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者很難想象，西藏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比較高，藏族家庭的财産管理權和支配權，大都掌握在家庭主婦手中。但是，舊西藏的教育體制特别是官辦教育體系中從來沒有婦女的席位。
50年後再相聚。1996年，擦絨·平堅、雪康·頓珠卓瑪在印度探親時和同學、親戚在一起現實生活中，西藏婦女從未有過從政的權利，旨在培養“雄孝”（政府公仆）的僧俗官員學校裡當然也就沒有婦女的容身之地，一般藏族父母也沒有送女童上學的基本意識。在舊西藏，拉薩青少年女性受教育多是在私塾蒙館裡完成的。拉薩有名的娘容轄私塾，鼎盛時期有四個年級，300多名學生，有很多女孩在那裡上學，男女學生在平等環境下讀書習字。
随着時間的推移，西藏貴族婦女接受教育漸漸多起來,甚至有少數貴族女孩曾到内地和國外留過學。亞豀桑頗的長女就是一個曾經在印度接受過西方教育的貴族女子，她在日常的實際生活中也變得很善于交際，言行落落大方，非常聰敏明理，與其他貴族婦女有不一樣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步亞豀桑頗長女後塵的藏族女留學生也就越來越多了。
頓珠卓瑪，“西藏導遊第一人”
女留學生，包括頓珠卓瑪、次仁卓瑪姐妹等，1946年被父母送到印度學習，1952年回國參加工作，30多年後她被稱為“西藏導遊第一人”。頓珠卓瑪後來跟西藏民俗學家廖東凡合作完成了一篇極富文學色彩的回憶錄，對那段留學生涯有過精彩生動的叙述：
“8歲那年，阿爸送我去國外留學。這年冬天，我們出發了。出國留學的共有7個人，4個女孩，3個男孩。我和姐姐次仁卓瑪，還有車仁家的歐珠旺姆和央金卓嘎。我們從拉薩出發，沿着拉薩河南下，坐木船過了雅魯藏布江，翻過崗巴拉雪山，沿着羊卓雍湖往西走。時令雖是冬天，高原的太陽卻是溫暖地灑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山上開着奇豔的花，時不時有藏羚羊、藏野驢、藏松雞和雪豬出沒。我們有時從馬上下來，邊奔跑、邊嘻笑、邊打鬧，快活極了。
“不知不覺，走到帕裡，那兒風很大，石頭被風吹着跑，太陽也變黃了。我們一個個把腦袋和手縮在皮筒裡。
“過了帕裡，過了亞東，翻過角巴拉山和乃堆拉山，到了錫金王都甘托克。小姨車仁·仁青卓瑪在甘托克等候着我們，讓我們住在錫金王的宮廷裡，車仁家族是錫金王的近親。錫金王紮西朗傑帶着我們坐上他的汽車，繞着王宮轉了3圈，我們興奮得大叫起來，每個人都像長了翅膀一樣。
“又到了噶倫堡。噶倫堡是一個美麗的山城。有西藏式的碉房，有英國式的别墅。接着，我們到了大吉嶺——我所要上學的地方。大吉嶺是印度北部有名的旅遊城市和療養聖地，空氣清新，有小火車通往各地，人們都叫它玩具火車。居民大多數是尼泊爾人和夏爾巴人，這裡有幾座英國辦的學校，印度和尼泊爾不少官員、大臣，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這裡來上學。
“剛到學校的時候，我一句英語也不會講，外國同學也是第一次見到藏族人。在他們的眼裡，西藏是個窮地方，到處空蕩蕩，人們也沒有房子住。我除了會哭外，沒有辦法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讓他和大姨媽把我們家房子和園林的照片，還有布達拉宮的照片寄過來。信的尾部，我畫了個兩眼挂着淚的小女孩。照片來了，當同學們一個個看了，眼睛瞪得老大，他們都說西藏好美，西藏也是天堂。
回國初期的頓珠卓瑪“20世紀40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本土每天都被德國飛機轟炸，澳大利亞也在和日本打仗。印度是英聯邦國家中少有的沒有戰火蔓延的地方。許多英國的教授、教師都逃到了這裡，自願在一些小的城市、普通學校任教。他們都是博學、情操高尚的人，能得到他們的授課，是我們的福氣。
“在學校裡學了3年，英語也能說會寫了，慢慢地适應了這裡的生活。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張經武，取道印度進藏，途經噶倫堡，宴請阿沛·阿旺晉美的孩子白瑪、龍日、仁青，我們從他們那裡知道了西藏的很多事。
“1953年，我從學校畢業，這個學校相當于高中，畢業後不少同學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上大學。我也有些想去，可我念着家鄉，念着阿爸和姨媽。拉薩的模樣我快忘記了，阿爸和姨媽的模樣我也快忘記了。我便和姐姐次仁卓瑪、弟弟平措堅村一起告别了美麗的大吉嶺，還有相處10年的教師和同學們，踏上了返回家鄉的歸程。
“當時，我們家東邊的園林别墅，租給了西藏軍區聯絡部，軍區聯絡部部長邀請我去當英語教員，我有時間便去給他們上課。聯絡部有好幾個女兵，跟我成了好友，她們樸素天然，不塗紅、不打粉，讓拉薩的貴族小姐們羨慕不已。
“那時候，拉薩成立了愛國青年婦女聯誼會，很多的男女青年都踴躍地參加活動，唱歌、跳舞、打球、排練節目，學習時事政治和《十七條協議》。青婦聯專門在仲吉林卡舉行了一次慶祝活動，歡迎我們從國外歸來。
“從那以後，我經常受邀參加青婦聯的各項活動，打籃球、學習漢語。不久，拉薩建立了有線廣播站，邀請我和阿沛·白瑪等從印度回來的學生去當廣播員，每天都要去播送文章和消息。”
根據雪康·頓珠卓瑪的回憶：“1980年，西藏自治區成立了旅遊局，開始接待世界各國遊客前來旅遊、觀光和探險。旅遊局領導聽說我在英國人辦的學校裡讀過10年的書，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動員我出來擔任導遊。那時我已經40多歲了，又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但一想到西藏的旅遊事業需要人，我學的英語還沒有好好用過，便很堅決地答應了。
“西藏旅遊剛剛起步，沒有導遊手冊，景點的解說詞都沒有。外國旅遊者對什麼都感興趣，什麼都新鮮，每天都要提出許多奇奇怪怪、五花八門的問題。在旅遊局領導的支持下，我帶着兩個年輕的大學生，自己動手編寫解說詞，不懂就去問藏學家和宗教界人士。經過幾年的努力，一份比較規範的解說詞總算形成了文字。後來，我到北京出席全國旅遊表彰大會，被授予‘西藏藏族導遊第一人’稱号。
“那時候來西藏旅遊的大多是外賓，我們的基礎設施和相關服務還比較落後。拉薩還沒有賓館，旅行社自己開設了80張床位和夥房招待所，遊客吃住都在旅行社。我們旅行社的人從領導到員工可以說都是服務員，隻要遊客需要，他們無論找到誰都會積極解決。馬桶堵了，遊客找我們鬧；洗澡洗着洗着沒了熱水，遊客也要找我們鬧。總之，為生活上的一些不便遊客都會鬧，我們旅行社的人員從領導到服務員，都被遊客鬧哭過，因為不管什麼原因引起的遊客不滿，我們都會挨批評。後來遊客了解了我們的現狀後也就不鬧了，我們利用簡陋的設施加上真誠的服務，赢得了八方來客的贊譽。”
學生家長看望西藏留學生，中有官費留學生努瑪·索朗旺堆等和擦絨、車仁家的女兒等更多自費生。（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
藏族第一代導遊松多·次仁覺丹：一邊是内地朋友，一邊是漢族學生（圖片提供/松多·次仁覺丹）松多·次仁覺丹，自費完成留學經曆我見到的松多·次仁覺丹，長着一張典型的堆龍德慶人的面相，樸實如一位鄉間老農。他擡起頭，眯着眼睛沉思着什麼。“本來呀，研究西藏留學生曆史多好，很有意義，但人呢一旦上了年紀就不行了，什麼都想不起來，以前我還保留着留學時期的照片，誰知道扔到哪裡去了，一張都找不到，啊咔咔，怎麼辦才好呀！
“我的同學現在在拉薩的可不多，（齋林）旺多他們，阿沛的有些孩子可能還在。我去印度是1948年我14歲的時候，剛到那邊的時候我的同學基本上是商人子弟，貴族沒有幾個。我算是一個小貴族人家的子弟。我的父母本來是拉薩西邊堆龍地方德吉豀卡的屬民，德吉豀卡的所有者是拉薩三大寺之首的哲蚌寺。後來我父母從彭波地方（今拉薩市林周縣境）一個叫松多嘎布的莊園買了一小塊地經營，從此我們家族開始被人叫作‘松多嘎布’，簡稱‘松多’。
“我自己在（印度）那邊前前後後待了6年，中間沒有回來休假過。我們先在一個叫Convent的教會學校待了三四年，Convent是男女合校，到一定年齡要讓男女生分開，以後幾年就讓我從Convent出來轉到聖約瑟學院讀書，我就是在聖約瑟學院認識了齋林·旺多他們這批學生，以前在西藏的時候我們沒有打過交道。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他們是官費生，我屬于自費生，我的學費是每年1000多盧比，當時說很不便宜。
“父母為什麼派我們出去學習？主要目的是學成回國後利益大衆，成為一個對家庭對社會有用的人。
“但實際上他們官費生中大部分人都沒有畢業，我也沒有畢業，1954年第一次探親的那次就再沒回去。父母本來打算把我送過去繼續完成學業，由于各種原因，就留下來了。因為當時我已經20歲了，傳統上，貴族子弟的主要出路曆來是子承父業，為噶廈地方政府效力。公職人員不夠，我就開始考取噶廈地方政府的公務員名頭，當了一名噶廈地方政府的低級俗官。
“西藏旅遊業剛興起的時候，我做了導遊工作，我們屬于西藏第一批導遊。我幹導遊工作幹到1997年，前前後後12年。
“之前我是拉薩市政協的幹部，大概是1991年，西藏成立國旅分社，我在那裡又幹了6年。
“我的語言能力可能還行吧，外國客人大都比較認可，我是經常被‘點名’的那種導遊。‘點名’是我們自己内部的說法，就是指客人非你不要，指名要你出團。這撥團剛送走，自己還沒有來得及喘口氣，下一撥團又讓我接，因為那是客人的要求，我隻能盡自己的能力，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完成公司交辦的每一份業務，把客人高高興興地接來，高高興興地送走。
“1997年，我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再在一線跑有些力不從心，年輕人也成長起來了，我結束自己的一線導遊工作，在拉薩市政協繼續上班，一直到退休。”
商人子弟，忙着留學，卻在改革開放後大批遊客到西藏觀光時，成為西藏旅遊觀光業的開拓者
早在1936年，熱振拉章（商号）就曾選派了幾名幼童去設在拉薩德吉林卡的英國使節團學習英語和印地語，就是為了使“他們能夠在熱振設在印度的貿易公司中任職”。在松多·次仁覺丹的同學中，很多是西藏中小商人的子弟。商人子弟何以熱衷于留學生涯？
其實，在那個年代裡，商人子弟去國外留學已經“頗成氣候”，随便找一張當時留學生的合影，可以看到桑多倉的公子、熱振倉的後人、邦達倉女兒的身影。沿着前人的足迹，來往于茶馬古道上求學的商人子弟絡繹不絕。
當時，西藏主要銷往國外的大宗商品是羊毛和牛皮等。零售商把幾乎未經任何處理的原毛和皮張千辛萬苦從西藏運到印度，可以說是被迫地以利市一倍左右的低廉價格一部分賣給邦達倉、熱振倉、桑都倉等幾個西藏本地在印度的坐商大戶及其代理人；還有一部分賣給當地的印度羊毛商人，再由他們把大宗的貨物發往加爾各答等地的工廠、車站、碼頭，或通過海路直接發往歐美的大型毛紡和皮革企業。處在商品鍊條起始的零售商最辛苦也最可憐，賺幾千盧比就心滿意足，真正獲得利益的是流通環節末端的批發商們和國外的大型紡織企業，桑都倉、邦達倉這些西藏大戶都是不是真正獲利者，一般西藏商人在羊毛貿易中更是處于不對稱的劣勢地位。那些常年駐紮噶倫堡收購羊毛的印度商人有着豐富的國際知識背景，消息靈通，個個精通英文，會說很流利的藏語，談起生意來是天花亂墜、巧舌如簧，一般西藏商人很容易被蒙在鼓裡。時間長了，這些商人也知道了歸根結底是吃了沒有文化、不懂外語、信息不靈的虧。看到噶倫堡、大吉嶺一帶有很多外國人創辦的學校，最初是擦絨倉、邦達倉、桑都倉等大戶人家開始有意識地把孩子送到這些學校學習。很多商人意識到想要改變在國際貿易中的被動地位，學習文化、學習知識是極為必要的，為此适當地投入錢财也是值得的。看到榜樣的作用，就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中小商人步其後塵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國外留學，逐漸形成一定的規模。
這樣一來，在西藏的貴族圈和商人圈裡，慢慢就有了以印英文化為榜樣，緊跟時代、追趕時髦、不甘人後、不吃暗虧的心理，這大概就是商人家庭對留學教育趨之若鹜的主要原因。西藏最早的女留學生，擦絨家族的女兒仁青卓瑪1922年就被送到印度的教會學校讀書，邦達倉家族的女兒邦達·旺姆等在大吉嶺的英語學校就讀，上學的男孩子就更多了。盡管這樣，他們中的很多人發揮所學英語優勢，在改革開放後大批遊客到西藏觀光，成為了西藏旅遊觀光業的開拓者。
擦絨·平堅的兩個侄兒晉美和班覺，一個後來成為醫生，一個是人類學者（圖片提供/擦絨·平措堅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