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現在大家以擁有蘋果手機為榮，因為它創造了新需求。微信也一樣，誰也無法在幾年前就預測到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是騰訊創造了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需求。新供給是指能夠持續創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場的一種新技術、新産品或新的商業模式、管理模式。新供給本質上是創新驅動而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
2016年12月9日，在《證券日報》社主辦的以“創新引領增長，改革激活市場”為主題的第十二屆中國證券市場年會上，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指出，“如果能夠規劃未來的新供給，我認為産業政策就是合理的，但是在過去十幾年、二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看，有哪種新供給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比如蘋果手機是政府規劃的結果嗎？騰訊微信是政府規劃的結果嗎？互聯網裡面的各種東西是政府規劃解決的嗎？産業政策為什麼有時候不那麼好使？就是因為它隻是基于現有的供給結構去展望一點點的未來需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劉世錦曾撰文指出，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面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于居高臨下地做産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是着力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
滕泰表示，如果供給升級引領消費升級，政府的産業政策就必須适當有所約束。政府必須幹預經濟，幹預的方向在供給側，幹預的方式是孵化而不是規劃。比如說中關村可以模仿美國的矽谷，但是如果另外一個地方沒有那麼多名牌高等院校也通過免稅或者其它政策制造一個什麼小鎮來打造中國的矽谷，那一定會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
政府在産業政策上要想發揮積極作用，滕泰認為，既不能什麼都不管，也不能什麼都管，應該在供給側創造讓生産要素從老供給轉移到新供給的條件。當所有人都在用蘋果或者其它智能手機的時候，你會發現諾基亞、摩托羅拉等老式的功能手機消失了。新供給的産生和擴張必然伴随着老供給的退出，從這個角度來看，去産能、去庫存也符合經濟學的學術邏輯。但是從市場的自然衍生來看，它有一個先後順序，應該是先有新供給、新動能，再有老供給的退出。如果不是這樣的先後次序，至少新供給、新動能的培育和老供給、去産能、去庫存應該是同向并肩行使的兩條河流，合二為一意味着經濟轉型真正發揮了一點成效。如果把這個順序倒過來，片面強調去産能、去庫存，而對新供給新動能的培育上面力度不夠，那結果就加重經濟下行的壓力。
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研究2017年經濟工作時要求，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同時要培育壯大新動能。
對于新的一年供給側改革究竟如何改，滕泰也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認為應做重心上的微妙調整，要把重點進一步放在培育新供給、新動能這樣的政策上，而政府發力點絕不是從需求側出發規劃每個産業政策，而是從投資環境、稅收環境、搭建完善的要素市場和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來孵化新的産業，打造孵化新産業的好環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用改革的方式促進結構調整，而不是用計劃的方式去調結構。怎麼用改革的方式促進結構調整？滕泰指出，要聚焦五大要素市場改革，讓要素從老的過剩的産業裡面迅速向新的産業轉移。比如涉及人口和勞動力的戶籍制度改革、降低土地成本的土地制度改革、融資難融資貴的金融體制改革、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創新方面的技術和教育、科研體制改革。
這方面，劉世錦也曾指出，供給側改革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第一，對減産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内取得實質性進展。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第四，加快産業轉型升級、精緻生産。第五，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包括保護産權特别是知識産權，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系等。
劉世錦強調，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場，這将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必須加快推進要素市場改革，一方面使過剩産能、低效無效要素出去；另一方面，使有競争力的、創新的要素能進來，通過生産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随處可見的低效率窪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産率的新格局。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這是中國經濟向形态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要在新常态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依靠改革。”中國證監會前主席周正慶在第十二屆中國證券市場年會上指出，資本市場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成為服務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态的重要平台。按照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創、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都需要資本市場的支持，也為資本市場改革發展提供了契機。
周正慶強調，“沒有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就不可能有一個強大的中國經濟，如何使資本市場更好地服務于經濟新常态的發展，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認為，上市公司、投資者、監管者、資本市場服務的提供商（主要是以證券公司為代表），它們構成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四方關系。“如果懷着發展資本市場的理念，懷着構建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我們的四方關系進入良性權責分明的階段，在法律規則的框架下運行，同時要有創新的思維，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和光明的前途。”
上交所資本市場研究所所長兼發行上市部總監魏剛表示，上市公司治理現在面臨的比較大的問題或者特點包括，企業内部治理的動力不足，外部監管的有效性不足，大股東管理層與中小股東利益不一緻，國有企業激勵不足和民營企業的約束不足。他認為，上市公司治理改革應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繼續推進監管轉型，強化外部的監管；二是加強制度的供給，強化規則的支持；三是更好地建立激勵約束機制，強化市場功能。
針對降庫存和房地産改革，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标本兼治，治本為上，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制度（保障房和商品房雙軌供給）、投融資制度和稅制改革。重慶、上海房産稅試點是寶貴的經驗，加快房地産稅立法并适時推進改革，要運用本土寶貴的經驗，不能光講國際經驗。供給側改革要因城施策，不能千篇一律。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改革現行的土地制度，開放土地市場。引進供給側競争，可以促使過高的房地産價格回歸合理水平，有利于減輕居民負擔和啟動内需，有利于房地産市場的健康發展。
對于如何衡量供給側改革的成效，滕泰在第十二屆中國證券市場年會上指出，那就是看轉型升級的力度、放管服的效果、要素市場和民生壟斷領域的改革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