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中的任何個體都有着理性的自利，個體行為按自利規則行動；若要使個體行為利益與集體價值最大化目标契合，即個體價值與集體價值這兩個目标函數一緻化，就需要通過某種制度安排，也就是機制設計理論中的“激勵相容”。
激勵相容，旨在有效解決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間的矛盾或沖突，使每個成員在為組織多做貢獻中成就自身事業。在一個組織中，參與者理性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與機制設計者所期望的策略一緻，使參與者自願按照機制設計者所期望的策略采取行動，從而實現共赢，可謂皆大歡喜。
中國正在經曆的市場化改革，不啻為一次機制設計的大變革。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尚未從根本上建立既能夠進一步強化監督、又确保改革進程中的創新動力的一套監督與激勵機制。尤其是對于正在啃的“硬骨頭”諸如國企、财稅、産權等方面改革而言，這些現實問題的解決，更是亟需形成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
立足新一輪大改革與大調整，人大劉元春教授甚至認為，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的缺乏是經濟持續回落的深層次核心原因：驅動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激勵機制已經被打破，但适應新常态的利益共容體系和激勵機制卻沒有出現；反腐倡廉和全面整頓堵住了很多的“歪門”和“旁門”，但卻沒有很好地開啟“正門”；各級精英階層的積極性呈現消退的态勢，各類傳統的共謀格局被打破，但卻沒有圍繞新常态下改革調整的階段使命，形成一緻行動和良性合力。
作為發展中大國，在改革中出現利益分化和競争難以避免，完善激勵相容機制，在于調動改革行動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避免“懶政怠政”。劉元春認為，新階段要充分發揮市場的自動調節作用，通過價格機制調整、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等方式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構建出新一輪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并将此視為“宏觀經濟能夠實現觸底反彈的關鍵”。
更進一步，他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檢驗标準，正是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有無形成：改革本質是重構适應生産力發展的制度體系，需充分發揮社會主體作用，建立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通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形成利益共容的生産體系、分配體系和交換體系；供給側改革是否有利于生産力發展，最為直接的檢驗方法，就是觀察其是否有利于發揮各社會主體的能動性，是否形成了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
換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并不在于短期的經濟形勢，也不在于具體某個領域的進展狀況，而在于經濟體制層面下激勵相容的體系建設。可以預見的是，随着财稅改革中的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産權保護法治化等一系列改革舉措的推進，相關監督與激勵機制設計會得到加強。
除了通過加強激勵相容的機制設計促進創新驅動，一些專家也積極倡導發展中國的思想市場。去年十月，吳敬琏先生題贈給筆者這樣三句他多番呼籲的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長期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