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得到二月初你們從上海來的信，我看完後，高興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飯也沒有吃飽，便忙匆匆地提筆要來回你們的信。本來在前數天，我看山姊給念吾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們的信。不過山的信上說得很要緊，我以為一定是封長信，打開看後，自然不免有點失望。但現在這個觀念消滅了，因為你們兩個人的精神已經從你們的信中活活地表現出來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樂！
你們知道我現在已到柏林了麼？念吾也來了，不久——七天後——奈因也要來此過春假。我們預備開一個三人會議，讨論一些社的事情。本來你們的來信，我應當給他們看了，有了籌劃，再答複你們，不過我現在要急于表現我現在一個人的直覺，要在這極匆迫——僅五十分鐘——的時候，将我的感想寫出，免得過時飛去。你們須知這種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這個“多畏多慮”的人所難能的，望你們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極敏銳的眼光來看閱好了。
……
主義問題，我們差不多已歸一緻。現在再鄭重聲明一句，便是：“我們當信共産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産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其餘的也不必談了，我們大都可以心會，古人所謂“莫逆我心，相視而笑”，我們現在當對信一笑了。
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後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确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于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後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你們現在是講實際運動了，慚愧我們得很！我們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極感同志稀少。你們須知我們在此應當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義、調查歐洲勞動運動狀況、翻譯小冊子、同他們通點聲氣；而現在我們在此，可說是一事無成，真慚愧得無以自容。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登上“波爾多斯”号赴法，開始了他的旅歐生涯。他的足迹遍及巴黎、倫敦、柏林等地，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使他思考良多，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主義問題。周恩來這信中自陳，他到歐洲後“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比較的結果是堅定選擇了共産主義，也就是信中所說的C.ism（即共産主義的英文Communism的簡寫）。
周恩來此前在南開念書時，是覺悟社的骨幹成員。信中提到“社的事情”指的就是覺悟社。覺悟社是五四運動後，一批天津的進步學生發起成立的社團，覺悟社的主要成員後來大多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這封信的兩位收信人谌小岑、李毅韬也是覺悟社的成員。資料顯示，1897年出生的谌小岑，1920年與張太雷組織了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1896年出生的李毅韬，1921年在天津也參與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信中提到的念吾和奈因，分别指劉清揚、趙光宸，他們也都是覺悟社成員，當時都在歐洲求學。
1922年3月間，周恩來還給另外兩位覺悟社成員李錫錦、鄭季清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信中還附有一首周恩來做的白話詩，他寫道：“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那有這類便宜事？”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來願為共産主義革命事業披荊斬棘、出生入死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