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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交部當信使

時間:2024-10-28 02:37:53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從外交部成立到現在,轉眼已過68年。現在的外交部街33号大院裡,原先的主要建築已因危舊拆除,改建成12座宿舍樓。這裡仍然居住着數百名在職及離退休的外交官,包括我自己。每當茶餘飯後,大家談起外交往事,談起新時代的大國外交,心中都充滿着無限驕傲與自豪。

周總理兼外長在辦公。周恩來為新中國外交部辦公地定址

新中國成立前夕,内政、外交等國家大事非常多,中央領導層特别忙。當時,全黨的對外事務由中央外事組負責,組長是葉劍英,副組長是王炳南。

1949年10月1日,将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9月的某一天,周恩來把王炳南找來,給他布置了兩項任務:第一,要抓緊就組建新中國外交幹部隊伍提出具體意見;第二,要趕快尋找和确定外交部的辦公地址。

王炳南按照周恩來的意見,從軍隊和地方選調了一批文化水平較高、具有豐富鬥争經驗的幹部,其中就包括不少剛剛走下硝煙戰場的高級将領;同時又遵從周恩來的指示,到北京各處尋找新中國外交部辦公地址。最後物色到三處:一處是位于東交民巷的舊日本使館,另外一處是前門東面的六國飯店(現在叫“華風賓館”),第三處為東單外交部街北洋軍閥時期的外交部。周恩來看過以後,認為都不理想,但比來比去,還是決定将外交部設在第三處即外交部街31号(現在是33号)。

現在和我住在同一個院裡的離休外交官譚漢同志是參與籌建外交部的外事組成員之一。據他回憶:舊外交部大院比較大,人們出入有東西兩座大門,西大門是朱漆銅釘中國傳統式大門,東大門是西洋拱頂式門樓。院内的主要建築有東樓和西樓,皆為兩層,兩樓之間有個帶頂的走廊,廊下為人和車的出入通道。東樓原先是清朝宣統皇帝為迎接德國王儲訪華将寶源局改建成的“迎賓館”,孫中山先生北上實踐“南北議和”,也曾在這裡住過。該樓朝南的正門為雙層,上面是陽台,下面的樓門古典而莊重,紅木做框,内鑲厚厚玻璃,玻璃上還雕刻着兩條巨龍。而西樓則比較普通。

外事組的同志們經過徹底檢查、清理、打掃、裝修之後,确定了房間分配方案:東樓二層朝陽的一面是部長、副部長和辦公廳主任的辦公室,并留有一間作會議室,東端的幾間房供辦公廳秘書處使用。東樓一層分配給了人事處、交際處、國際司、蘇聯東歐司和護照科等單位。西樓是美澳司、西歐司、亞洲司、情報司的辦公室。

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國外交部東大門。

新中國外交部東樓朝南的門樓。毛澤東簽署新中國第一份國書

1949年10月1日上午,毛主席在勤政殿主持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上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下午3時,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廣場上歡聲雷動,舉國歡騰。毛主席還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說:“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大典一結束,周恩來就指令新上任的新中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馬上派人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由他簽署的緻各國使節的公函,送往在大陸仍有留守人員的各國外交機構。王炳南不敢耽擱,馬上派後來長期擔任禮賓司司長的韓叙先把上述文件送交在北京的蘇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多米尼加等8家原駐華機構,同時又派曹桂生專程去往南京,将上述兩份重要文件送達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埃及、緬甸、泰國、奧地利、葡萄牙、阿富汗和波蘭等10國原駐華使館及轉送在上海的30餘國外交使團。

在毛主席宣布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天,即10月2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就代表蘇聯政府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與之建交。10月3日,周恩來複函蘇聯駐華臨時代辦,同意建交。此後,中央又決定由王稼祥擔任新中國派出的第一位大使——駐蘇聯大使。王稼祥于10月20日出發趕赴蘇聯。由于當時趕不及辦理新中國外交護照,隻能于10月19日由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和副主任閻寶航共同簽署了一封“證明信”,請蘇聯沿途關卡查驗放行,并給予外交待遇。

王稼祥抵達莫斯科後,11月3日舉行遞交國書儀式,将新中國第一份國書呈遞給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此國書的編号是“國字第壹号”,封面為正紅色,“國書”兩個大字為隸體書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簽署、外交部長周恩來副署,并在他們簽名下面加蓋了個人印章,讓人一看就覺得格外莊嚴、得體。

到1949年10月27日止,已有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和民主德國等國相繼與新中國建交。

新中國第一份國書外交部舉行成立大會

1949年10月5日,王炳南率領首批外交部工作人員,從北京的禦河橋和松樹胡同搬進外交部街大院,正式開始辦公。盡管這裡的房子是老的,家具是舊的,可人們的心情和精神面貌卻煥然一新,同志們都懷着極其喜悅的心情和特殊的使命感,為新中國認真履行自己應盡的責任。

同一天,周恩來總理召集王炳南、柯柏年等外交部負責同志召開首次外交部工作會議,決定部内各單位排列的次序是辦公廳、蘇歐司、亞洲司、西歐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國際司、情報司、條約委員會和政策委員會等9個單位,并決定于11月8日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正式成立大會。

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會正式召開,籌建工作人員整整忙活了一天。晚上8點,周恩來總理在李克農副部長和王炳南主任的陪同下,準時走進會場。

周總理一看見禮堂裡坐滿了人,非常高興地說:“炳南,你找到了這麼多人,真好!今天我們就宣布外交部正式成立。”大家熱烈鼓掌。

當時全場有近170人,大家圍坐在桌子四周,周總理和部領導坐在前面。周總理打開花名冊逐一點名,凡是熟悉的,還開一兩句玩笑;遇到不熟悉的,他都詢問一下個人情況。會場上不時發出陣陣笑聲,氣氛相當融洽、輕松和熱烈。

正式大會由王炳南主持,簡單的開場白後,他請周總理講話,周總理的第一句話是:“今天,我們開這個大會目的不是為了‘登一下報’,而是為了彼此見見面。然後,我再來談一談部裡的工作究竟有什麼計劃和打算。”

周總理在闡述了國際形勢和新中國外交任務之後說:“中國的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的,是害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後,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呢?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說到這裡,全場一片掌聲。

總理又說:“我們不要被動,不要怯懦,要認清帝國主義本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動,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沒有承認我們的國家,我們一概不承認他們的大使館、領事館和外交官的地位。他們要是犯了法,我們一樣依法辦事!”

接着,周總理繼續叮囑在座的同志:“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我們這100多人,現在是在開辟戰場。我們應當在工作中不斷磨煉與培養。我要求每一位同志,一切從頭學起,既不要驕傲,也不要氣餒,同時還要嚴守紀律。所有事情都要事先請示、商讨,批準後再做,做完後還要報告,這一點很重要。”

最後,周總理向大家提出一個建議:“我們大部分同志才工作不久,外交知識和一般社會知識都不夠,因而要抓緊學習。我提議:在我們的外交機構中,要建立起新的學習制度來。”聽後,在座的同志無不感到歡欣鼓舞、揚眉吐氣,說這真正代表了新中國的新氣象。

我成為新中國外交部的一員

我原本是山東電影制片廠的一名新聞紀錄片攝影師,1960年調入外交部,先在外交學院學習了三年英語,然後于1963年夏天正式來到外交部工作。那時,外交部工作人員上下班都走上述的大紅色西門,隻有重要外交活動和部領導接見重要外賓及駐華使節時才走東面的正門。當時大院裡的東西樓和樓内布局,和譚漢同志說的幾乎一模一樣。我記得當我第一次邁進外交部大門的時候,心中無限感慨:“我這個來自農村的孩子,竟然成了一名新中國的外交官了!”

我在外交部總共工作了34年,直至1994年離休。我曾在外交部擔任過16年的外交信使,足迹遍及五大洲134個國家和地區。每當完成任務、手提裝有國家機密的外交郵袋返回部裡時,我的感覺是:“我可回到家了!”

1966年初,河北邢台發生大地震,外交部搬遷到東交民巷。1970年,外交部又遷往東四,1998年再遷至朝陽門外現址。

作者在外交部(東四)門前。(來源:《縱橫》雜志,郵發代号: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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