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東山頂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輕姑娘的面容，出現在我的心上。……如果不曾相見，人們就不會相戀。如果不曾相知，怎會受着相思的熬煎』大凡看過歌曲《在那東山頂上》MV的人都會記得，著名歌星譚晶騎着牦牛，從雪山深處款款走來，潔白的哈達、深邃的寺院、绛紅的喇嘛袍、連排的大經筒、五彩的經幡和藏族女人背水及打酥油的場景、華麗的藏族服飾等，都通過整首MV展示出來，讓人們記住了倉央嘉措，去欣賞他的一首首詩歌。
讓倉央嘉措詩歌走向世界
詩集《倉央嘉措情歌》出版後，給于道泉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聲譽，成為學術界轟動的大事，胡适之、許地山都曾大為贊賞。人們十分欣賞倉央嘉措詩歌的清麗哀婉，又非常同情這位詩人非凡的身世和才華。
1930年（中華民國十九年），于道泉教授推出了《倉央嘉措情歌》的藏、漢、英三種語言的對照版本,開啟了中國倉央嘉措文化研究之門。
有趣的是，于道泉走進藏學的大門，印度大作家泰戈爾是引路人。1924年，于道泉大學畢業便來到北平，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考古研究所，被聘請為助理研究員，獲公費留美資格。此年恰逢泰戈爾訪華，于道泉因英文能力出衆，被推選擔任其濟南訪問的臨時翻譯。當泰戈爾行至濟南佛經寺院，于道泉以自己的一點佛學知識，介紹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曆史。此舉讓泰戈爾大為驚異：“你是我來中國見到的第一位對印度文化有興趣的人。”當時，泰戈爾正忙于在印度創辦國際大學，并寄望于當時的中國政府選派留學生。于是，他建議于道泉同去北京，然後準備赴印留學。于道泉也已為這位印度學者折服，便欣然應允。
此舉使得于道泉父親勃然大怒，但依然未能動搖他的意志。他跟随泰戈爾來到北京，隻是不料最終未能成行，因為泰戈爾的學術交流計劃，未能與當時的北洋政府達成共識。泰戈爾離京前，把時任北京大學梵文教授的鋼和泰男爵介紹給于道泉，并對他說：“這位從立陶宛來的爵士可以教你梵文、藏文，可以滿足你探索生命秘密的要求。”
于道泉(後排左)與齊大同學合影，右圖為于道泉在巴黎大學文學院的學生證（供圖/秋天）
徐悲鴻畫泰戈爾畫像于道泉跟随鋼和泰學梵文、藏文期間，就住在他家。在鋼和泰的梵文課上，于道泉負責把鋼和泰的英文當場譯成現代漢語。鋼和泰評價說，于道泉三個月學習的進步比别的人一年還快。于道泉學成後，發現沒有工具書，決定自己編寫一部藏漢英詞典。雍和宮是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有一批蒙藏僧人常住，是北京唯一的藏語環境。為了學到地道的藏語文，設法認識了雍和宮的僧官，由這些僧官借給他一間房子，他就搬到雍和宮住，與這些藏族僧官朝夕相處。為了節省做飯時間，于道泉買了五個大暖瓶，裝滿稀粥一直到吃完再做，被季羨林戲稱為“于喇嘛”。
在這期間，《倉央嘉措情歌》算得上是于道泉著述中的“重頭戲”。“我在1924年到北京來的時候，從西藏派來的三位僧官剛到北京不久。”結識不久，雍和宮的僧官喇嘛将攜帶的《倉央嘉措情歌》藏文原著饋贈給于道泉。他當時愛不釋手，在燕京大學教書的許地山動員于道泉将它翻譯出來，并說可以替他找到出版的地方。于道泉便翻譯了出來交給許地山，但于道泉認為還有不少地方一直無法搞懂，“把這樣一份我自己都沒有信心的譯稿拿去發表，我覺得不太合适”。
1928年，于道泉經陳寅恪推薦，到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所長傅斯年的“逼迫”下，才把自己這份認為還有許多問題的舊稿拿出來交給了傅斯年，當作自己在研究所的成績。《倉央嘉措情歌》作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考古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向全世界傳播，倉央嘉措作為藏族詩聖的真面目才漸為世人所認知。與此同時，于道泉依據《隆多喇嘛全集》的内容，将倉央嘉措達賴喇嘛的身份公諸于世，開創了倉央嘉措研究的先河。“由于該書同時又譯成英文流傳國外，因而引起國際藏學界的高度重視，為我國藏族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倉央嘉措情歌》出版後，給于道泉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聲譽，成為學術界轟動的大事，胡适之、許地山都曾大為贊賞。人們十分欣賞情歌的清麗哀婉，又非常同情這位詩人不平凡的身世和才華，認為于道泉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無獨有偶，大文豪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倉央嘉措情歌》，民國文學和戲劇史論家盧前曾編著過一本《飲虹樂府》，裡面收錄了倉央嘉措的詩作《雪夜行》。在詩前小序中，盧前說他曾與喜饒大師談及倉央嘉措，“言其儀容俊美，文采秀發，不謹戒律，所作歌曲多言男女，間及佛法……”
面對文化界對《倉央嘉措情歌》的盛贊，于道泉卻說：“那是前幾年住在雍和宮時，跟幾位藏族僧人學習藏文時的作業，一首一首請教他們才能翻譯成漢文和英文的，并未打算出版；後來，因為在史語所編寫藏文大字典的計劃未獲通過，自己又沒興趣做别的事，所裡要求交出研究成果，隻好把情歌整理一下，梳妝打扮一番，送到所裡，沒想到就印了出來。趙元任先生為此書搞了一個拉薩音系放在前面，别的人誤會了，以為這個拉薩音系是我搞的，幾十年中心裡一直忐忑不安。”
若回顧《倉央嘉措情歌》誕生的曆史，據傳最早刊刻的《倉央嘉措情歌》木刻版，1747年由藏代本詹東巴出資刊印，但是這個版本現在沒有人找到，而于道泉翻譯的《倉央嘉措情歌》，也緣于這個木刻版的複制版。
1747年，西藏郡王頗羅鼐去世，他曾是拉藏汗的重臣，在1727年前後藏貴族的武裝沖突中取得勝利，并在清廷的支持下掌控西藏地方政權，他同七世達賴喇嘛父親的關系緊張，同七世達賴喇嘛也長期不和。頗羅鼐的重臣詹東巴緣何刊印倉央嘉措的情歌？據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宗教研究所原所長陳慶英推斷，或許詹東巴有不為人知的理由，是否以此來影射倉央嘉措轉世靈童七世達賴喇嘛，今天人們很難揣測。
傅世年
胡适之
陳寅恪
1924年春泰戈爾訪問濟南，任臨時翻譯的齊大學生于道泉（後排左二）與泰翁一行人合影。（本跨頁資料供圖/秋天）
1934年9月4日于道泉在雍和宮與喇嘛土登堅贊的合影（供圖/秋天）1751年，珠爾墨特那木紮勒承襲頗羅鼐的郡王爵位，不到四年就被駐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誅殺，乾隆皇帝廢除西藏郡王制，由七世達賴喇嘛掌管西藏政務。不過七世達賴喇嘛掌政也僅有七年，在1757年圓寂。在西藏政局劇烈動蕩時期刊印的《倉央嘉措情歌》，也是生不逢時，難以傳播。在這一時期到拉薩學法的土觀·洛桑卻吉尼瑪、二世嘉木樣·久美旺波都是詩作頗豐的學者和著作家，但是他們都沒有提到這部《倉央嘉措情歌》。
讓人詭異的是，《倉央嘉措情歌》木刻版傳到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和甘青的少數寺院，在阿拉善還有了複刻本。20世紀初，十三世達賴喇嘛來到甘青地區時，阿拉善寺院獻給他一冊《倉央嘉措情歌》，帶回拉薩後刻印流傳。近年出版的倉央嘉措情歌的藏文版，依據的正是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在拉薩刻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成了《倉央嘉措情歌》最大的幕後推手。
從《倉央嘉措情歌》由藏語翻譯成外來文字，于道泉也不是第一人。1906年至1930年，是倉央嘉措詩歌開始翻譯成英文的萌芽階段。1904年，英軍侵入西藏，奧康納因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和藏語兩種語言，被選為當時英軍翻譯，1906年出版了自己撰寫的《西藏民間故事》一書，在書中翻譯了倉央嘉措的4首詩歌，并取名為《情書》。在這一時期，畢業于牛津大學的貝爾，在他的著作《西藏的過去與現在》中翻譯了倉央嘉措的7首詩歌。
1915年，出生于今孟加拉國的S.C.達斯出版了《藏文文法》，該書收錄了倉央嘉措詩歌61首。達斯1849年出生，1917年去世，國際知名藏學家。19世紀末期，達斯曾為英國東印度公司雇員，參與若幹政治活動。藏曆十五繞迥土兔年（1877年），達斯裝扮成佛教徒潛入西藏。他到江孜帕拉重孜莊園後，帕拉夫人看到達斯那裝出的可憐相，即發善心，予以救濟，并介紹給紮什倫布寺第四世生欽·洛桑班丹群培活佛，生欽收達斯為徒，贈與諸多經典。鑒于第一次抗英戰争的嚴峻形勢，噶廈嚴辦違令資敵重案，沒收生欽一切财産，撤銷一切職務，流放工布江達地方死亡。帕拉家族也以庇護和資助達斯間諜活動遭到重罰，每年罰繳青稞近萬克（每克約合14公斤）。
于道泉教授于1930年翻譯的《倉央嘉措情歌》英譯本出版後，直到1961年，美國藏學家馬裡恩·鄧肯在其著作《西藏的歌謠及諺語》中翻譯了倉央嘉措的詩歌66首,這是海外出現的首個倉央嘉措詩歌英語全譯本。他在書中還提出“藏族詩歌是有規律的，有音樂性的，在翻譯中，如果節奏不協調或者不和諧，詩歌就會變成散文”的觀點。鄧肯的這個譯本屬于典型的學者型譯本,其間譯者對于原詩的闡釋十分新穎,對于藏語中敬語的注意值得敬佩,特别是他以11個英語音節對譯6個藏語音節的大膽嘗試令人稱道。
繼于道泉之後，研究倉央嘉措情歌者接踵而至。1932年，劉家駒推出了《西藏情歌》，裡面收錄了倉央嘉措詩歌。1937年，北京大學高才生、古典文學造詣頗深的曾緘将詩歌轉換成古典詩詞形式，推出了《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曾緘191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後來到蒙藏委員會任職，倉央嘉措情歌就是其任職期間從民間流傳的情歌中收集、整理，由藏語翻譯而成。就在同一年，劉希武對《情歌》韻律做了一些解釋，推出了五言絕句版的《倉央嘉措情歌》。
“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誤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這首詩出自曾緘所譯的《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最早為于道泉所譯内容：“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與佛法的緣分斷絕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嶺間去雲遊，就把彼女的心願違背了。”曾緘在于道泉譯本的基礎上進行了再譯，他覺得于道泉的版本太過平白，遂“廣為七言，施以潤色”。至于後面兩句，則完全屬于他自己的創作了，和倉央嘉措詩歌内容無關。
1983年10月21日，西藏文化界就曾在拉薩隆重集會，紀念倉央嘉措誕辰三百周年。從當時的報道可以看出，盡管這位西藏曆史上最著名的詩人受到了空前的尊敬。倉央嘉措的詩看似不合戒律，但是從他的詩歌和傳記裡可以看出，他的大部分詩歌，表達的是對佛法的敬畏和對衆生的勸谕。
于中央民族學院退休的教授于道泉（供圖/秋天）《非誠勿擾2》改編的倉央嘉措情詩蹿紅
原本就是謎一樣人生的倉央嘉措及其情歌，更是吸引了來自衆多世俗的眼球，各種版本的倉央嘉措詩歌，如同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圖書市場上。
2011年的賀歲片《非誠勿擾2》火了，不是因為葛優、舒淇這樣的大牌明星，而是因為影片中出現的兩首改編的“倉央嘉措情詩”而迅速蹿紅大江南北。
原本就是謎一樣人生的倉央嘉措及其情歌，更是吸引了來自衆多世俗的眼球，各種版本的倉央嘉措詩歌，如同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圖書市場上。
《非誠勿擾2》的片尾曲《最好不相見》很美很凄楚，歌詞是這樣的：
最好不相見，便可不相戀。
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
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欠。
最好不相惜，便可不相憶。
最好不相愛，便可不相棄。
最好不相對，便可不相會。
最好不相誤，便可不相負。
最好不相許，便可不相續。
最好不相依，便可不相偎。
最好不相遇，便可不相聚。
《最好不相見》改編創作自倉央嘉措詩歌的《十誡詩》，知名音樂人栾樹為歌詞譜曲。《倉央嘉措情歌》最早的漢譯本由于道泉翻譯，最後一首這樣翻譯：“第一最好是不相見，如此便可不至相戀；第二最好是不相識，如此便可不用相思。”《最好不相見》即來源于此詩。
若喜歡倉央嘉措詩歌的人，對《見與不見》這首詩不陌生，這首詩标明作者為倉央嘉措。這首詩這樣寫道：
你見，或者不見我，
我就在那裡，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裡，不來不去；
你愛，或者不愛我，
愛就在那裡，不增不減；
……
看過《非誠勿擾2》的人都知道片中最後，李香山女兒在父親臨終前的人生告别會上念了一首詩，它探讨了愛與生命兩大主題，内斂而深情，不少觀衆熱淚盈眶。而這首小詩《見與不見》的作者一度被誤傳是十七世紀著名詩人倉央嘉措，其實是一個廣東女孩子所寫，她的名字叫談笑靖，筆名紮西拉姆·多多，該詩出自她2007年創作的作品集《疑似風月》，原詩名為《班紮古魯白阿瑪的沉默》。作者關于此詩的靈感在文中也有記述：這一首的靈感，來自于蓮花生大士非常著名的一句話：“我從未離棄信仰我的人，或甚至不信我的人，雖然他們看不見我，我的孩子們，将會永遠永遠受到我慈悲心的護衛。”摘自漫畫集《倉央嘉措》（插畫/趙澤）紮西拉姆·多多寫這首詩的時候，正是失業的第三個年頭，是對世俗的茫然和困頓都已經開始漸漸習慣的時候。“寫下這首詩本身，并沒有讓我自己特别激動或感動，隻是再一次地告訴自己，有一種力量哪怕我們無法看見，這份愛也許不會改變我們的境遇，但是相信這份愛的存在卻能給予我們接納各種遭遇的平靜力量。”
那一刻，我升起風馬，不為乞福，
隻為守候你的到來；
那一天，閉目在經殿香霧中，
蓦然聽見，你頌經中的真言；
那一日，壘起瑪尼堆，不為修德，
隻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夜，我聽一宿梵唱，不為參悟，
隻為尋你的一絲氣息；
……
若我們仔細閱讀當今社會上誤傳為倉央嘉措詩歌的《那一天》在網絡上特别流行。這首詩歌則出自歌手朱哲琴于1997年發布的專輯《央金瑪》，原名《信徒》，作者為何訓田。
“住在布達拉宮中,我是雪域最大的王；在拉薩的大街上流浪,我是世間最美的情郎。”這首詩在網上特别流行，倉央嘉措因此詩而被貼上标簽“最美的情郎”。該詩作者為剛傑·索木東，又名來鑫華，當代藏族詩人，多年前和蘭州的另一位詩人，一起品讀倉央嘉措的作品時，從倉央嘉措的一首詩中衍生的一首詩歌，也不是倉央嘉措的詩作。
倉央嘉措不僅是格魯派宗教領袖，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詩人。300多年來，倉央嘉措詩作，深受西藏人民的青睐，幾乎人人皆可吟詠背誦，穿越三百年而傳唱不衰。可是，随着改革開放和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不論從不同文種、版本種類的大量介紹、整理翻譯和研究的深度、廣度看，在國内外幾乎可以說無出其右者。特别是随着互聯網的發展，在國内聚集、形成了龐大的追星族，出現了倉央嘉措詩社、倉央嘉措詩歌研究中心等大量專門研究倉央嘉措詩歌的組織，有的組織成員接近萬人。
倉央嘉措文化，如今成為網絡文學界的主要藏族題材之一，這主要是因為倉央嘉措詩歌的廣泛流傳與倉央嘉措文化的通俗化應用，如“瑪吉阿媽”的商業使用，或以倉央嘉措相關題材為标簽的旅遊産業的興起等。在網絡文學領域中，倉央嘉措逐漸形成了較為一緻的形象，并自發生成了倉央嘉措形象約定俗成的角色标簽。盡管這些标簽并不完全符合主流學術觀點，也不符合曆史上倉央嘉措的真實形象，但倉央嘉措形象所表達的群體普遍認知，則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認同價值。倉央嘉措詩作，作為當代中國的一道特别亮麗的文化風景線，超越了時空、地域、民族和語言，為全社會所共享。摘自漫畫集《倉央嘉措》（插畫/趙澤）倉央嘉措新版詩歌誕生
西藏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協會成立後，着手收集、整理和出版倉央嘉措文化系列叢書，尤其是在整理、翻譯倉央嘉措詩歌版本等方面，努力追根求源。随着對倉央嘉措拉薩原始木刻版58首詩歌的整理和翻譯，在保持倉央嘉措詩歌玉潤珠圓、民歌風韻的同時，從詩歌内容到形式，從文風到譯文等，盡量做到正本清源，形成新的風景線。
倉央嘉措詩歌目前出版的漢、英兩種版本就有很多，諸如印度人達斯在《藏文文法》1915版中收集的英文版59首，于道泉1930年翻譯的藏、漢、英《倉央嘉措情歌》62首，西藏自治區文化局翻譯的漢文版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漢文版本74首，1981年莊晶整理本的漢文版收入120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漢文版本124首。國内幾個英文版本收入倉央嘉措詩歌數量也不一樣，于道泉的66首，齋林·旺多的71首等，不一而足。甚至在西藏民間，還出現了一本440多首的藏文詩歌手抄本。
倉央嘉措到底有多少首詩歌，尚未有一個準确數據。據《藏族文學史》主編佟錦華先生統計，目前集錄成冊的有“解放前即已流傳的拉薩藏式長條木刻本57首”。不過，于道泉在《倉央嘉措情歌》譯者小引中，就曾懷疑“下面這六十二節歌，據西藏的朋友說是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所作。是否是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幾節是他所作，我們現在都無從考證”。
莊晶在《倉央嘉措初探》中就曾指出，“從抄本的文風看來，前後極不統一，大多比較粗糙，内容也混亂無章。木刻本所錄的詩歌雖然多數非常優美，但分析一下内容，也有前後矛盾，甚至水火難容之處。”莊晶繼而以兩首情歌作對比：“默想上師的尊面，怎麼也沒能出現。”“沒想到那情人的臉蛋兒，卻栩栩地在心上浮現。”這兩首自相矛盾的詩，怎能同時出現在《倉央嘉措情歌》版本集？是否為當時的市井歌謠而強加給倉央嘉措？
西藏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協會成立後，着手收集、整理和出版倉央嘉措文化系列叢書，尤其是在整理、翻譯倉央嘉措詩歌版本等方面，努力追根求源。随着對倉央嘉措拉薩原始木刻版58首詩歌的整理和翻譯，在保持倉央嘉措詩歌玉潤珠圓、民歌風韻的同時，從詩歌内容到形式，從文風到譯文等，盡量做到正本清源，形成了一道新的風景線。
談起翻譯拉薩原始木刻版，西藏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協會會長巴桑羅布介紹說，倉央嘉措到底為我們留下了多少詩歌，或者說哪些是屬于倉央嘉措詩作，哪些則不是？若從不同版本作品的風格、形式、境界等，也很難辨别這些詩作是否出自倉央嘉措之手。有些倉央嘉措詩歌版本的編者出自藏學大家之手，少的57首，多的124首，也弄不清哪些是倉央嘉措詩歌。他漸漸意識到：隻有追根溯源，或許才能正本清源。于是，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協會就開始着力尋找倉央嘉措詩歌的原始版本。2017年7月，西藏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協會副會長多吉平措博士找到了拉薩木刻版本。《倉央嘉措情詩》藏文木刻版。（供圖/羅洪忠）“這次發現的拉薩版本為傳統的長條經書式版樣，共收入58首倉央嘉措詩歌，其中55首為六言四節詩，三首為六言六節詩歌。但這個版本與同期拉薩其他木刻版相比較，刀鋒和紋路是一樣的，但質量差得太遠，錯字異常之多，有的詩句殘缺不全，有的跳行掉句，至今難以甄别等。”據巴桑羅布會長介紹，每首詩歌的第一節、第三節和第五節都沒有打“榭”号，這表明第一節與第二節、第三節與第四節、第五節與第六節各是一句話。如這兩句中間都沒有“榭”号，這二十四個字構成一首六言四節詩。為了增強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美感，他們隻好将兩句話分四節來吟誦，但不寫（榭)号，以防傷及正字文法。
巴桑羅布會長将眼下所能看到的倉央嘉措詩歌版本同拉薩版本相比較，認為所有版本和譯本的最初來源是拉薩版本，拉薩版本是源，其餘版本是流。如1915年的達斯輯本59首中，52首收自于拉薩版本；1930年于道泉整理的66首中，有58首收自于拉薩版本；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整理本74首中，58首收自于拉薩版本；1981年莊晶整理本124首中，57首收自于拉薩版本。而曾緘、劉希武、蘇朗甲措、王沂暖、陳慶英和龍冬等藏譯漢文本中，也基本上把拉薩版本58首都翻譯成漢文了。
巴桑羅布會長翻閱拉薩版本，其标題為《倉央嘉措傳——念珠輯錄》，讓他疑惑不解的是，拉薩版本标題為何稱“傳”？作者念珠是何許人也？可達斯卻将拉薩木刻版标題改為“倉央嘉措道歌”，而于道泉輯本則翻譯成《倉央嘉措情歌》，自此“情歌”大行其道，擴大了倉央嘉措的知名度。莊晶整理本124首藏文本沒有标題，其譯文标題是“倉央嘉措情歌”。西藏人民出版社《倉央嘉措道歌集》的藏文标題是道歌。他經過對全部内容的仔細校勘證明，這一版本來源于拉薩版本。
該協會找到拉薩木刻版後，便讓藏漢文功底深厚的專家擔任翻譯，将其定為《倉央嘉措詩歌——念珠輯錄》。在巴桑羅布會長看來，念珠将58首詩歌稱作“倉央嘉措傳”，是講不通的。他也感到，若将倉央嘉措詩歌稱為“情歌”或者“道歌”，既不是拉薩版本的原标題，也不利于自由寬松的學術研究與交流，更不足以全面、準确表達真實的詩歌意境和風格。
巴桑羅布會長閱讀其他版本時發現，除了拉薩木刻版外，其他版本都或多或少都存在擅自增删詩歌的情況。就拿“第一最好不相見，如此便可不相戀；第二最好不相識，如此便可不相思。”這首詩歌非常流行，可拉薩版本中沒有這首詩。拉薩版本第47首詩歌，“對于無常之死，若不常常去想，縱有蓋世聰明，實則如同傻子。”因原文殘缺不全，很多版本都将這首詩給删除了。
“藏文中正字問題是指不準确、不完整的文字，不完全等同于錯字。這次我們發現的拉薩木刻版存在很大的正字問題，58首詩歌正字完全準确無誤的僅有5首。對于熟谙藏語文，有一定藏族民間文化素養的人來講，這些正字問題是可以解決，能夠糾正的，譯文時也不會遇到大的歧義或特殊困難。”巴桑羅布會長講到這裡時說，“于道泉先生的整理本，是在完全沒有處理正字問題的前提下進行譯文的，這一點至今清晰可見。于老先生也對自己的翻譯表示抱歉，畢竟他當時剛學習藏語的時間不久。”
巴桑羅布仔細閱讀拉薩版本，看到裡面詩句殘缺或者上下跳行的至少有6首詩歌。這種掉字、跳行，詩句殘缺不全的狀況，比起正字問題的校正要困難得多，不少版本未能糾正。他們在整理、翻譯倉央嘉措詩歌原始版本，通過版本研究校勘糾正正字問題等，并不是為了滿足人們對“僧人情詩”的一種獵奇心理，而是提高對詩歌的欣賞能力和審美情趣，植入現代生活。
在物質文化生活貧乏的舊西藏農牧區，卻極富民間文學，民歌更是無時無刻不絕于耳。無論是農家還是牧人子女，長到十來歲還不會唱十來首民歌，就非常沒有面子。巴桑羅布會長仔細研讀拉薩版後說：“《倉央嘉措詩歌》，主要是300多年前流傳于拉薩民間的情感、抒情歌謠，完全來自西藏的傳統民歌，甚至可以說，它就是民歌的一部分。倉央嘉措創作或者采集的諧體民歌型短詩，語言通俗易懂，在整個藏族地區幾乎家喻戶曉，人人喜聞樂見。”
當談起倉央嘉措詩歌的風格時，巴桑羅布會長介紹說，倉央嘉措詩歌在格律上屬于諧體民歌，木刻版58首詩歌除3首是六句外，其餘55首詩歌都是四句，每句六音節，兩個音節一停頓，分為三拍，即四句六音節三拍。這種諧體民歌節奏響亮，朗朗上口，還可以民歌曲調演唱，極富音樂美感。詩歌寓情于喻，多取比興；直抒胸懷，采用白描手法，自然而暢快，通俗易懂，具有濃郁的民歌風韻。摘自漫畫集《倉央嘉措》（插畫/趙澤）巴桑羅布會長翻開協會專家翻譯的《倉央嘉措詩歌》，這些詩歌藝術多種多樣，有不少通篇比喻的詩歌：“芨芨草已霜凍，又來使者寒風，拆散蜜蜂花朵，禍首就是它倆。”該詩借草叢中盛開鮮花和風月雪霜這些自然景象來比喻人們的情感，以霜凍對鮮花、寒風對蜂蜜的傷害，比喻壞人的兇惡本性。有的詩前兩句比興，後兩句寫實：“烈馬山上放牧，可用套索捕獲；情人一旦反目，法術也難捕獲。”該詩前兩句以不馴的烈馬比後兩句中反目的情人，可謂就近取比，歎為觀止，頗具西藏馬背民族的特色。
《倉央嘉措詩歌》主要以四句為主，也有六句詩。詩歌中有不少詩章采取直抒胸懷的白描手法：“帽子戴到頭上，辮子甩到背後，說聲請你慢走，回答請你留步，說聲可别難過，回答很快再見。”該詩将戴帽、甩辮本來極為平常的動作，被詩人寫入詩中後，卻顯得那麼真切細膩，給人以動的畫面；幾句對話，也似乎平淡無奇，但一片戀戀難舍的深情，卻寄寓在平淡之中；分别相送也是常事，可一旦注入了情感美酒，那情景也就讓人格外陶醉了。短短六句詩，景中有情，詩中有畫，成為一副充滿生活氣息的絕妙惜别素描。若不是詩人熱愛生活，深入細緻地觀察，哪能達到這般高超的境界。
該協會翻譯的《倉央嘉措詩歌》，語言簡潔樸素，寓意深刻，引起了西藏音樂家協會副主席、西藏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覺嘎教授的關注，計劃做一次倉央嘉措詩歌音樂會，通過藏族傳統樂器、合唱與交響樂隊相融合的形式，将倉央嘉措詩歌以嶄新的意境表現出來。此次音樂會大體結構分為三個部分，即前世、今生和來世。從《倉央嘉措詩歌》選出15首脍炙人口的詩歌，挑選15名從西藏成長起來的優秀中青年作曲家，每人選擇一首歌譜曲。
據巴桑羅布會長介紹，倉央嘉措詩歌音樂會将是一次定位高、創新性強、結構完整的藝術盛會。前世是虛幻的，卻又是實際的，這部分音樂非常悠揚、空靈，如同水中月亮的倒影，清晰又缥缈，肅穆又恬淡，委婉地将人們引領到今生音樂情緒當中；今生部分是音樂會的重心，從最初的世俗生活開始，逐漸進入到狼煙四起、充滿血腥味的政教鬥争中，倉央嘉措置身其中是無力的、孤獨的，其内心世界是極其痛苦的，這部分音樂的創作要有張力，音樂旋律起伏不定，且高潮疊起；來世是對于理想世界的渴求和完美人生的夢想，這部分的音樂輝煌、明朗和大氣，與前世部分的音樂形成鮮明的對比，讓人在甯靜中回味，流連忘返。摘自漫畫集《倉央嘉措》（插畫/趙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