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發展進程中出現了三個“出乎預料”。一是世界經濟複蘇進程之難出乎多數人預料。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很多人以為世界經濟在較短時間内就會恢複強勁增長。但實際情況卻是，繼美國發生金融海嘯之後，歐洲出現了債務危機，一些發展中國家也陷入了經濟衰退之中，世界經濟迄今未形成有較大帶動作用的增長點。二是各種逆全球化的聲音不絕于耳出乎多數人預料。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全球化的深入推進有力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發展，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全球化趨勢将不可逆轉。但是，在2008年之後，由于各國經濟遲遲未能走上持續複蘇道路，被高速增長所掩蓋的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内各群體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地顯現了出來。在這種背景下，反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大。三是一些國家國内政治格局的變化态勢出乎多數人預料。面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與反全球化聲浪，人們普遍期待政治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政治家采取理性、正确的選擇，繼續推進全球化和重振全球經濟。但英國脫歐公投、意大利修憲公投、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以及當前法國、德國大選的形勢都出乎多數人預料。這種政治格局的變化意味着各國的政治家們要采取理性的、進一步推動全球化的政策措施，會受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掣肘。
總的來看，現在“黑天鵝”這種小概率事件不斷出現。更值得憂慮的是，如果這種态勢發展下去，那些原本是小概率的事件，可能演變成“灰犀牛”這類大概率事件（比如嚴重的地緣政治沖突）。
主動作為，攜手應對
面對不确定性所帶來的挑戰，我們是坐等觀望、消極應付，還是積極謀劃、主動作為，以應有的擔當突破“重圍”，走上新的發展繁榮之路？我們的答案顯然應當是積極謀劃、主動作為。
曆史表明，在困難和挑戰面前，主動作為還是被動應付，結果會顯著不同。面對不确定性，人們主動作為，能夠通過消除不利條件和創造有利條件，降低發生負面事件的概率，增大發生正面事件的概率。在這方面，中國有着豐富的經驗。我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面對國有企業發展中的困難，我們沒有像一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任其“自生自滅”，而是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計劃”，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奠定了國有企業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的基礎。如果沒有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對國有企業的主動改革，就不會有今天國有企業發展的良好局面。
主動作為，重在事先周密謀劃。“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經濟社會發展總有不确定性，但也不是沒有規律可循的。世界經濟要走出當前的發展困境，必須長短結合，對未來發展做好統籌謀劃。
确定無疑的是，各國要在新的形勢和環境下，結合解決當前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需要，對自身未來發展進行謀劃。當今時代，随着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交易和交通成本不斷降低，全球産業分工持續深化，國際貿易和國家間的投資合作極大發展，資源、資本、勞動力、信息等生産要素的跨境流動日益頻繁，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系大大加深，各國人民的命運相比以往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各國所做出的戰略和政策選擇，其溢出效應無論是有益的還是不利的，影響面都比以往任何時候大。因此，在這一背景下，一個國家特别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在謀劃未來發展時，應該處理好自身發展和他國發展的關系，處理好本國國民福利增進和全人類共同發展的關系。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一些主要經濟體紛紛推出力度較大的量化寬松貨币政策。這些政策給其他國家造成了彙率升值壓力，導緻出口競争力相對下降的影響；同時，也帶來了全球流動性泛濫，大量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國家，使這些國家的股市和房地産市場滋生不穩定風險。近年來，個别發達國家又在逐步收緊貨币、啟動升息周期，其他國家又面臨着陷入進一步衰退的危險。發展中國家陷入經濟困境反過來又對發達國家産生不利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絕不是零和關系，在相當程度上應是榮損與共。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測算，新興國家經濟增速每下降1個百分點，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就會下降0.2個百分點。
因此，各國既要謀劃好自身發展，也應攜起手來，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共同對全球發展進行統籌謀劃。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從個别國家的次貸危機肇始，最終演變成長時期、大規模的全球經濟衰退，即使各國推出了大量刺激政策，也未能扭轉全球發展的頹勢。研究表明，問題的本質不僅在于各經濟體内部，更在于全球層面上發達國家始終處于價值鍊的高端，發展中國家長期鎖定在價值鍊的低端，導緻南北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地區沖突多發，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難以持續擴大，也使發達國家拓展海外市場遇到了屏障。這就迫切需要各國加強合作，共同謀劃，進而優化全球治理秩序，使全球發展更具包容性。也就是說，要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都能收獲應有的利益。另外，我們還要看到，随着技術進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人類不僅會在經濟層面遇到挑戰，而且可能會在社會層面遇到挑戰，這也需要世界各國來共同做好謀劃，加以應對。
現在“黑天鵝”這種小概率事件不斷出現。更值得憂慮的是，如果這種态勢發展下去，那些原本是小概率的事件，可能演變成“灰犀牛”這類大概率事件
全球治理的中國探索
在謀劃全球未來發展方面，中國政府做了積極的探索，履行了一個人口大國和經濟大國應盡的責任。
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判斷，之後又多次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闡述，并逐步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9月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勾畫了“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倡導通過支持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推動結構性改革，提升生産力，創造就業，釋放新的經濟潛力；同時，明确承諾，支持發展中國家利用科技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的機遇，制定相關戰略和計劃，推動包容性發展。
當前，優化全球治理體系最大的難點在于，一方面，随着各國經濟力量對比格局的變化，一些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性議題發言權的訴求日益強烈；另一方面，原有治理體系下所形成的利益格局難以撼動。在優化全球治理體系的過程中，一些國家應舍棄舊有治理體系下所獲得的不當利益，把人類共同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上，為全球發展創造更好的制度條件。
在完善多邊貿易機制方面，各國特别是大國要堅定維護世界貿易組織的權威，繼續發揮這一組織在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的作用。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把區域性的貿易安排作為新階段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而不能使之成為一種超國家的、空間範圍更大的排他性安排。在全球金融協調方面，主要大國要加強合作，強化全球金融風險的識别、預警和處置機制。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之間要在信息、資金和技術等領域展開更加密切的合作，在平衡南北發展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着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當前，結構性改革，無論是對世界經濟格局，還是對發達國家乃至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内的發展中國家，都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各相關國家應根據自身結構性矛盾的性質和規模，以及基本國情、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所處的階段，制定和實施相應有效的政策，盡快化解結構性矛盾，走出困境，謀求新的發展，為世界經濟的複蘇作貢獻。
目前，中國正在着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和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優化經濟結構，建立供給結構能夠更好地适應需求變化的長效機制。2016年，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效。2017年，我們将按照既定部署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值得強調的是，我們所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一般的短期政策，而是從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一長遠目标出發，對經濟結構進行深度調整，重點要抓住與供給側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加大調整有礙于市場對配置社會資源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相關政策規定。這種改革，不是皮膚之痛，而是“傷筋動骨”，是要準備付出沉重代價的。例如，為了去産能，必須承受巨大的失業壓力，必須花費大量資金安置下崗職工；去杠杆，必須承擔由此可能産生的金融風險，等等。但是，這也是結構性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既然不可持續，就必須早日實現轉變，長痛而衰不如短痛重生。
推進結構性改革，還要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特别是要發揮跨國公司的積極作用。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發布的《2016世界投資報告》，從1990年到2015年，跨國公司海外雇員從2145萬人上升到7951萬人，海外資産總額從4.6萬億美元上升到105萬億美元，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産、技術變革、産業革命以及南北平衡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對各國發展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跨國公司要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研發全球産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加快其創新成果的擴散和應用；也要利用其跨國經營的生産優勢，在與相關國家政策溝通和政策協調過程中發揮“橋梁”作用；還要深度融入東道國經濟，在東道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特有作用。
在結構性改革中，專家學者和智庫也大有用武之地。智庫應利用自身的人才、知識和平台優勢，深入研究破解結構性矛盾的方略和措施，為各國政府提供可信、可行的政策建議。
（本文據李偉主任在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歡迎晚宴上的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