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遺書
1935年3月4日，江西信豐縣塘村山區發生了一場紅白兩軍包圍與突圍的惡戰。兵力上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将頭晚宿營于此的中共贛南省委、省軍區2000餘人重重包圍。率隊突圍的紅軍将領劉伯堅最終在激烈的戰鬥中身中數彈，不幸負傷被捕。
在獄中，劉伯堅自知必死無疑，3月16日給親屬寫下了遺書，内容如下。
鳳笙大嫂并轉五六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寫寄給你們的信，絕命詞及給虎、豹、熊諸幼兒的遺囑，由大庾縣郵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現在尚留人間，被押在大庾粵軍第一軍軍部，以後結果怎樣，尚不可知，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
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産，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着諸兄嫂……為着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緻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幾天後的3月21日，劉伯堅壯烈犧牲在江西省大餘縣（原大庾縣）金蓮山，年僅40歲。
從以後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從被捕到犧牲，劉伯堅共給親人寫了四封書信，其中三封反複囑咐兄嫂找到托付給他人的三個兒子（劉虎生、劉豹生、劉熊生）以及對他們的期望。最後一封信是寫給他的愛人王叔振的，信是這樣寫的：
叔振同志：
我的絕命書及遺囑你必能見着，我直寄陝西鳳笙及五六諸兄嫂。
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并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的事業。
我葬在大庾梅關附近。
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緻以最後革命的敬禮。
劉伯堅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然而，劉伯堅并不知道，在他寫這封信之前，他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一步在閩西遊擊區光榮犧牲了。
遺孤團聚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赴西安參加談判期間，他聽說劉家有一個兒子寄養在西安舅母家，立刻派人尋找。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劉虎生被送往延安，1948年被派遣到蘇聯學習科學技術。1955年，虎生結束了他在蘇聯的學習生活，回國後先後在五機部、科技部等單位工作。
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瑞金縣人民委員會的一名幹部，領着兩名從北京來的解放軍幹部，走進了武陽村的郭賤姑家。已經68歲的郭婆婆聽地方幹部講了幾分鐘，馬上明白人民政府派人來找豹生了。1952年7月，劉豹生進入北京中學讀書，後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航空專業，畢業後分配到航空工業研究所工作。
1953年8月，在福建連城縣芷溪上高一的劉熊生被黨組織找到了。他在知道自己身世後，并沒有離開哺育他的那一方土地。此後，劉熊生從沒因為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後代而對工作和生活提出什麼特别的要求，他當了整整一輩子的山村農民直至去世。
1979年5月，虎生、豹生、熊生三個親兄弟終于在北京見面，這也是他們三兄弟的首次團聚。三個男子漢緊緊擁抱在一起，沉浸在悲恸、激動、自豪的複雜情緒中，重新湧聚在三兄弟心中的，是對父母無盡的緬懷。