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轉向高質量發展
“不平衡”講的是經濟社會體系結構問題，主要指比例關系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續性不夠，而制約生産率的全面提升。“不平衡”主要表現為以下六個方面:一是實體經濟和虛拟經濟不平衡。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8.4%(2016年），為主要經濟體最高，超過美國的7.3%、英國的7.2%。大量資金在金融系統内部循環，“脫實向虛”現象比較突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有待提升。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從人均GDP最高的前5個省份與最低的後5個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以及地區間加權變異系數看，我國區域間差距自2006年以後逐步縮小，但近兩三年出現再度擴大的勢頭。三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2017年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81倍。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差距仍很明顯。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還在0.46以上，仍處在較高水平。如果考慮到财産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問題更加突出。五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看病難、看病貴、擇校難、上學貴、養老難、養老貴等問題，仍然是人民群衆的操心事、煩心事。六是經濟與生态發展不平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人民群衆對美好環境和生态産品的需要日益增長，與生态環境總體不佳的矛盾仍很突出。大氣、水、土壤污染挑戰十分嚴峻，2017年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空氣質量達标的僅占四分之一。
“不充分”說的是總量和水平問題，主要指發展不足、潛力釋放不夠、發展中還有很多短闆，發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還有不小距離。“不充分”具體也有六個方面的表現:一是市場競争不充分。市場準入還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壟斷、所有制歧視時有發生，一些“僵屍企業”退出困難，地方保護問題依然存在。二是效率發揮不充分。資本投資效率逐年降低，當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資，投資效率明顯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我國10年前的水平(2008年—2017年增量資本産出效率平均為5.7；1998年—2007年則為4.0)。全要素生産率水平僅為美國的43%左右。三是潛力釋放不充分。我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4%、歐盟國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四是有效供給不充分。居民消費結構加快升級，而新産品和新服務的供給能力跟不上，居民個性化、多樣化、服務化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五是動力轉換不充分。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态和新模式不斷湧現，新舊産業融合不斷加快，但整體規模和貢獻還相對有限，創新驅動增長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六是制度創新不充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還面臨一些體制機制約束，監管體系、産品質量、食品安全、知識産權保護等方面的制度缺口還很明顯，有利于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制度環境還未全面形成。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經濟工作的方向和重點，要求我國經濟發展切實轉向高質量發展。根據世行與我們的合作研究，二戰以後的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隻有13個成功邁入高收入行列，這13個經濟體有一個共性特點，就是經濟增長都實現了由量到質的轉型。我國當前處在從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關鍵期，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三大攻關期，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紮實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
需要什麼樣的高質量發展
過去40年的高速增長，成功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現在強調高質量發展，根本在于解決“好不好”的問題。
高質量發展，意味着高質量的供給。我國擁有全球門類最齊全的産業體系和配套網絡，其中220多種工業品産量居世界第一。但許多産品仍處在價值鍊的中低端，部分關鍵技術環節仍然受制于人。推動高質量的供給，就是要提高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更好滿足日益提升、日益豐富的需求，跟上居民消費升級步伐。
高質量發展，意味着高質量的需求。我國已形成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内需市場十分廣闊，但是就業質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養老、醫療、教育等給居民帶來的負擔還比較重，人民群衆缺乏穩定預期，消費能力和意願受到明顯抑制。促進高質量的需求，必須解決這些問題，釋放被抑制的需求，進而帶動供給端升級，促進供需在更高水平實現平衡。
高質量發展，意味着高質量的配置。我們過去的高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資源在城鄉、行業、區域之間的重新配置。當前，我國産能過剩問題仍較突出，部分“僵屍企業”死不了、退不出，大量資源和要素被鎖定在低效率部門。同時，部分基礎領域和服務領域的開放度不夠，民間資金進入受限。實現高質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完善産權制度，理順價格機制，減少配置扭曲，打破資源由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配置的障礙，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高質量發展，意味着高質量的投入産出。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更多的财富，實現成本最小化或産出最大化，是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也是衡量發展質量高低的重要标準。實現高質量投入産出，就是要更加注重内涵式發展，扭轉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逐年下降的态勢;在人口紅利逐步消退的同時，進一步發揮人力資本紅利，提高勞動生産率;提高土地、礦産、能源資源的集約利用程度，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最終實現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推動經濟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
質量發展，意味着高質量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既是經濟運行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收入分配的質量好壞，直接反映經濟結構的優劣。實現高質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動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環節，要逐步解決土地、資金等要素定價不合理的問題，促進各種要素按照市場價值參與分配，促進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再分配環節，要發揮好稅收的調節作用、精準脫貧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調節存量财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形成高收入有調節、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會流動性，避免形成階層固化。
高質量發展，意味着高質量的經濟循環。經濟循環是生産、流通、分配與消費，虛拟與實體，國内和國外互動與周轉的總過程。提高循環質量，是實現生産要素高效配置的途徑。中醫古話說，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把循環搞好了，經濟發展就具有可持續性。當前我國經濟存在三大失衡:供給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産和實體經濟失衡，根本上說都是經濟循環不暢的外在表現。促進高質量的循環，就是要暢通供需匹配的渠道，暢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渠道，落實“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逐步緩解經濟運行當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确保經濟平穩可持續運行。切實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高質量發展是一場耐力賽，需要腳踏實地，打牢基礎，一步一個台階。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過程注定不會一帆風順，我們必須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有序排除長期積累的風險隐患，有效應對外部不确定性的沖擊，為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着眼今年，我們要切實應對好國際上三大不确定性和國内三大風險。
從國際看，一是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影響。受單邊化、内顧化、民粹主義傾向的影響，一些主要經濟體采取了變相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行動，甚至通過價格、稅收等途徑限制外國産品進口，加強安全審查限制外國投資，由此引發的經貿摩擦可能會打擊正在複蘇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比如，去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滿15年後，即自2016年12月11日起，所有WTO成員都必須終止對中國出口産品反傾銷調查中适用“替代國”方法，但一些國家通過替代性标準，變相違反WTO成員國的條約義務，實質都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表現。
二是國際宏觀政策調整的溢出效應。美國“縮表”和加息進程加快，歐洲也有望在今年開啟“縮表”進程，主要經濟體貨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資産重新配置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特别是高債務的發展中國家壓力将有所增加。同時，美國稅改引起全球廣泛關注，可能導緻新一輪的稅收競争，由此産生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三是國際地緣政治動蕩的沖擊。朝核、伊核問題發展方向仍不明确，恐怖主義威脅仍在持續，中東局勢又添新變局，部分地區的穩定問題可能對全球經濟更大範圍的複蘇形成沖擊。
從國内看，一是金融風險聚集的态勢。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2017年以來，通過加強監管力度、整治金融亂象、補齊制度短闆，金融業脫實向虛的态勢得到初步扭轉，金融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要看到，宏觀杠杆率(總債務/GDP）上升趨緩，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價格效應，2017年GDP平減指數預計比2016年高4個百分點。此外，道德風險、剛性兌付和監管套利現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礎尚不牢固，金融機構仍有較強的規模擴張沖動，金融嚴監管任務還很重。
二是房地産大起大落的問題尚未根本緩解。近年來，房地産與實體經濟失衡的矛盾比較突出，房地産貸款占全國新增貸款接近一半，個人住房貸款餘額快速增長，并推動房價快速上升，造成市場資源配置嚴重扭曲。2017年以來，一二線和部分三四線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購、限價、限售、限貸等行政性措施，房價快速上漲的勢頭有所緩解。但适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區房價上漲壓力仍不小，市場出現大幅波動不無可能。
三是地方舉債也需要進一步規範。經過3年多地方債置換，地方政府債務償還壓力總體有所減輕，但近期有些地方政府通過PPP模式、政府購買服務、政府引導基金等變相舉債，隐性債務較快增長問題比較突出。2017年5月以來，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規範地方政府舉債的措施，對違規擔保、名股實債等隐性舉債渠道進行規範。下一步，必須堅持“逐步消化存量、堅決控制增量”“開前門、堵後門”的原則，嚴格推進地方債務規範管理，落實債務處置主體責任，嚴肅問責機制，在統籌考慮在建項目和資金鍊風險的同時，切實防範化解地方債風險。
創造良好條件開啟高質量發展
針對高質量發展目标和面臨的突出風險挑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8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等攻堅戰方面取得紮實進展，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從而，明确了今年經濟工作中“五大政策”的取向與着力點。強調積極的财政政策取向不變，确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特别是隐性債務管理。穩健的貨币政策要保持中性，保持貨币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與去年實際水平相當，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強化實體經濟吸引力和競争力，優化存量資源配置，促進有效投資特别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社會政策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積極主動回應群衆關切，加強基本民生保障，及時化解社會矛盾。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我國經濟有條件繼續保持在中高增長平台平穩運行。從投資看，受規範地方舉債和房地産持續調控的影響，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産投資增速将略有放緩，但市場化程度更高、内生動力更足的制造業投資增速呈現企穩回升态勢，将對沖部分投資下行壓力，整體投資增速有望穩定在7%左右水平。從消費看，消費升級态勢不減，電子商務、新零售、共享經濟等新型消費業态不斷湧現，消費整體增速預計将穩定在10%左右。從出口看，國際經濟延續複蘇态勢，大宗商品價格溫和上漲，投資品貿易繼續恢複，即便考慮基數因素，我國出口增長也僅會略有放緩。總體判斷，2018年經濟運行有望延續增速穩、就業穩、物價穩、效益穩的“多穩”局面，将為經濟工作重心更多轉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智庫的政策咨詢研究對決策的重要支撐。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将推動中國這樣一個具有13億多人口的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這對于中國、對于世界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同時也必然會遇到許多問題和挑戰，亟須各類智庫開展理論和政策研究。這既為智庫建設提供了廣闊舞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歡迎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