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峰(中國科學院教授)
今天的中國大地，處處有人經商。以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為核心的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更成為時代風潮。然而，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曆史長河中，商人的地位并非像今天這樣顯赫。盡管到明清時期，商貿行業繁雜，商人隊伍日漸壯大，競争日益激烈，但在皇權官僚社會統治者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下，“士、農、工、商”排序中，商業仍屈居末位。
而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商人們利用天然的鄉裡、宗族關系聯系起來，互相支持，和衷共濟，形成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商業群體—商幫。
商幫是以鄉土親緣為紐帶，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标志性建築的商業集團。在明清300餘年的中國商業史中，按照地域形成了山東商幫、山西商幫、陝西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甯波商幫、龍遊商幫、福建商幫、廣東商幫、徽州商幫等十大商幫—這其中，又以晉商、徽商以及廣東商幫中的潮商這三大商幫最為著名。
三大商幫興起
三大商幫中的徽商與晉商的興起，都是由于生活在貧困山區的人們靠種地難以維持生計，必須另謀他路，從而走上經商道路。
徽商發源地古徽州（如今分屬皖贛兩省的歙縣、休甯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等）地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晉末、宋末、唐末中國曆史上三次移民潮，從北方遷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
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當地商人最早經營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于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徽商們外出經商則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其中典當商最為著名，頗具壟斷之勢。
晉商最初形成于山西之外。明朝初年，為保衛北部邊防設立了九邊（類似于現在軍區的概念），近百萬的軍隊和30多萬匹軍馬給政府财政造成極大壓力，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政府開始實行以糧換鹽的開中制，這一制度為後來在“走西口”中成長壯大的晉商打下了根基。
明末時期，一些山西商人又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内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清兵入主中原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
比徽商、晉商稍晚崛起的潮商，則以海洋為通道，以海上販運方式獲利。大約在明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私人海外貿易興起後，潮州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地投入海上商業冒險活動，到明中後期大批潮州人以船為伴湧向海潮波濤之中。由于潮州商人所用之船船頭都刷成朱紅色，所以入清以來紅頭船便成為了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的潮州商人又被稱為紅頭船商人。
特權、紅頂、海商
晉商、徽商和潮商因地域、文化和曆史原因，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前兩者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清時期進入全盛，靠的是與明清政府緊密合作，因而也有了以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
晉商的發展，得益于與政治力量緊密結合，清朝許多大規模軍事活動都得力于晉商贊助。例如，1720年清政府征剿西北準噶爾叛亂，因路途遙遠，運輸糧秣成為最頭痛的問題。晉商此時抓住機會，積極随軍進剿，代運軍糧，獲得朝廷的芳心。
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據《清史稿》記載，有一名叫王繩中的晉商一次贈給乾隆白銀—百萬兩作為報效，被稱為“百萬繩中”，清王朝則用“賜産”、“入籍”、“賜職”以及特許經營和貸給資本等方法，給了晉商種種經濟和政治特權，如特許晉商經營鹽業以及對日本的銅貿易，等等。
與晉商靠政府提攜不同，徽商的一大特色是賈與儒密切聯結。徽商發源地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後，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
據說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閱讀。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還有歙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曆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袅袅，家築藏書閣，終歲苦讀。
在此傳統下世代儒化的徽商，一方面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另一方面反過來又借助于儒學對徽商的商業經營活動産生了深刻的曆史影響。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
不過，盡管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也未能完全遊離于官僚體系之外，甚至相互接托。他們以“急公議叙”、“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還以重資結納，以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和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紅頂商人。
紅頂商人的典型代表人物便是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胡雪岩因捐輸及輔佐陝甘總督左宗棠有功，清朝政府賞封布政使銜，從二品文官頂戴紅珊瑚，賞穿黃馬褂，“紅頂商人”的稱謂也由此得來。
潮州商人的血液裡則充滿了商業細胞，簡直為商業而生。乾隆年間，清政府準許商人們前往泰國采購大米，潮商借助這一機會，從南洋運回象牙、珠寶等奇珍異物，幾年間便獲利豐厚。
以海為生的潮州人，一向以愛冒險、個性強烈、肯吃苦耐勞著稱。他們積極向外拓展版圖，背井離鄉遠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打天下。長期的風浪造就了他們膽識超人、敢為天下先的氣魄；而以精細為精髓的潮州文化，又培育了潮州人商場上的精明與精打細算。
樓起樓塌
明清時期興起的商幫打上強烈的政府烙印，他們為皇權政治和官僚集團服務而興盛，但當皇權官僚政府走向衰亡時，商幫們也必然禍及自身。
晉商衰敗的一大導火索，便源自當時國勢式微後對俄茶葉大戰的挫敗。在中俄交易中，原本大宗交易的茶葉皆為晉商所壟斷。但從同治元年（1862年）始，俄國商人也開始販運茶葉，并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并運，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晉商販茶卻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并且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收。
雖然晉商随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北上到俄國經商，清政府也予以支持。但1909年，俄國政府突然違背兩國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最終落敗。
在票号（金融彙兌）生意方面，由于墨守成規，晉商也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清末時，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狀态，晉商中雖然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于一些财東及總号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最終錯失發展機遇。
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也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煤礦業，煤礦業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受運輸條件制約，緻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與晉商命運類似，徽商的衰落也與清末證券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緊密相關。
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迹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受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加之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
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财閥開始興起，隻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如今，人們還能從喬家大院、常家莊園等晉商遺留的建築牆垣中感受到全盛時期的晉商文化。此外，遍布全國的會館也是晉商商業帝國的一個見證。
潮商幫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幹年的苦鬥，又終于在20世紀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東南亞，湧現出李嘉誠、陳弼臣等一批世界級巨商。如今，内地湧現出的騰訊董事局主席馬化騰等，也是新一派潮州商人的代表。
而改革開放以來，日漸崛起的浙商、蘇商、滬商、京商、粵商和閩商，以及正悄然發展的魯商、豫商，又逐漸成長為全新的商幫群體，再加上如今互聯網時代逐漸成型的“網商”，諸多新商幫的興起開始見證新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和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