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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精神與專利共享促成矽谷

時間:2024-10-28 03:57:04

在2016矽谷高創會(北京)暨全球産業互聯網大會上,中國生物多樣組織和綠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胡德平發表了演講,他認為:“中國改革最大的困難還是思想解放和勇于實踐,還需要把實事求是精神化為中華民族的基準,貫徹到各行各業人們的工作之中,貫徹到各項改革措施之中。”他這樣說

一百年前的矽谷還是一片田野,有高山、沙丘、海灣、駱駝草,沒人會想到這個最不起眼的矽沙經過提煉後可以成為太陽能發電以及光纖通訊中的基礎性原材料,更沒有人會想到此後會有更大的人間奇迹發生。這究竟是什麼原因、什麼魔力促成的呢?我認為大緻分為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宏觀原因。首先,矽谷地區有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大學,并形成網絡互為犄角,互為支持。這些名校培養了大批緻力資本型的人力資源,這些人力資源在多元化産學研的關系之中,喜歡創辦初創公司、風投公司、天使基金,而不是僅為就業而努力。其次,矽谷還有全新的法律支撐體系,可以免費為初創公司服務。而且矽谷的法律和企業信用高度結合,一旦信用破裂,受損方往往因考慮時間的寶貴價值選擇不起訴,而是公布事實,讓違約者信譽掃地。再次,矽谷的宏觀眼光是獨具慧眼的,它面向全世界68億人口吸引科技、工程方面的移民,唯才是舉。20世紀末,印度和中國的專業人士在矽谷已占這一領域75%的比重。最後,矽谷的文化是多樣化的,它的商業文化往往略勝一籌,用試錯法去理解多方面的市場。同時,接受這種商業文化的人中不乏這樣一些人,他們追求的目标遠比财富和金錢更為宏大,即使他們所擁有的金錢已可享用終生,但是他們仍然如癡如醉地工作,因為他們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在矽谷工作的人既可能是發燒友,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嬉皮士。有人曾說像矽谷這樣囊括了社會學、經濟學、科技學、人文學的地方在歐洲很難找到,在美國的東海岸會有,盡管上述這些條件都是矽谷之所能成為矽谷的原因。

第二,曆史原因,這是矽谷可以一直在美國發揚和光大的原因。國際上曾有一位哲人這樣評述美國,他說:“我們通常以為美國是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由于藐視一切既成和傳統的東西,而遠遠超過我們這些舊式的、沉睡的歐洲人。這個新世界是由現代的人們根據現代實際的、合理的原則在處女地上重新建立起來的。美國人也總是竭力使我們相信這種看法。他們瞧不起我們,他們瞧不起歐洲,認為我們是遲疑的、帶有各種偏見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實際的人。而他們這個前進最快的民族對于每一個新的改進方案會純粹從它的實際利益出發,進而馬上進行實驗。”我認為這段話的核心是在“對于每一個新的改進方案會純粹從它的實際利益出發,進而馬上進行實驗。”某個方案一旦被認為是好的,幾乎在第二天就會立即付諸實際行動。因而在美國一切都應該是合理的,一切都應該是實際的。

有一家英國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訪問北京,來到了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和我們座談。他們的領帶上都帶有一組紡織機和棉花的圖案,介紹說紡織機代表英國最早的紡織機,棉花代表印度的棉花,意為英國的工廠和印度的棉花組成的這家公司。他們說此公司在一百多年以前有一位股東,就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88年對美國人進行的描述可用于今天在矽谷的創業人并不過時。我認為:恩格斯說美國人的實驗精神、成果付諸實踐的精神、做事的務實精神用于形容矽谷的創業者絲毫沒有過時。恩格斯說的思想不就是中國人說的實踐論的觀點和真理标準的觀點嗎?隻不過矽谷更偏重自然科學,中國更偏重社會科學。我認為把二者結合起來對世界的進步是很有利的。我沒有能力對美國多元化的社會群體做出分析,但憑有限的知識和直覺,我認為矽谷的創業群體和紐約華爾街金融巨頭或金融工程師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前者促進人類的文明和發展,而後者就想用美元來控制世界,我的觀點或許不對,但這是我對美國現今情況的直覺與看法。中國改革最大的困難還是思想解放、實踐問題,還需要把實事求是精神化為中華民族的基準,貫徹到各行各業人們的工作之中,貫徹到各項改革措施之中。

第三,矽谷的環境對公司、對學院、對科研單位的職務發明約束是相當寬容的,很少計較是誰拿了職務發明去辦公司。雖然通常規定職務發明屬于單位所有,但在矽谷有了新的想法,他們認識到知識應為世人共享,知識形成是人們互相啟發的結果,甚至知識的源頭都是多樣化的。由于矽谷對發明人的創造尊重高于産權制度,所以甲骨文、雅虎、Google的創始人都是從他們自己的職務發明起家的。而他們的原東家也并未因此和他們打官司。或許,矽谷現實中存在這樣的思想也影響了美國的立法機關。1980年,美國的立法機關通過的《拜杜法案》,就是把政府擁有的神聖專利權進行了改革,由政府資助的項目一旦成功,政府不再把專利所有權收歸政府所有。而受資助的單位可以自行選擇保有發明所有權的專利,由發明人來進行創業。該法案在1980年通過之後,對美國的科技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突破了專利所有權,有利于人類知識的快速發展。我覺得此法案的靈魂實際上就是矽谷的靈魂,是矽谷的靈魂推動了美國的立法,就此産生了《拜杜法案》。

回過頭再看看中國,今天中國高鐵所取得的成績已經舉世矚目,甚至強于中國的汽車制造業和飛機制造業。中國高鐵是由西南交通大學把高鐵技術成功轉化為産業提供了核心技術和設計的原創能力。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果,也有一個和矽谷相似的地方。2016年5月21日,中國中央電視台頭條播放了西南交通大學科研鼓勵的機制,該機制為凡屬科研人員或科研課題組完成的專利發明實用技術,包括職務發明,如果在學校裡組織推廣這種技術的科研公司時,發明人或課題組均獲70%的股份,學校占10%的股份,學院占20%的股份。該機制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科研改革中的重大實踐突破,我希望這一激勵機制能普惠整個科技領域,因中國還沒有立過類似這樣的法規,但目前已經做了這樣的決定,而且這樣的決定對中國的高鐵技術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當然,我認為西南交通大學還是以教學為主體,和科研也沒矛盾,但這種機制上的突破我覺得有矽谷的影子。

今天,有人判斷矽谷的發展已經不像原來那麼高速了,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的高科技園區也越來越上檔次,發展速度也加大了。比如中國的華為、航天技術、太空技術、量子力學等等都在科學園中發展起來了。再比如,北京的中關村、上海的張江也都發展得很好。在這種情況下,加強中美兩國的技術交流,将是一件極其有益的事情,而且展品也可以在北京展出,意義非常大。2016年5月30日,中共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空前規模的全國科技大會,開展民間的科技合作,我認為這是中美兩國結成新型大國關系極其重要的一環。近年來,中國赴美留學人數約為80萬人,學成回國的也有40萬人,希望中美兩國可以以互惠互利的關系展開科技合作,讓青年人的交往得到更大的發展。(本刊記者曹月佳報道張宇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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