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侖萬通控股董事長
50年代的人是從大集體主義來看自己，強調自我服從集體；而90後是從自我主體出發，以個人的喜好和成長發展來界定集體，由我及他，而不是由他及我。這種價值觀的差異導緻了兩代人之間的分歧。
每逢過年，老友、同事等各種訪客都會從四面八方彙聚到一起，真是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大家坐下來唠家常的時候，往往會你說東、我說西，你說你那兒的變化，我說我這邊的新聞；老的會說我當年如何如何，小的會說我正在幹啥幹啥……
在這樣的聊天中，我突然發現，不同年代出生的人，身上的時代烙印真的特别明顯，在價值觀、表達方式、生活習慣這些方面，各有各的風格和精彩。但是在這些交流中，也會不斷地閃現出兩個字――“代溝”。
“代溝”其實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别現象，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具體表現。
每次我回到中央黨校的大院裡時，都會和老同學聊聊舊事。我記得，當年我們一起讀書的時候，都認為我們和上一代是有代溝的。但這次回去時我發現，二三十年過去了，上一代人走路的姿勢、談話的内容甚至吃飯的方式都沒有什麼變化，倒是我的老同學們身上發生了微妙的改變：他們和當年的“上一代”長輩之間居然完全沒有什麼代溝了。
我的理解是，在一些穩定的體制内，“代溝”的表現是比較弱的。機關的體制比較穩定、封閉，可能三五十年都沒啥變化；在機關裡工作的老人或新人，會被同樣的體制所吸納、同化和改造，成為那個體制需要的一類人，然後複制出自己的同類，因此，代與代之間就不會産生太大的差異。就算是初出茅廬、滿腦子新鮮想法的年輕人，到了這樣的體制内，往往也不方便表現出有“代溝”存在，因為“代溝”會讓他的進取變得咄咄逼人，而他隻有通過依附體制、依附上一代，才能獲得成長的空間。所以體制内的年輕人隻能适應環境，改變自己。
而在體制外則恰好相反，“代溝”的存在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體制外是開放競争的環境，博弈的兩代人不是依附關系，新一代要通過戰勝上一代來獲得發展空間，上一代人反而要虛心學習、适應新一代人創造出來的新規則，包括這個消費時代的語言、習慣、價值觀，以适應和應對這種“代溝”帶來的沖擊。
我們看到各種小鮮肉、網紅、明星，比如像吳亦凡、李易峰這樣一茬一茬出現的新人，以及很多新時代的創業者、企業家。幾乎所有體制外的人都圍繞着這些新的一代，給他們歡呼和掌聲，投資他們，使這些新人的市場越來越大。
所以，在體制内是老一代主宰着世界，而在體制外，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年輕人主導的未來。
是什麼導緻“代溝”的出現呢？我覺得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動。制度環境發生變化之後，不同時代人的行為方式、情感是不同的，這就非常容易産生代溝，而且這種代溝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比如從40後到60後，都從宏觀的角度出發想問題，說的全是大時代、大概念、大是大非，生活方式也是過“苦”日子，保持“苦”作風，以苦為樂，并且希望人能艱苦奮鬥，在苦難中學會生存發展。而現在的90後講的是一個“小”時代，他們的生活形态是小興趣、小情趣、小戀愛、小發展、小資、小清新、小鮮肉等等。
一個是政治時代，一個是消費時代，不同的制度環境和經濟變化帶來了不同的時代烙印，導緻了生活、行為方式的巨大差别。而且這種變化越持久、越劇烈，差别就越大、越深刻，波及的範圍就越廣、越持久，産生的代溝就越明顯、越不可彌合，對後續的發展影響越大。
第二個原因是技術的發展。每一個時代物質條件的變化，會帶來生活習慣和交往方式的變化，所以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會産生差異和隔膜。比如現在的90後是“一部手機行天下”。無論是買電影票、叫車、叫外賣的支付，還是發紅包、搶紅包，甚至看病挂号、旅行訂酒店、遇到危險一鍵呼叫大保镖、每個月管理自己的大姨媽，各種各樣的事情，全都可以在手機上搞定。這些不斷發展的技術被新生代迅速吸收、運用和駕馭。反觀40後、50後，他們經曆了改革開放前經濟落後、技術不發達的時代，那時候養成的生活習慣和溝通方式深深地影響到他們今天對世界的看法。他們更相信自己看得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隻相信熟人、上級、組織，而不相信網絡，不相信通過網絡付費能獲取可靠的服務，對網上通過各種好評、差評這種技術建立起來的信任系統往往不以為然，甚至是擔心、排斥。
第三個原因是價值觀不同。總體來看，50後、60後甚至更早年代的人，更多是被意識形态訓導出來的一代。意識形态曾經完全統治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包括規範的生活方式、工作行為、與家人的關系，這會使他們習慣用意識形态的尺度去衡量社會、評價是非，而且往往會把一些偶然事件、生活的細節上升為政治問題、原則問題，甚至上升成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大話題。這聽起來就讓人感覺很有壓力。
而現在的90後，其實是“去意識形态化”的一代，是消費的一代，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物質的。50年代的人是從大集體主義來看自己，強調自我服從集體；而90後是從自我主體出發，以個人的喜好和成長發展來界定集體，由我及他，而不是由他及我。這種價值觀的差異導緻了兩代人之間的分歧。
面對這樣的變化，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我發現自己站在了一個體制内、外交界的位置上。當我面對體制内的領導時，常常感覺不到時間的流轉，因為我從體制内走出來，和他們的代溝幾乎是不存在的。而面對消費者、競争者、合作夥伴的時候，如果發現有代溝，一定要投降：向年輕一代投降，向新技術投降，向新的消費趨勢和價值觀投降，向未來投降，向更開放的中國投降，向更加法治化、在“自我”的基礎上形成的共同生活新準則的社會體系投降。我們除了跟随、研究、适應他們，沒有任何别的選擇。
所以當我和這些老同學有機會跟80後、90後同時在一起的時候，我感知到的“代溝”的壓力要遠遠小于原來同事、同學們。換句話說，在當下快速生長的、最有活力的年輕人，和我們這些為了發展事業而處于高度競争環境中、每天要應對新變化的職業人之間的代溝，要遠遠小于那些幾十年都處于原有軌道上的人。
這就注定了在市場競争中，在企業發展中，在開放的社會生活中，我能被年輕人創造的未來所消化、吸收和接受，能和年輕人一起推動未來的發展，甚至我就屬于年輕人。這是我喜歡的、也是所有的企業家惟一能選擇的角色。
面對90後甚至00後主宰的未來世界，我們甘願跟着他們走，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一起去開拓屬于我們自己的更開放、更有包容性，也更強大、更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