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中亞五國連接着亞洲經濟和歐洲經濟。中國與中亞五國金融合作不但能加速實體經濟合作，并且能促進人民币區域國際化，利用互聯網技術能夠深化中國與中亞五國金融合作。中國和中亞五國已經具備金融合作的基礎；互聯網金融克服金融排斥問題，時間與空間兩維度上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資源轉移；互聯網金融去中介化，低成本提供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互聯網金融外部性、規模性提供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資金支持。本文最後設計出互聯網金融融合于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機制，構建區域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确保國别間資金往來的信用保障；構建絲路大衆籌資融資模式平台，專項服務于絲路能源開采行業
中亞五國在地理位置上連接歐洲經濟和亞洲經濟，是中國經濟向歐洲地區外溢的必經之地。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強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貨币流通，加快人民币在中亞地區的流動頻率。而貨币流通建立在國别之間金融合作的基礎上，中亞五國是否具有金融合作的基礎？互聯網技術與金融市場深度融合，互聯網金融能否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并加以回答的重點問題。本文研究了互聯網金融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邏輯，并設計出互聯網金融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作用機制。
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基礎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進行了階段性的戰略劃分，第一階段重點建設中國西部九省市（陝西、甘肅、甯夏、青海、新疆、四川、重慶、雲南和貴州）以及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别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中亞五國在地理位置上連接亞洲經濟和歐洲經濟，是中國經濟向西擴展的必經之地。按照經濟學家蒙代爾的觀點，區域間進行金融合作需滿足三個條件，第一，貿易結構的互補性；第二，經濟增長潛力大、經濟輻射強；第三，區域間具有金融發展梯度。區域間金融合作建立在貿易往來的基礎上，以貿易往來為開端，金融合作滲透到商品貿易中，加快貿易規模擴大的同時加快金融衍生業務的地域性延伸；經濟輻射是指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單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能夠帶動其他區域經濟發展。經濟輻射較強地區通過生産端和消費端向外輻射經濟資源，金融服務于生産端和消費端，經濟輻射能力越強的地區金融滲透力越強，單個區域間金融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區域間金融發展梯度體現的是大國帶動小國效應，金融合作涉及到多個國家之間計價結算貨币的選擇，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rugman的觀點，出口規模越大且金融市場發達的主權國家貨币成為主權國家之間貿易和金融計價結算貨币的可能性越大。可見，金融發展程度的梯度有助于金融合作中貨币的統一性。
貿易結構
按照資源禀賦差異可将中亞五國分為以哈薩克斯坦為代表的資源型國家，以及以吉爾吉斯斯坦為代表的非資源型國家。哈薩克斯坦具有豐富礦産資源以及石油資源，其境内儲藏礦産90多種，已發現1200多種礦物原料，黑色、有色、稀有和貴金屬礦産地超過500處，其中不少礦産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比重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鎢的儲量超過世界總儲量的50%，鎢的特點在于熔點高，耐高溫，主要用于電器、電子設備以及耐高溫材料，哈薩克斯坦鎢礦儲量将是世界輕工業生産國争奪的對象。另外，哈薩克斯坦亦具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儲量，已經探明的石油儲量排名世界第七，陸上石油探明儲量48億~59億噸，海上80億噸，且絕大部分處于尚未開采階段，在煤炭資源方面，哈薩克斯坦煤炭資源儲量1767億噸，位居世界第八。
哈薩克斯坦豐富的礦産資源和石油資源并未支撐起本國的工業發展規模，這與其産業布局有關。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前，經濟總量在獨聯體國家中排列第三，僅次于俄羅斯和烏克蘭，是獨聯體工業發展的原材料供應地，産業布局中并未對哈薩克斯坦規劃完整的工業體系。獨立之後，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與獨聯體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中斷，哈薩克斯坦工業部門殘缺，缺乏技術和資本對豐富的資源進行深加工，哈薩克斯坦長期以資源的初級加工為主的對外貿易結構，且長期處于貿易順差，如下表1和表2所示。
哈薩克斯坦缺乏完整的工業體系，對工業制品隻能依靠進口，如下頁圖1所示。在哈薩克斯坦進口的商品中，工業發展的機械裝備位居第一，而中國機械裝備技術成熟，能夠與哈薩克斯坦形成貿易互補。
經濟增長潛力與經濟輻射中亞五國在前蘇聯的産業布局中是原材料的供應地，并未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獨立後，工業體系缺乏，工業經濟發展落後。獨立之後，各國均進行市場化改革，但資源禀賦具有差異，中亞五國經濟增長方式亦具有差異性。哈薩克斯坦在獨立之後，向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大規模引進外資，外資對哈薩克斯坦經濟增長貢獻度高，外資同時帶來負面影響，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依靠石油租金發展本國經濟的哈薩克斯坦受到重挫，2010年之後，石油價格上漲，哈薩克斯坦經濟快速恢複。與哈薩克斯坦不同，烏茲别克斯坦并不具備豐富的石油資源，對外開放程度不高，且國内工業體系嚴重不完整，國家經濟對外依存度低，國内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緻使經濟發展滞後，2008年經濟危機并未對烏茲别克斯坦造成影響。吉爾吉斯斯坦的國民經濟以多種所有制為基礎，農牧業為主，工業基礎薄弱，工業基礎和工業結構與前蘇聯時期相比并未有較大改善。吉爾吉斯斯坦在獨立初期，與前蘇聯各加盟國傳統經濟聯系中斷，經濟大幅度下滑，吉爾吉斯斯坦調整經濟發展模式，推行私有化和非國有化改革，工業恢複增長，但基礎薄弱，增長潛力大。綜上所述，中亞五國資源禀賦的差異，各國在經濟薄弱的基礎上發展本國經濟，均屬于工業經濟起步階段，且逐漸開放對外經濟，經濟增長潛力大。
在經濟輻射方面，中亞五國連接亞洲經濟和歐洲經濟，是中國經濟向西擴展的必經之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第一階段主要在中國西部地區，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後，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向西轉移，盡管經濟重心依然在東部範圍内，但向西方向移動明顯。分産業看，第一産業受自然天氣影響較大，第一産業重心在全國範圍的移動并無規律，第二産業受國家西部大開發的影響，逐漸向西部方向轉移，但并未脫離東部範圍，原因在于東部産業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的壓力，東部地區較多行業出現市場剩餘，向外尋求未飽和市場的内推需求強烈。國家實行西部大開發戰略，在政策導向下，“青藏鐵路”、“西氣東輸”和“西電東送”等大型項目拉動西部經濟增長，說明西部地區具有較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第三産業重心依然在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第三産業發展潛力大。
金融梯度
中亞五國受前蘇聯傳統産業布局和激進式市場化進度的影響，經濟發展緩慢，金融發展滞後。哈薩克斯坦在中亞五國中屬于經濟和金融發展較快的國家，但哈薩克斯坦的金融市場以商業銀行為主導，資本市場以債券為主，證券交易規模小，金融的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較低，哈薩克斯坦金融發展依靠國外資本，主要來源于石油美元以及國外中短期貸款，哈薩克斯坦金融市場發展緩慢，并未有完整的金融體系；烏茲别克斯坦的金融市場穩定，但其金融體系規模小，金融市場封閉，與國外金融機構業務往來較少；吉爾吉斯斯坦的金融體系并不完整，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盡管有資本市場交易，但其資本市場交易規模小，隻有吉爾吉斯斯坦電信、銀行等14家企業在交易，平均年交易額一億美元。中國西部地區受國家政策的鼓勵，以及東部地區金融資本市場飽和的影響，金融資本有向西部轉移的趨勢，資本轉移依托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西部金融市場發展逐漸完善。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亞五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滞後與中國西部金融市場的發展形成梯度。
互聯網金融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邏輯
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亞五國已經具備與中國西部進行金融合作的條件，鑒于中亞五國金融市場發展緩慢以及金融結構單一，在合作過程中，以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為主，在合作對象上，針對中亞五國資源禀賦的差異，以及中國對中亞五國的需求，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以能源貿易和能源開采為依托，通過金融機構的信用擴張功能，服務實體。
互聯網金融克服金融排斥問題，時間與空間兩維度上實現資源轉移
絲綢之路經濟帶最大的特點是資源儲量豐富，對于一次性消耗資源的開發需要大規模的資金，且對資金的使用期限較長，從資本的本質看，在市場經濟模式下，會出現資本外逃，資金使用非持續的金融排斥問題。市場經濟模式下，資本具有逐利性，金融機構的目标是單位貨币價值最大化，在市場競争過程中權衡利潤來源模式、成本和風險控制。在傳統金融服務模式下，地區資金的流動依托金融機構，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空間布局對金融服務覆蓋面具有較大的影響，低收入人群和發展落後地區具有金融服務真空現象。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需要大量資金，并非單個金融機構能夠承擔，且在長期内，資本的逐利性必定産生資本外逃現象。互聯網金融依托網絡平台，具有信息公布、交易結算等功能，信息傳遞可達任何地區，彙聚社會資本，包括金融服務真空地區客戶，突破傳統金融機構網點設置缺乏的限制，并且能夠進行24小時資金交易，能夠有效、全方位且持續地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互聯網金融去中介化，低成本提供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依靠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以及金融服務與互聯網技術的深度融合。互聯網技術的進步解決了投資者和融資者信息不對稱問題，交易成本下降。投資者基于網絡平台，通過搜索引擎、大數據和社交網絡等方式收集數據，對融資者的資信和還款能力進行了解，甄選信用良好的項目直接進行投資，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解決了投資者和融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了信息搜尋成本，有效控制了信用風險，主要表現在對社會資本信息搜集方面。小衆客戶信息搜集的成本大，傳統金融服務難以滿足小衆客戶的金融服務需求，互聯網金融信息通過日常生活網絡化的平台端口，通過數據分析獲得小衆客戶金融服務需求，滿足其短期、小額的金融需求，互聯網金融能夠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項目合作提供低成本且規模較大的資金來源。
互聯網金融外部性、規模性提供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資金支持
互聯網金融具有外部溢出效應，梅特卡夫原則指出，随着網絡用戶的增加，網絡的價值是随着用戶數量平方的速度增長。資金供需方通過互聯網平台産生不同的金融需求，主要是金融服務品種的多樣性需求，對于單個用戶而言，其自身的金融服務需求衍生出金融服務供給端的創新，不同用戶鍊接多種服務，在龐大的金融網絡中交叉，形成巨大的網絡溢出效應。互聯網金融所衍生出金融服務的多樣性，能夠滿足不同客戶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能夠形成龐大的資金網絡，彙集社會閑散資本，累計規模龐大的資金池，定向投資于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項目，滿足能源開發項目資金規模大的要求，同時，多樣化的金融服務避免了資金使用的非持續性問題，能夠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項目提供持續的資金流。
互聯網金融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機制
構建區域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确保國别間資金往來的信用保障
哈薩克斯坦豐富的石油資源能夠保證中國石油安全，石油貿易結算以及對哈薩克斯坦資源開采的直接投資結算依靠銀行結算系統進行，但是，跨國界金融機構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所導緻的政治風險。中亞國家經濟發展落後，存在第三方幹預和内部不穩定導緻的政府違約風險，在與中國進行能源貿易和能源開采投資項目時可能拒絕合同約定。另外，中亞國家政治不穩定，自獨立之後，數次出現内戰以及針對跨國企業的示威遊行，例如，塔吉克斯坦内戰，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的選舉動蕩，增加了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的合作難度。政府違約主要來自大國在中亞地區的利益博弈。中亞地區自獨立後，中亞成為大國利益交錯地區，美國、俄羅斯、中國、土耳其等國家均将中亞作為争奪對象，大國通過協商或私下協議說服或逼迫中亞國家對其他大國的合作項目進行限制，維持和争奪本國在中亞地區的權益，謀求地緣優勢。如果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國說服或逼迫中亞五國對中國的能源貿易和能源開采投資進行限制，中國企業進入中亞國家将面臨政治違約風險。中亞國家的政治風險還體現在内部不穩定方面，中亞國家短時期内并未出現國家政治動蕩，政府官員腐敗、社會經濟失衡、部族關系緊張、政治反對勢力、有組織犯罪和毒品運輸對中亞國家的内部穩定造成威脅，政治的潛在不穩定導緻中國和中亞國家金融合作的政治風險增大。互聯網技術的提高可避免政治風險帶來的能源貿易合作受阻。在能源貿易過程中涉及能源貿易支付結算，建立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能源貿易資金的周轉由第三方管理，待能源商品交易完成後，由第三方進行資金調撥，避免了由于政治風險導緻的違約風險。
構建絲路大衆籌資融資模式平台，專項服務于絲路能源開采行業
哈薩克斯坦豐富的石油資源，決定了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投資标的為能源開采行業。石油資源作為哈薩克斯坦的國家命脈，哈國政府對外資進入本國石油開采行業具有嚴格的限制，在哈國興起的BOT投融資模式受哈國政府的青睐，已經是哈國吸引外資的主要方式，2006年哈國頒布的《特許經營法》，通過契約的方式将國有資産轉為私人（外資）臨時占有和使用，在一定期限使用後交還國家，即BOT模式融資方式。對哈薩克斯坦石油資源進行BOT模式，資金需求規模大，且資金使用期限長，BOT模式長期的非盈利性對國有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和盈利性造成風險，資本的使用效率較低，互聯網金融中的大衆籌資融資模式可避免資本使用效率降低的風險。大衆融資模式是資金需求者通過互聯網的大衆籌資融資平台，通過發布其項目的基本情況，向社會募集公共資金，通過股權、債權、分紅、利息等方式回饋投資者。衆籌模式的特點在于彙聚社會閑散資本，在國内儲蓄率低，居民并無有效的投資渠道情況下，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衆籌平台，将哈薩克斯坦石油開采項目通過互聯網向全社會公布，将BOT模式的預期收益率和回收期的結構組合信息提供給社會資金的供給者，能夠達到三種效果。第一，加快資本跨越國界流動，加快了人民币的使用頻率，有助于人民币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區域性流通；第二，保證了中國的能源安全，無論從成本角度還是從可持續供給方面考慮，以衆籌模式進行的BOT項目投資均具有可持續性；第三，實現了社會閑散資本的使用效率最大化目标，見下圖。
結論
蒙代爾在最優貨币區理論中提出了區域間金融合作的條件，據此，本文從貿易結構、經濟增長潛力和金融梯度三個維度對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中亞五國和中國西部地區的金融合作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中國和中亞五國已經具備金融合作基礎，貿易結構互補，經濟增長潛力大且經濟輻射強，金融梯度明顯。根據現有關于互聯網金融的研究理論，将互聯網金融理論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理論中，指出互聯網金融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内在邏輯，一是互聯網金融克服金融排斥問題，在時間與空間兩維度上實現資源轉移；二是互聯網金融去中介化，低成本提供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三是互聯網金融外部性、規模性提供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合作資金支持。最後，本文提出了互聯網金融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合作的具體機制，構建區域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确保國别間資金往來的信用保障；構建絲路大衆籌資融資模式平台，專項服務于絲路能源開采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