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曉河
馬曉河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目前，我國正在勠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現在很擔心一個問題，即它變成了一個筐，什麼都往裡裝。
為什麼我們要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我認為這個問題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傳統的增長動力正在消失，新生動力還在孕育，新舊動力不接續。
從需求側來看，經濟增長快變量——投資空間在變小，邊際效益在下降，想要靠消費打通道路釋放經濟發展潛力遇到了體制障礙。例如，中低收入者，他們對我們的産品具有消費潛力，但是他們沒有錢，去年全國有20%的低收入家庭戶人均收入不到430元。而中高階層有錢，但是我們的産品滿足不了他們的消費需求，我們沒有那麼多的優質産品供給。歸根究底，這是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的問題，是制度保障不足造成的問題。
從供給側來看，供給側也出現了結構失衡。在中低端制造業領域，資本、技術大量湧入，造成産能過剩，沒有盈利；而中高端産品，由于技術門檻和制度創新滞後導緻進入不足，也出現了結構性問題。供求兩方面問題均為結構性失衡，是典型的供求雙失衡，而雙失衡主要是由制度供給不足帶來的問題。
其次，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的體制機制改革滞後，滿足不了新形勢的發展需要，導緻産業發展和企業運營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影響了結構轉換，制約了社會創新。世界銀行2015年對世界189個經濟體進行了評估，在中國辦一家企業，平均需要11道手續33天時間，而經合組織國家平均需要5道手續9天時間。企業運營不單單是綜合成本提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提高，這嚴重地影響了産業發展，以及企業的運營和創新活動。
再次，需求刺激措施在強化，但經濟在下行，政策效果不明顯。2010年以來，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需求刺激措施刺激經濟，連續增發貨币、降息降準、增加公共投資，但是經濟仍在下行，GDP增速從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了今年第一季度6.7%。單靠需求管理政策效果在明顯下降。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在供給側找出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什麼？
人類經濟活動是由供給側和需求側組成的，生産和提供商品和服務的那一側是供給側，消費商品和服務的那一側是需求側，供給和需求相互對立統一。分析和調控經濟由此也有兩個邏輯框架，一個是需求側，一個是供給側。
需求側是由消費、投資、淨出口組成，這三大需求組成了GDP（即短期GDP）；供給側則由勞動、資本（投資）、技術、資源組成了GDP（潛在增長），供給側“生産要素配置”生産的是下一期的GDP。因此，可以說，需求側調控的是短期經濟增長，供給側調控的是中遠期經濟增長，一個是短期，一個是中長期，二者是不可替代的。
需要注意的是，需求側的第二項投資和供給側的第二項資本（投資）在賬面上視乎都表現為資金，但是内容有本質不同。需求側的投資是直接産生GDP，它可以建廣場、建劇院、建花園等，可以投資和潛在生産力無關的項目，但是供給側的資本投資則必須是與生産有關的廠房、設備投資，或者為潛在生産力提供公共服務的投資活動。
供給側結構改革要提供什麼？很多人認為供給側改革是要提供有效供給和産品。但是在我看來，這種說法還不完全。我認為，供給側改革要提供三方面供給：一是要素有效供給，生産要素要從過去的粗放配置轉向集約型高效配置，提高要素的有效供給；二是産品供給，不僅要從過去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而且中低端的産品也要質量更好；三是新制度供給，這是最為重要的，包括社會保障、就業、戶籍、教育等，總之,要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體制機制支撐。
中國的制度供給跟西方發達國家相同嗎？
我的回答是，不同。中國的供給側與西方有着本質不同：
第一，階段不同。在中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處的發展階段中，我們還沒有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還不是高收入國家，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同時，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通縮在持續，而當年西方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滞脹。
第二，供求環境不同。與西方相比，我們面臨供求嚴重失衡，供大于求，居民社會福利相對較低，居民消費相對不高，财政赤字壓力不大。
第三，制度不同。西方國家實行的是私有制，市場制度比較成熟，而我們國家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市場也不完善不成熟。
第四，政策手段不同。西方國家當時僅僅是在宏觀上采取了一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而我們是要采取宏觀政策、中觀政策、微觀政策同時行動，政府的行動能力較強。
第五，動力機制不同。我們主要靠體制改革來增加動力，增加制度有效供給。在中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沒有體制改革是不行的，體制是主要引擎。
供給側改革的内涵到底是什麼？
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是，從供給側入手，圍繞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推進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以需求為導向增加有效供給，路徑是以市場為導向增加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動力是以改革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給，最終形成供求結構動态平衡、經濟保持中高速的新增長體系。它的内容主要有四項，即去除無效供給，改造傳統供給，增加新供給，同時要提供強化有效的制度供給。
在推進供給側改革過程中，需要處理好以下幾種重大關系：
一是長和短的關系。短期是需求側調控，需求側調控像是“西醫”，長期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就是“中醫”，西醫和中醫是相對的，短期得了嚴重的急病靠中醫是治不了的，隻有病情快好的時候吃中藥來調養才有效，所以要中西結合，需求調控要保證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速度，才能給供給側創造良好的環境。
二是供給和需求的關系。單純刺激供給不考慮需求，這樣的調控肯定會出問題，因為需求不變，一味地增加有效供給，結果便是新的過剩出現。可以做個預測，如果不重視擴大需求特别是消費需求，中國将很快會從傳統産能過剩向新的産能過剩邁進，原來是鋼鐵、水泥，現在開始出現風能、電能、手機過剩，下一步則是機器人、無人機的過剩。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很簡單，就是一味考慮新供給，沒有考慮新需求，當新供給增加的同時，新需求沒有産生，最後結果就是過剩。所以供求必須平衡，供給向右走，需求不走就是失衡；供給向右，需求也要向右，結果供求才能達到平衡。
三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需要考慮三個方面：第一，權力下放，讓企業有更大更多的發展權。權力是公共産品，權力是屬于人民的，審批行政權要下放徹底。我們的體制往往是收權有慣性，放權沒有習慣。第二，買方壟斷和賣方壟斷會侵蝕社會公共福利，會帶來社會總福利的損失，所以消除賣方和買方壟斷會增加社會總福利，這是個淺顯的道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消除買方壟斷和賣方壟斷，為市場解放空間。第三，政府減稅可以消除制度性交易成本，它帶來的生産者和消費者福利之和要遠大于政府的減稅額。
另外，還要處理好國際和國内的關系。一定要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一定要開放，關住門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會成功的。
在我看來，供給側改革需要把握好五個關鍵點：第一，戰略重點是要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第二，核心是促進産業結構轉型升級，沒有傳統産業升級、沒有新産業成長，就沒有新動力；第三，關鍵是推動社會創新，一個國家的創新主要有兩種創新，一種是政府集中創新，另一種是社會創新，集中創新與社會創新要求體制不一樣，社會創新需要有三個基本條件，即充分自由的市場空間、少有壟斷的行業控制、來自社會不同背景地位的人的機會均等；第四，根本是深化改革開放，沒有深化改革開放，供給側改革沒戲；第五，重要依托是繼續解放思想，沒有解放思想，前面都是空想。
（注：本文由本刊記者劉彥華采訪整理而成，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