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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和專家談能源發展

時間:2024-10-28 03:32:53

在中國新能源海外發展聯盟年會暨中國清潔能源産業協作發展論壇上,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合作局副局長林弘宇、中國大唐集團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焦建清、中國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霍廣钊、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水利部副總經理徐樹彪、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總裁孫興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智能光伏業務總裁許映童、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韓文科分别從政策、市場、資金等方面表達了自己對“十三五”時期中國清潔能源行業發展的觀點。他們這樣說

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合作局副局長林弘宇:新能源應按照“源、網、合”的方向去發展

近幾年中國新能源産業的發展非常迅猛,按照百分之幾十的比例在快速增長,與此同時,中國新能源發展也面臨諸多問題。這些困難和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和困難,并不是由某一個原因造成,想要解決這些問題,需從政策、技術、價格機制、金融手段等方面去破解,思考從“源、網、合”三個方向去發展。

一是“源”,新能源本身的規劃、建設包括如何與電網協調配合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其間既有政策因素也有技術問題。二是“網”,新能源不但自身要發展,同時也要和傳統能源、可調能源優化配合,還要更大的範圍進行優化配置,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實現跨國、跨洲聯網。既然信息可以形成互聯網,能源也有必要形成互聯網,在網上來輸送風能、太陽能,這樣能在更大範圍内享受到優化配置的好處,比如季節差、時間差等。三是“合”,要解決“合”的問題有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儲能,各種儲能方式要加快推動,包括政策、金融如何優先配制;如何鼓勵發展;如何給它提供金融服務;如何給它補貼;如何推動它的發展;如何在新技術上取得突破等。

中國大唐集團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焦建清:新能源産業發展要以國家利益為先

2016年末,國家發改委在廣泛征求業界意見以後,最終下發了“降低風電光伏上網電價”的文件,光伏下降了約1.5角,風電下降五分錢,類别不同,降得也不一樣。這項政策既是市場需要也是國家需要。在征求意見時,我們作為發電企業表達了以下四點意見:

第一,風電和光伏确實是新品種能源,發展起來也就十幾年時間,特别是光伏在近幾年有了爆發式發展,屬于新興行業。我建議國家層面在制定政策時,特别是在電價政策方面要給予新能源發電企業更加寬松的環境。電價是一個敏感性問題,涉及到新能源發電企業的生死存亡,作為新興行業,政府從各方面都應該予以鼓勵和支持。

第二,目前新能源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很嚴重的限電問題,特别是在三北地區。2015~2016年,甘肅限電非常嚴重,以至于對風電限定已經超過50%,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風電企業出現虧損。最近西部有一個特高壓線路項目,已接近完工,建成後西部的新能源電力就可以送到湖南。但這個項目有一個問題,湖南現在是能源富餘省份,用不了這麼多電,為什麼還要建特高壓呢?實際上,這是地方利益和國家利益中的取舍問題,既然希望借助國家政策引導,就應該以國家利益來考慮問題,不管是在哪個省都應該鼓勵新能源發展,同時減少化石能源的發展。也許湖南的火電廠要受到影響,但即使受到影響也是局部利益問題,國家在政策方面會首先考慮新能源發展,其次才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考慮火電發展,比如從服務角度在電網裡進行補貼。對于地方利益和國家總體利益間的權衡,首先要考慮國家利益,讓新能源視野能夠蓬勃發展。

第三,新能源的限電問題以往認為是技術問題,現在經過業界廣泛讨論已達成共識,可能是政策性問題,利益方面的争奪要遠遠大于技術上的問題。

第四,海外市場開發首先應本着為對方國家考慮為前提的發展原則去開發,這樣也更容易介入,先為别人考慮,再賺自己的錢。其次,采取新能源聯盟合作的模式非常好,在海外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國企業要發揮各自優勢進行合作。最後,開發海外市場時,要有長遠和戰略性考慮,基本點就是從“一帶一路”政策和國家對“一帶一路”政策長久性地支持和長遠發展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合作局副局長林弘宇

中國大唐集團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焦建清中國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霍廣钊:中國新能源産業規劃講求理性、實際和科學

首先,中國對于新能源産業的“十三五”規劃是比較理性、實際、科學的。從可再生能源整體來講,風電是2.1個億,太陽能是1.1個億,這個目标是考慮了中國在世界氣侯大會上承諾的15%可再生能源占比,也是從國家大戰略格局和國家影響力的角度出發。其次,從布局來說也比較合理,風電超過8000萬千瓦,太陽能超過6000萬千瓦,整體布局在三北地區占比較少,約占40%,而大部分是在東北和南方地區布局超過4000萬風電,所以有效地消納限電問題非常重要。再次,從通道來看,西北情況比較好,4000萬千瓦外送通道,而從結構上來說也比較好,整體結構在逐步降低煤電比例,可再生能源在大幅提高。最後,從整體可再生能源的補貼上來說,規模也比較實際。

中國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霍廣钊

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水利部副總經理徐樹彪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水利部副總經理徐樹彪:新能源産業的春天在未來

從中國未來能源結構的調整和發展來看,或者從全球發展中國家未來對需求增長的情況來看,從事新能源産業的春天在未來。“十三五”末到“十四五”時期,中國新能源會有一個快速蓬勃、大力發展的機遇,盡管過去取得了很大成就,這些成就在促進技術進步、成本下降、政策出台等方面功不可沒,但實際上,發展的春天還沒有到來,真正到來之前還有以下五個方面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技術方面。技術方面最難的就是儲能技術,目前中國電動汽車産業發展非常之快,全球在電動汽車技術研究成果方面也有着日新月異的變化,千家萬戶也對新能源儲能技術有需求,通過全球互聯網專家的研究調動後,一定會對太陽能起到很好支撐。而我們更看好氫能儲能,這方面在美國和日本做得也都很好。儲能技術一旦突破了,成本就會下降,彼時發展的春天一定會到來。

第二,經濟性。中國在“十三五”規劃中應該大力發展的新能源戰略,我們還是傾向于發展三北核電,不太贊同在中東南北發電,海上風電電價比較高,不足以支撐補貼太高的新能源發展模式和産品品種。因為我們在特高壓領域做得也很好,加上深度調風,風電價格現在在三北基本上在三毛至三毛五之間,加上七八分錢的特高壓線路,一直到京津冀核心完全具備競争能力。

第三,體制機制。退出化石能源可能需要時間,因為牽扯到經濟可持續增長問題,能源價格平衡着整個行業穩定。中央和地方一定要思考如何提高資源利用度,同時,各省追求自身經濟發展的矛盾怎麼銜接,這些問題在2017年一定會得到解決,所以未來發展會很快。

第四,太陽能方面,目前重點還是要降低成本,需要業内同仁共同努力。如何保證“光伏電站20年生命期”的問題?雖然現在對此關注不多,但如何使成本下降呢?國家補貼肯定不可持續,一個企業要補貼超過一百億,盡管已解決了一部分,但是好多民營企業很難做,這屬于規劃中的一個困惑。

第五,境外投資方面。無論是發展中國家的能源企業,還是全球的能源企業都面臨一個問題,全球的能源企業一做化石能源就停掉了,然後全部轉到新能源領域。而發展中國家因為享受了前面科學技術的成果,未來在能源發展中可能就會抛開化石能源。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總裁孫興平:以實際行動來調整能源結構

首先,太陽能發展的春天能不能來,主要是能不能不依賴國家補貼,能不能實現平價上網。除了技術進步和造價降低以外,關鍵還是産融結合與國家政策補助問題。為什麼美國電價比中國便宜;為什麼迪拜的電價能達到2.99美分/千瓦時?對此我們進行了非常深入地研究,就是因為他們國家的政策使産融結合得非常好。比如美國有個很好的稅務政策,國家上稅情況良好的企業去投資太陽能電站時,可以享受來自三方面的回報,一是退稅;二是加速折舊帶來的回報;三是參與股權分紅,這樣使光伏投資人的股權比例可以降到10%以下。此外,美國融資要求不超過1%,貸款利率不超過3%,如果中國的政策到位,那整個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将大幅度下降。再比如阿布紮比的招标政策很好,天時地利條件也好,日照能達到2000以上,而且土地不要分紅,銀行利率也下降20%~30%,不超過2.5%,股權比例允許到10%,這些方面都是在切實鼓勵太陽能的發展,如果這種條件在中國也能做到,實現平價上網就不是夢。技術進步、造價降低、金融政策傾斜、稅務政策傾斜都至關重要,所以中國的能源結構要改,目前已做了很多承諾,雖然國家也有很多配套政策,但是落實下來很難。

其次,融資問題。由于太陽能建設特點,在建設過程當中拿不到全部貸款,都是過橋金融租賃,金融租賃在2015年超過8%,2016年規模有所上升,國家政策和指标為必要條件。至于整個造價、電價降低等問題,中國的國家政策如能夠達到美國或者阿聯酋的政策标準,現在就可以實現平價上網了。平價上網不在于行業進步、造價進步、管理水平提高,關鍵還是國家政策落地和稅務金融政策結合以及産業結合,應該拿出實際行動來調整能源結構。

最後,規劃主要集中在電網和能源、電源方面,太陽能、風能發展最好的地區都是在西部,加大氫能能源發展,對核能的限制和規劃調整也要落實到真正行動上。照此發展下去,預計在三年時間内,中國用電量會供大于求,可能會蔓延到西部地區。影響平價上網的因素很多,能不能大力發揚風能和太陽能,不光是要聚焦技術進步、造價、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問題,還要聚焦中國的國家政策、産融結合問題。目前中國有綠色債券,但是發展得不好,各個部門都不願意做,利息都很高,已超過銀行貸款利息,這還能稱之為綠色債券嗎?如果這些問題得以解決,肯定會推動中國的平價上網。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總裁孫興平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智能光伏業務總裁許映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智能光伏業務總裁許映童:發展海外市場要做好風險管控

首先,目前中國的組件、裂變器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也在海外參與了很多項目。随着《巴黎協定》簽訂之後,除了發達國家制定了新能源發展目标,發展中國家也非常重視,而且确實有所行動。中國企業前兩年在國内市場機會非常大,發展非常好,但“走出去”的動力不足,如何從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轉型?需要思考,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就非常可惜,好在現在已經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加大了去海外發展的步伐。

其次,中國海外合作對于央企、國企的挑戰更多,因為受到很多決策機制限制,“走出去”需要找到合作方,還得有長遠眼光與預見性,同時造價方面也要做出相應承諾,誰的價格低誰就可能獲勝。央企、國企的項目很多需要在現場決策,在“走出去”過程中會遇到很多挑戰。

再次,中國企業“走出去”真正能成功并具備持久力的企業都是投資确實符合了真正的商業利益,能不能給當地帶來利益要有長遠性投資。而要真正做到系統性管控風險,包括商務風險、法律風險等需要借助當地政策。華為開始隻是建設一個基站最後發展到幫對方國家修一條高速公路,因為合同的條款中沒有注明這項,早期的制度不健全走了很多彎路,好在已經走過去了,所以在面對海外風險時做好管控非常重要。

最後,新能源的前景已經可以真實看到,特别是在海外投資時,希望能夠看到中國從投資方、設備供應方等能真正一起出海,一起把中國的新能源發展形象在全球樹立起來。

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韓文科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韓文科:對新能源産業的四點思考

第一,降成本。中國在“十三五”規劃中把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和風能發展的目标适當調低了,為什麼?實際上在讨論“十三五”規劃時面臨着社會和其他部門的壓力,一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到現在,尤其是這兩年,太陽能發展速度很快,風電發展速度也很快,裝機量很大,但是當前電力處于一個新常态,需求低,産能過剩,要想在“十三五”規劃時期發展得更快,就需要國家從煤電裡面挪出更多空間給可再生能源,挪太多也挪不動,隻能挪一部分,用一個較文明的詞是要去“抵”。此外,補貼也到了一個關頭,現在一年超過500億的補貼,來源不足又欠費,這麼發展下去未來要補貼多少呢?降價的壓力很大。對此中國政府做了兩件事,一是把發展的速度适當調低,達到和諧發展,二是标杆電價下調,但呼籲國家要考慮到企業的創新能力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兩件事做了以後有利于“十三五”規劃發展,也是“十三五”規劃建設的一個框架。就此,我們可以判斷“十三五”規劃還要進一步降低電價,對企業來講,要思考怎麼把成本降下來。

第二,調政策。中國的配套政策要把優惠體現出來,這樣才能和企業形成合力。中國“十三五”規劃期間的大政策有了,速度也調低了,降成本也和企業形成了互相期盼的協調利益,還能做什麼呢?實際上政策還需進一步精細化,産業政策要準,就是要重點給可再生能源以拉動,定向給可再生能源以減弱,逐步實施。實際上中國國家層面已經看到,發展可再生能源就得從龐大的煤電裡面騰出來一些空間,但是煤電也要發展,五大電力公司除少部分是可再生能源,餘下都是煤電,它們也要存活,調整還需逐步實行。目前已經定了京津冀、北方地區推行清潔供熱的大方向,以後要加重力度。中國在“十三五”規劃期間對可再生能源發展要騰挪出空間。

第三,協調發展。以電網為例,電網今後要建立一個彈性電網,所謂彈性是更多地吸納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國電網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中國在“十二五”規劃以前是盲目發展,現在棄風棄光現象嚴重也說明比較盲目,“十三五”規劃把發展速度降低,盲目性就減弱了,但與此同時,壓力也給了電網。政府被分解出來做好降價、協調發展,往外擴張,這種發展環境會更好。

第四,國際化。在海外發展首先要變成一個國際化公司,國際化公司就是要為其他國家服務,不是以賺錢為一定目的,想賺錢先要為别國發展服務。國際化是“走出去”的高級階段。現在全球的綠色發展框架在不斷形成,這對中國新能源企業“走出去”,尤其是太陽能企業“走出去”非常有利。但怎麼“走出去”要有講究,聯盟很重要,聯盟并不是壟斷,對各個企業都有利益,互相要思考如何合作,降成本是杆大旗,對社會也是正能量,企業降成本并不都是躺在國家身上,同時,聯盟也是一杆大旗,讓企業間形成合力,避免惡性競争。

(國際融資記者承安報道并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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