兄弟”雖然能戰，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地越打越少，迫不得已隻能從江南地區招募“新兄弟”。可是明代已經散沙化的江南怎麼可能擁有等同于客家人的戰鬥力？
傳統力量在越南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很多殘部被迫逃到境外，黑旗軍的劉永福就是這樣一股力量。作為廣東欽州人的他是當之無愧的“老兄弟”，在運動失敗後帶着舊部遁入越南。
法國人的入侵給了劉永福一個機會，使其從流亡者變成了愛國者。1873年，法國人與越南賊首黃崇英勾結，想要用黃崇英的數萬“黃旗軍”作為前驅，地毯式推進。同年，法國将軍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吓得越南國王夜不能寐。在國破家亡的關頭，越南人也顧不得劉永福是流亡者和反賊的身份了。連忙派人指揮劉永福，許以功成封爵的承諾，請求劉永福幫忙擊退法軍。劉永福聞命，率黑旗軍自保勝南下，越過宣黃光大嶺，繞道馳援河内。
不過，劉永福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大兵團對決中，十個傳統的小共同體士兵也别想打過一名近代常備軍人。于是，他進兵至懷德府，趁安邺與陳廷肅談判之際突襲河内。安邺領兵追擊，至紙橋中伏，被黑旗軍擊斃。
1881年底，因法國商人去雲南貿易的途中受到越北中國山賊的阻攔，法國要求越南鎮壓這些山賊，但越南沒有同意。1882年，法國殖民者以保護法國商人為由，派李威利上校發起北圻遠征，攻破河内，并占領紅河沿岸的一些城池。李威利要求越南接受法國保護。越南群臣激憤，紛紛聲稱“我國内有劉永福，外有中國，為何束手就擒忍辱接受”。嗣德帝一面派戶部尚書範慎遹去清朝求救，一面以黃繼炎為節制，命令官軍和黑旗軍攻打法軍。
到了光緒八年（1882）春天，法國軍隊由西貢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東京、南定。占領東京（越南地名，非日本首都或者北宋開封城）後，法國人不斷增兵，并且發出萬金懸賞劉永福人頭。
在中國軍隊越界屯紮（雲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駐保勝，廣西提督黃桂蘭屯諒山）的後援背景下，劉永福率部自保勝赴越南山西，與黃桂蘭籌劃禦敵。他奇襲河内紙橋，法軍大敗，法國将軍李威利戰死。越王大喜，加封劉永福為一等男爵。黑旗軍又追擊法軍到了河内城。法軍決堤放水，越南人開着自家船隻幫黑旗軍轉移陣地。
可以看出，劉永福在面對近代軍隊的時候雖然能比散沙化的清軍表現好，不過這個好的程度非常有限。哪怕人數占據優勢，戰場又是己方主場的前提下，劉永福想要獲勝依舊要靠“設伏”“奇襲”等招數。這種“詭道”打法可一可二不可三，畢竟法軍也算打遍全球，這點計策在他們眼裡還不夠看。
當年十一月，法軍攻破興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劉永福黑旗軍大潰，退保興化，可見所謂奇謀詭計在絕對實力面前一無是處。劉永福作為廣東人，作為太平軍的殘餘，表現已經是東亞大陸傳統軍隊的天花闆。但是，面對當時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時，依舊無力匹敵，這也是傳統力量和近代力量的碰撞。結果也告訴人們，靠着血緣和宗族為紐帶的軍隊，在傳統社會或許無可匹敵，但是面對真正的強者之時，還是不夠用的。
總的說來，兩廣人無疑是我們之前所說的兩種力量的完美結合。作為最早開放的地區，他們普遍接受過一點來自外界的訊息，知道如何吸收外來的技術和秩序。作為當時的窮山惡水，兩廣人有着強大的小共同體傳統，這種傳統讓他們在東亞大陸無往不利。可惜，他們依舊不能匹敵真正的近代軍隊，這也預示着東亞維持幾千年的秩序是時候該升級了。黑旗軍将領劉永福
1800年代的廣州十三行繁華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