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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人力資源常識從“打鐵”轉向“打人”

時間:2024-10-29 04:24:32

當人們開始反思互聯網思維時,人力資源管理也該回歸常識了

圖東方IC吉利董事長李書福曾說:“制造業不是講故事,講故事講不出一個制造業出來,一定要腳踏實地、一點一點地去實踐、去探索、去總結。”

我對李書福的觀念非常認同,可能與我的經曆有密切關系。作為本科學冶煉的“打鐵”人,目前研究的領域是人力資源,從“打鐵”轉向“打人”,看似差距很大卻大有共通之處。人力資源的管理理念其實就是參照打鐵的辦法,即先通過高溫加熱使之發生内部變化,然後再補充以外力,這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最核心要義。

但目前統治管理學界的,并不是“打鐵”的思路,更多是基于物理學的思想,試圖單純地使用外力來解決問題。這其中,也包含着制度的建設,是建立在西方管理文化基礎之上的一種模式。

任正非為什麼将自己70%多的股份逐步稀釋、轉讓成為1.42%?不是因為制度約束,而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傳承下來的立身之本——“修身”。修身意味着要解決内部的結構和成分,如同打鐵時要先加熱,當内部結構和成分得到了改變,這時候再去施加外力,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而現在,我們很多的讨論都不是從這一角度出發的。

以“無知者”的敬畏心面對管理命題

目前,管理的現狀是,概念滿天飛,但常現“三無學說”,即“無根性、無源性、無理性”。與此同時,還存在“八多八少”:關注政策多,關注組織内部管理少;關注産業方向多,關注組織實踐的内容少;關注概念多,關注定義和邏輯少;關注未來多,關注現狀少;強調特色多,強調共性少;談應該怎麼樣的多,講實際怎麼樣的少;創新多,繼承少;講道理多,講情感少。

不得不承認,在很多領域,我們都需要繼續向西方學習,但我個人也感觸到,看西方越多,我就愈發沉默。傳統文化作為我們的基因,如果它在某些部分上抑制了現代化的發展,那我們該怎麼辦?

隻有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來适應現代化社會發展的要求,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

1.以西方理性思考做參照模式,來批判和重建我們的思維方式;2.以生活實踐來做語言定位,使其明确化,與實際溝通;3.對實際宇宙要建立指謂關系,将語言建立在固定的對象上,接受科學,不是接受科學主義,否則會丢掉中國的優良傳統;4.開拓明晰的概念系統,找出邏輯結構。邏輯可多元化,但必須标準化、确定化;5.建立新型的語言哲學,将語言看作重要的工具和技術來使用。

家長式領導與權力距離

關于“企業文化就是老闆文化”,這是管理學的定論。我們是否知道它的原因是什麼?又需要怎樣去實現它?我認為,領導者要通過“以身作則、獎懲制度、用人标準、目标戰略結構”這四條通道,将他的DNA移植或者傳遞到整個組織中。關于“家長式領導”的概念,全球管理學界公認是由華人原創的,它有三個特征:

第一,威權領導。他們表現為專權、貶低下屬、教誨别人、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第二,仁慈領導,個别化關懷、維護面子;第三,德行領導,公私分明、以身作則。通過三種不同的機制,對員工産生了不同的影響:“威權”帶來的是順從、畏懼和依賴;“德行”帶來認同與效法,是榜樣的力量;而“仁慈”則表現為感恩圖報。而我認為,如果将這三個要素納入中國企業的組織中,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的,不論企業規模大小,都有說服力。

研究發現,大家往往會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來區分民族文化。但事實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權力距離。當我們再用權力距離、個人/集體主義這兩個維度去考查中外企業的時候,發現英國、荷蘭和美國是低個人主義、低權力距離的國家,而中國、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則相反,是高集體主義、高權力距離的國家。家長式領導在這六國都成立,而且可以替代其他的領導理論。并且,用家長式領導理論解釋它對員工的影響,也有更多積極性。

回歸人性還是回歸國情?

家長式領導是什麼?有三個特征:

首先,試圖在組織裡創設一種家庭氛圍。注意,這裡不能完全等同于“家文化”;其次,卷入員工的非工作生活。在中國式組織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常,公事公辦就等于一事無成。所以,在中國式組織裡,一定是公事私辦,每個人都必須與有關人員建立私交;再者,期待下屬的忠誠和服從。反觀事實,管理需要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永不停滞和不斷改進。管理就如同組織的陽光、空氣和水,組織要活下去,就需要管理。如今的中國,一直在追求跨越式發展,其結果呢?我們應該反思這些常識了。

我們總試圖将“把握人性”落地,但首先,我們要知道什麼是“人性”。中國有很多優秀的文化,但我也有一點感受頗深,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很多人彼此并不認識,沒有人會對誰特别熱情。但如果有人為大家介紹,提到某人是教授或老闆時,别人會突然間變得熱情起來。可見,人們所尊重的并非個體,而是一個人的身份。

很多事情放到中國來,就一定要去考慮邊界條件。

世上無萬能的管理邏輯

大家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經濟學将人做了理性的假設。作為“人工智能之父”,197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伯特·西蒙在發表諾獎感言的時候曾經提到“人的有限理性”。而我們現在都還在宣稱要“知行合一”,但為什麼我們明明知道了,卻不能夠做到?因為,我們有行為的管理、理念的管理、績效的管理、成本的管理等,而放到人身上,我們卻缺少了情緒的管理。

能不能做到不知道,但知道了仍然做不到,是因為還沒有形成習慣,還沒有變成熟練工匠再進行深入,則是因為人各有所長。

最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現實中有很多錯誤的認知。比如:很多人會将理論和實踐對立起來,但事實上絕對不應該是對立關系,理論一定是落後于實踐,并用于解釋實踐的。管理的理論,一定是在先進的實踐之後被歸納成為理論的,然後反過來再去指導後面的實踐。

一種理論不能夠用來解釋萬種事物,甚至不能直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但如同我們對于解題時,既要應用原理,往往還要加入自己的思維創造。

(本文編輯整理自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副院長孫健敏在“2016華夏基石十月論壇”上的演講,未經本人審閱)

責任編輯:莊文靜

領導者要通過“以身作則、獎懲制度、用人标準、目标戰略結構”這四條通道,将他的DNA移植或者傳遞到整個組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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