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記者劉建華深圳報道
形象未來的深圳，通過政府信息公開，一方面要滿足于公開的形象，另一方面要更多地通過信息公開改善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關系，并推動社會進步。今年6月19日下午，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頒發了2015年政府信息公開“金秤砣”獎，作為民間機構評價政府工作并給予績效“打分”的社會獎項，今年“金秤砣獎”已是第三屆開獎，馬洪基金會也成為我國第一個評議政府工作績效的民間機構。
“通過評議，實現了社會第三方機構以一種良性互動的方式對政府的公共服務進行監督和評價。”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李羅力對《小康》記者說，這是評選活動的第一大意義，也是一個創舉。
随着中國政治文明的發展，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意願逐漸加強，公民權利意識逐漸覺醒，信息公開的呼聲越來越大。然而，在現實面前，公民在要求政府信息公開時，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制約。馬洪基金會寄望通過“金秤砣獎”的評議監督來促進政府部門信息公開、透明行政。
“金秤砣”與“紙秤砣”
由馬洪基金會組織的“2015年度深圳市政府信息公開金秤砣獎評選活動”于今年4月27日下午啟動，在衆多媒體的見證下，馬洪基金會對深圳市各區、委、辦、局等42個政府部門發出了“申請信息公開制度建設情況”的函件，正式拉開了對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開情況進行社會評議活動的序幕。
馬洪是新中國老一輩革命家，也是新中國第一代著名經濟學家。他是中國研究咨詢事業的開創者，曾任中國社科院院長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并親手創辦了被稱為“中國腦庫”的中國第一家官助民辦的國家級大型研究咨詢機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李羅力曾在馬洪的領導下長期擔任研究院的秘書長（即院長）一職，馬洪去世後，李羅力于2011年經研究院理事會批準，創立了馬洪基金會。馬洪基金會一經成立，就立即将自己的發展方向定位為“對政府工作開展民間評價”，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改革意義和符合社會民主法制進步意義的大膽創新，在全國也是一個首創。
李羅力介紹說，作為一個社會第三方機構的民間智庫組織，馬洪基金會對政府的信息工作進行評價、監督，是深圳的首創，希望通過這一工作促進政府轉型，不斷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進法制化社會的建設。
據李羅力介紹，此次評議對象是深圳42個政府部門；評議要點是這些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工作是否達到了國家規定的标準；目的是對政府的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監督和評議。而信息公開工作則包括了信息公開制度建設、範圍和公開方式程序等内容。
馬洪基金會成立的評議組在2016年春節過後就啟動了“金秤砣獎”評議工作，根據評議規則首先登陸了各政府部門官網“信息公開”一欄，查詢了六大評議闆塊的網絡發布情況，并按照其重要性設置了具體的評比分值，經過評議組成員近兩個月認真、緊張的查詢及分析，搜集到大量的網絡數據并建立了初步的計分表評分體系。
在網絡查詢階段，評議組發現第一闆塊“信息公開制度建設的情況”難以通過網絡或其他外部渠道了解到。為客觀評價各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工作，4月27日，馬洪基金會向各政府部門寄出了申請公開該部門信息公開制度建設的函件，請各政府部門在收到函件後的15個工作日内反饋相關信息，并附上制度建設等相關文件的複印件。到了截止日期，共有37家政府部門分别通過電子郵件或紙質函件予以回複，回複率高達88%。
在實地複核階段，評議組成員實地走訪了市民中心行政服務大廳、市民中心政府辦公大樓、市府二辦、各行政機關辦公場所、深圳市圖書館、深圳市檔案館、深圳各區級圖書館。通過拍照取證、索取資料、詢問工作人員等各種方式，考察各政府部門是否在其辦公場所設置了公共查閱室、資料索取點、信息公告欄、電子信息屏等場所、設施，公開政府信息；是否在公共圖書館設置政府信息查閱場所，并配備相應的設施、設備，為社會公衆獲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評議組的這項實地走訪複核工作，為客觀公正的評議打分獲得了豐富的第一手參考資料。評價過程中發現，完全公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數據的單位有36家；缺失部分統計數據1家，即司法局，這一家單位缺失了2015年第四季度的統計數據；完全無統計數據的4家，即科創委、監察局、市外辦、市台辦。
經過評議組數個月的考評調研，6月19日，馬洪基金會舉行了2015政府信息公開“金秤砣獎”民間評議頒獎儀式，按分數高低排，深圳市福田區政府、羅湖區政府和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位列前三，獲得了“金秤砣”獎。與此同時，另外三家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做得最差的單位不僅被評為“紙秤砣”，還在媒體上被曝了光。
政府部門态度之變：從抵觸到配合
“2013年剛開始做這個評選活動時，政府部門是有抵觸情緒的。他們認為你一個民間機構，有什麼資格來對政府工作進行評議，所以，對評議部門發出的申請公開函件，不少都沒有得到回複。”馬洪基金會副秘書長劉炜告訴《小康》記者。劉炜說，随着這項活動的逐步推進，現在已圓滿組織了三屆，相關政府部門基本都能積極回應。
李羅力說，2013年第一次搞這項活動的時候，是評議深圳市各政府部門向社會公布的《公共服務白皮書》完成情況。當時馬洪基金會向43個政府部門發出了申請各部門公開自己完成白皮書情況的信函，結果隻有20多個部門對基金會的申請作出了反應。有些是直接表示支持和配合，還有不少部門回函稱需要先了解情況，因為“不知道我們要做什麼”，也不是很理解，而且對于要向一個社會第三方機構公開本部門完成白皮書情況的信息還是很猶豫，覺得應該向上級領導來彙報。“還有十幾個部門幹脆對我們的申請函置之不理，電話不接，郵件不回複，甚至直接告訴我們，你們有什麼資格要我們向你們‘彙報’白皮書的完成情況。”
不過，部分政府部門對馬洪基金會申請信息公開函置之不理的情況，在第二年就有了很大的改變。2014年，馬洪基金會舉辦第二屆政府公共服務白皮書金秤砣民間獎評議活動時，再向43個部門申請信息公開，竟有38個部門都迅速給予了回複，而且對聯系機構和聯系人都交待得十分清楚。“這充分說明政府部門對我們這項活動的高度認可，對這項活動的支持力度已經有了大大的提高、大大的轉變。當然，這也說明我們深圳市在政務信息公開方面，在政府公共服務透明化、公開化方面，在歡迎社會監督自己的工作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進步。”李羅力說。
政府部門對評議活動态度的轉變，也從側面說明馬洪基金會的評議方法得到了認可。“我們要搞政府工作民間評價，在評價方法上是否客觀，是否讓大家感覺到你這個方法是對的，是否讓被評價人認可，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李羅力說，2014年的政府公共服務白皮書民間評議工作，主要采取了網上搜集信息，然後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再向社會公衆發放調查問卷，最後由智庫百人的百名專家現場打分，當場評選出“金秤砣”獎并向社會公布的方式。“盡管我們采用的這個方法比較簡單，但是從最後的結果來看，我們發現大家對我們的方法是基本認可的。這使我們感到很受鼓舞，因為對評價方法的認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方法被大家認為不公正、不客觀，沒有說服力，大家都不認可，那你的評價活動就有很大的問題了，就沒有實際意義了。”
今年，深圳市福田區政府已連續三屆獲得“金秤砣”獎。6月19日，福田區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餘智晟專程來到頒獎典禮現場接受頒獎，并在大會上發表獲獎感言。他說：“民間評議以民間、民衆、民主的視角，對政府的信息公開、公共服務進行打分評價，其結果充分反映和體現了社會和百姓的感受和體驗，且客觀、獨立、公正，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同時他表示，福田區正在探索如何使政府公開數據與社會數據融合構建“大數據平台”，真正實現政府信息的共建、共享和共治。2016年首次獲得“金秤砣獎”的羅湖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周建軍則在獲獎感言中笑稱：“第一屆我們是‘銅秤砣獎’，第二屆是‘紙秤砣獎’，今天終于可以拿‘金秤砣獎’了，這讓我感覺到過去三年在社會各界的監督下，羅湖區領導對來自社會第三方機構民間評議的重視和強力推進沒有白費。”
民間評議政務模式開啟
“金秤砣獎”評議活動至今已舉辦了三屆，被評議的政府機關态度也在逐步轉變，從消極對待到主動配合，這對于馬洪基金會而言，無疑是動力的源泉。
《小康》記者在深圳随機采訪的幾位市民均表示，馬洪基金會能夠對政府機關進行評議，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近年來，社會上要求政府信息公開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意願加強，公民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同時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政府信息公開對民衆相關權利保障以及社會良性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說，我國自1983年提出政務信息公開問題到2007年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經曆了漫長的路程，這是随着我國各級政府的公開性、透明度建設逐步發展而來的，尤其是近十年來成為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标志性内容，有關部門對政務信息公開及其後果沒有一個科學的把握，一直處于被動發展狀态。
深圳本地媒體評價稱，“金秤砣”獎是一個很好的踐行标本，具有全國性示範意義。雖然早在2007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出台，從法規層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然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隻有指導性規定，留給各地政府部門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例如，原則上公衆可以通過申請，要求政府公開那些未主動公開的重要信息，但倘若涉及相關部門切身利益，往往會遇到相關部門有意識的避重就輕，乃至置之不理，民衆遇到這種情況隻能通過司法途徑來維護自己的知情權，但這樣的司法訴訟在實際操作層面往往有太多的掣肘。由此而言，推動政府信息公開，還需要一個更具約束力的監督外力介入。
“金秤砣獎”的評選給了政府部門信息公開實實在在的民間“壓力”，增強了民衆要求信息公開的話語權，為民間與政府搭建了一個良性互動平台；促使政府改變作風，提升工作效率，促進透明行政，使其明确感受到來自民衆監督的“壓力感”；更重要的是，它祛除了網絡圍觀的粗糙和非理性，以一種柔性卻執着的力量來對政府工作進行監督。
馬洪基金會理事長助理範軍提出，深圳未來要進一步推動政府信息公開，必須跨越“制度與執行”、“信息獲取不均”和“标準化與共享”三大制度與社會“鴻溝”。範軍說，在政府信息公開已成常态的現實下，政府部門無法把握公開界限，加上内部監督的職能缺位，使得政府部門信息公開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無效性；與此同時，信息獲取渠道的不均衡，正在迅速形成現代社會中的“信息貧民”階層；而大量無效信息的重複發送，也使得城市居民要獲取辦事的有效信息日益困難。
範軍同時指出，盡管政府部門投入了大量資源和資金進行信息公開建設，但由于公開标準、接口和編碼的不統一，部門信息之間無法互通和共享，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孤島資産”，“一個街道辦有幾千名網格員在做信息搜集工作，卻不知道他們采集的信息有什麼用，給誰用，這實質上是巨大的信息資源空轉和浪費。”
“未來深圳的政府信息公開，不能僅僅滿足于公開的表象，而是要更多地通過信息公開改善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關系，并推動社會進步。”範軍說。
早在1983年便為政府官員們講過“政務信息公開”課的馬敬仁表示，由深圳馬洪基金會發起的民間評價政務信息公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